海因里希·塞恩-威廷根施坦因亲王（Heinrich Prinz zu Sayn-Wittgenstein）是二战时期德国的著名飞行员，到他战死时一共取得了83场空战的胜利，是德国空军中战绩最佳的夜间战斗机飞行员。他本名海因里希，但中国网民更多地称他为夏彦，即使用他姓氏中的“塞恩”（Sayn）的异译来称呼他。近年来，关于夏彦“意图刺杀希特勒”的说法在中英文网络中甚嚣尘上，但这一说法只是来自白俄贵族玛丽·瓦西里奇科娃（Marie Vassiltchikova，1917-1976年）的孤证，疑点重重（编注：本文的“白俄”指在一战后期俄国革命爆发后去国的俄罗斯人，他们通常对俄罗斯的苏维埃政权持反对态度）。

　　此事最早的记录来自玛丽的日记改编而成的《柏林记忆》（原名：Berlin Diaries 1940-1945），随后她的姐姐塔蒂阿娜·瓦西里奇科娃（Tatiana Vassiltchikova，1915-2006年）的回忆录《愚人炼狱》（Purgatory of Fools）里对此事进行了转述。后来，在夏彦的传记《德国空军夜间战斗机王牌海因里希·塞恩-威廷根施坦因亲王和埃格蒙特·利佩-魏森菲尔德亲王的一生》（The lives of Luftwaffe night fighter aces Heinrich Prinz zu Sayn-Wittgenstein and Egmont Prinz zur Lippe-Weissenfeld）中，夏彦的母亲又转述了这一说法。但是，三本书中的说法大相径庭。

　　本文对三个文本进行比较分析，结合德语和俄语资料——夏彦的家谱和其他人的描述，探究夏彦“意图刺杀希特勒”的真相。这件事，基本可以确认是沙俄遗老遗少的向壁虚构，而这些流亡德国的沙俄旧贵族对二战和纳粹的罪行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

　　夏彦（左二）被希特勒接见

　　玛丽和夏彦其实不太熟

　　俄国十月革命后，白俄贵族逃亡到西方，其中一些人在德国，他们试图借助纳粹的力量，反攻苏联。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堂弟西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Кирилл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大公就成了希特勒的“原始股东”。二战爆发前夕，伊拉利昂·瓦西里奇科夫（Илларион Васильчиков，1881–1969）大公夫妇和他的儿女们更是与纳粹关系密切。伊拉利昂原为沙俄杜马议员和农业委员会主席，一战时掌管俄罗斯红十字会，他的两个女儿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玛丽·瓦西里奇科娃和塔蒂阿娜·瓦西里奇科娃。

　　玛丽被安排进了德国国家广播电台，后转入外交部情报司，顶替她姐姐塔蒂阿娜的职位。塔蒂阿娜则嫁给了德国军官保罗·冯·梅特涅公爵。瓦西里奇科夫的儿子被送入柏林大学就读，后来转学到巴黎，加入法国地下抵抗组织。

　　玛丽在《柏林记忆》中写道，她母亲莉迪亚·姆亚泽姆斯卡娅（Лидия Васильчикова，1886–1946）之所以赞同希特勒，是本着“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的原则，1941年她母亲“仍然相信德军入侵俄国将造成俄国民众群起反抗；待重新建立俄国国民政府之后，再来对付德国人不迟。” [1]

　　莉迪亚·姆亚泽姆斯卡娅，玛丽和塔蒂阿娜的母亲、瓦西里奇科夫大公夫人

　　然而，随着纳粹德国日显颓势，这群白俄贵族又抛弃了希特勒，深度参与了1944年的刺杀希特勒计划。那么，夏彦是否也参与了该计划？

　　玛丽的《柏林记忆》里写道：“1943年8月18日，今晚在俾斯麦家和海因里希·赛恩-威廷根施坦因（编注：即夏彦）长谈；他从俄国调回来防御柏林，已经击落了63架敌方轰炸机，现在是全国坐第二把交椅的夜间战斗机飞行员。但因为他是个爵爷（拿破仑战争期间一位著名俄国陆军元帅的后代），信念不同，不受政府宠信，战果也不被重视。我很少碰到像他这样敏感又善良的男孩。他在瑞士长大，对德国不熟。”[2]

　　玛丽显然不了解夏彦的家世和他个人的成长经历。首先，上面这段描述会让读者产生夏彦是俄罗斯贵族后裔的错觉。但夏彦是德国世袭贵族——赛恩-威廷根施坦因家族的成员。他于1916年8月14日出生于丹麦哥本哈根，父亲是德国驻丹麦大使馆外交官古斯塔夫·亚历山大·祖·塞恩-威廷根施坦因-赛恩（Gustav Alexander zu Sayn-Wittgenstein-Sayn，1880-1953 年），母亲是沃尔布加·冯·弗里森（Walburga, Baroness von Friesen，1885-1970 年）是德国贵族冯·弗里森之女。[3]

　　不过，夏彦的家族与俄罗斯倒也不是全无瓜葛。他祖上的确有过一段为沙皇俄国效力的经历。夏彦的高祖父是普鲁士将军，“七年战争”期间于1761年被俄军俘虏。一年后，来自德国的彼得三世成为俄国沙皇（他的母亲是彼得大帝的女儿，嫁给了德国贵族）。作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迷弟”，彼得三世立即结束了战争，与普鲁士签订和约。而夏彦的高祖父则与其他许多被俘的军官一样受到彼得三世的任命，并加入俄罗斯帝国陆军。而夏彦的曾祖父路德维希·阿道夫·彼得·塞恩-维特根斯坦（Ludwig Adolf Peter zu Sayn-Wittgenstein，1769-1843年）此后也为沙俄效力，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曾为沙皇俄国立下赫赫战功。[4]1823年，路德维希晋升为沙俄的陆军元帅。

　　夏彦的曾祖父，路德维希·阿道夫·彼得·塞恩-维特根斯坦，沙皇俄国陆军元帅。

　　尽管如此，路德维希仍通过他的婚姻显示了他的家族与俄罗斯的“距离”。1798年，路德维希娶了波兰贵族安东尼娅·塞西莉·斯纳斯卡（Antonia Cäcilie Snarska，1779-1855年）为妻。1795年，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第三次瓜分波兰，波兰彻底亡国。而安东尼娅所在的斯纳斯卡家族是波兰的亲德派，安东尼娅曾被送往德国的中学接受教育。考虑到这些因素，路德维希和安东尼娅的婚姻似乎是一种“自我宣言”——一个前途大好的德意志青年，仍旧选择娶了亡国的波兰贵族之女。夏彦一家，始终没有“俄罗斯化”。

　　夏彦的曾祖母，安东尼娅·塞西莉·斯纳斯卡。

　　1828年，由于不愿参与俄罗斯与土耳其的战争，路德维希称病退休，返回德国养老。赛恩-威廷根施坦因家族也就此从俄罗斯回到了德国。1834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授予他夏彦-维特根斯坦亲王的称号。1843 年 6 月11日，夏彦-维特根斯坦亲王在奥地利加利西亚的首府伦贝格旅居时去世。

　　童年时期的夏彦曾随父母在包括瑞士在内的不同地点的多所学校就读，后来又被送回德国接受教育，在德国弗莱堡的高级中学（Realgymnasium）就读。弗莱堡是当时的陆军档案馆（der Registratur des Reichsministeriums）所在地，也是现在联邦德国军事档案馆所在地。夏彦的父母让他在这里接受教育，是为他在军队中进一步深造做准备。

　　1935年12月17日，夏彦从弗莱堡获得中学毕业证书。[5]此前，他就于1932年4月12日加入了当地的希特勒青年团，并在1933年1月15日成为小组领导（Kameradschaftsführer），从1933年复活节到当年秋天作为军事体育总监（Wehrsportleiter）领导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军训活动。

　　1933年到1937年，他一直待在德国，辗转多个营地和学校，领导预备部队的军事训练。1937年4月，夏彦加入德军，最初是骑兵，后转入空军，在当年10月被布伦瑞克的飞行训练学校录取。他曾在多个空军基地服役，1938年开始担任领航员 （Kampfbeobachter）。[6]在二战后期，柏林被盟军飞机大规模空袭时，夏彦的战斗意志十分高涨，定要亲力亲为。他的同僚在回忆中也提到了夏彦在作战时种种生猛的做派。

　　从上文夏彦的家世、成长经历、服役记录和同僚回忆可见，长期在德国生活、中学时就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夏彦，虽然没有加入纳粹党，但一直在德军服役，忠诚度较高，并非如玛丽所说，“在瑞士长大，对德国不熟”，也不能说他与纳粹德国“信念不同”。

　　此外，玛丽在她的日记里写道，夏彦战死后，玛丽认为夏彦的父母在大战爆发时不该将三个儿子从瑞士送回德国，因为“他们家祖先多为法国人和俄国人，德国血统并不多”。但从上文所述可知，夏彦早就回到了德国，并于二战在欧洲战场爆发前两天就加入了德军，并不是二战爆发时才回国的。夏彦的祖母确实是法国人，但至少从他的高祖父往下，他的家族中就没有加入过俄国血统。可见玛丽不但对夏彦比较久远的家世并不熟悉，就连夏彦少年到青年时代的这段经历也不甚了了。

　　夏彦真的想刺杀希特勒？

　　在玛丽·瓦西里奇科娃的《柏林记忆》里，1944年1月25日的日记里提到，她从曾担任驻苏联大使的舒伦堡伯爵那里得知，夏彦已经阵亡（编注：夏彦在1944年1月21日战死），“我整个人僵住”，因为“我们是很熟的朋友”。玛丽想起几天前才和夏彦通过电话，夏彦告诉她自己去了希特勒的司令部，希特勒“亲手为他的骑士十字勋章加配橡叶”的事。令夏彦感到惊讶的是，在觐见希特勒之前，“居然没人来取走他的手枪”，“所以他本来有机会当场‘把他干掉’！”之后玛丽和夏彦约了见面，夏彦又“开始计划下一次再碰上和希特勒握手的机会，将引爆炸弹和元首同归于尽的可能性”。[7]

　　这就是来自玛丽的日记中，关于夏彦企图刺杀希特勒的记载。

　　[俄]玛丽·瓦西里奇科娃，唐嘉慧 译，《柏林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8年。

　　玛丽的说法模糊不清，疑点重重。她的姐姐塔蒂阿娜·瓦西里奇科娃的回忆录转引了玛丽的说法，但是与玛丽在《柏林记忆》中的说法出入很大。

　　塔蒂阿娜在1976年出版的回忆录《愚人炼狱》里写道，玛丽在一个周末来到她家，“头发凌乱，脸孔肮脏，吓得几乎要哭出来”，玛丽告诉塔蒂阿娜和她的丈夫保罗，对希特勒的刺杀随时可能发生。玛丽提到了夏彦在1943年曾有用手枪射杀希特勒的想法。当时希特勒将亲自为夏彦授予骑士十字勋章（Ritterkreuz）。夏彦在参加授勋前问包括玛丽在内的一些参与密谋刺杀希特勒的人，是否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刺杀希特勒。夏彦说“我没有结婚，我没有孩子——我是可以牺牲的。他将亲自接见我。我们当中还有谁能如此接近他？”但夏彦最终没有机会动手，平安地回来了，“他告诉我们，他已经被解除了武装。在被元首接见之前，他被迫交出了手枪”。[8]

　　在玛丽的日记中，夏彦在1944年带着枪见希特勒，有机会行刺却没动手，之后又考虑用炸弹和希特勒同归于尽；而塔蒂阿娜的回忆录中，玛丽的说法变成了夏彦在1943年打算借授勋的机会刺杀希特勒，却因被收走了手枪而没有机会动手。

　　除了上述出入，塔蒂阿娜的回忆录中对夏彦在1943年被授予的勋章种类的记载也有误。1943年8月31日夏彦获得的是第 290号橡树叶勋章。他倒是得过骑士十字勋章，但那是在1942年10月2日获得的。可见塔蒂阿娜和夏彦也谈不上很熟。至少夏彦不是如她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最亲近的朋友之一”。

　　《愚人炼狱》，纽约：四合院出版社，1976年

　　所谓“夏彦意图刺杀希特勒”的说法，夏彦的母亲沃尔布加采信的是塔蒂阿娜的版本。夏彦的传记《德国空军夜间战斗机王牌海因里希·塞恩-威廷根施坦因亲王和埃格蒙特·利佩-魏森菲尔德亲王的一生》中引用了他母亲的说法：“他（夏彦）的幻想无限破灭，失望无比。1943年，他曾考虑过射杀希特勒。只是出于荣誉感和责任感，海因里希才继续战斗。” [9]

　　但是，沃尔布加其实仍是不太相信，自己那个一心想建功立业的儿子会企图谋杀希特勒，于是把原因归结为儿子“幻想破灭，失望无比。”

　　至此，我们可以对所谓“夏彦意图刺杀希特勒”这一说法做一个小结。这个说法其实只是来自玛丽《柏林记忆》中的孤证。玛丽的姐姐塔蒂阿娜在回忆录中对此事的记载，只是转述玛丽的说法，而且这个版本和玛丽《柏林记忆》中的说法又互相抵牾。夏彦的传记中引用的他母亲对此事的说法，更是已经转了两道手的版本。况且，夏彦的母亲当时人在瑞士，对此事并不清楚。而从玛丽、塔蒂阿娜姐妹的书中关于夏彦的记载来看，她们对夏彦其实并不相知甚深，恐怕夏彦并不像她们在书中所说，是她们“很熟的朋友”或“最亲近的朋友之一”。夏彦即使真的有心刺杀希特勒，他会向并不相熟的玛丽透露这一想法吗？

　　以上种种可以说明，所谓“夏彦意图刺杀希特勒”的说法，可信度很低。基本可以判定是子虚乌有之事。

　　夏彦或许是白俄贵族更中意的人选

　　虽然夏彦“意图刺杀希特勒”并不可信，但是或许夏彦的确曾被参与刺杀希特勒计划的白俄贵族视作一个理想的刺客人选。

　　从玛丽的日记中可以看出，玛丽一家深度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计划。而且，他们一家与真正执行刺杀计划的冯·施陶芬伯格一家关系匪浅。

　　在《柏林记忆》中，玛丽在1944年7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37岁的施陶芬贝格加入反纳粹阵营的时间较晚，1943年7月才被吸收（编注：此时夏彦已经阵亡）。……他负伤严重，失去一只眼睛、右臂及左手的两根手指。”在7月22日的日记中玛丽提到，施陶芬贝格是“密谋者中极少数经常被希特勒召见的人……他承受的压力太大，这也难怪。如果换一个能够开枪的人来行刺，或许就能成功了。可是施陶芬贝格的残疾太严重。”她还提到施陶芬贝格的太太是冯·莱兴费尔德男爵之女，也是她母亲的教女，“因为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她的双亲都住在俄属立陶宛境内”。[10]

　　此处，玛丽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施陶芬贝格的妻子妮娜·申克·冯·施陶芬伯格（Nina Schenk von Stauffenberg）是古斯塔夫·弗莱赫尔·冯·莱兴菲尔德 (Gustav Freiherr von Lerchenfeld）伯爵的独生女，更是玛丽父母的教女，一战前出生在沙皇俄国治下的立陶宛，俄化程度较深。

　　施陶芬伯格虽为德国贵族，却是家中四个孩子里的老三，能分到的遗产极少。施陶芬贝格与妮娜并非相识多年，而是匆匆结婚，可能是为了继承她在立陶宛的庄园。然而，1940年苏联占领波罗的海三国，使这份财产化为泡影。

　　冯·施陶芬贝格与妮娜

　　白俄贵族利用冯·施陶芬贝格残疾和财产损失的双重困境，将其拉入密谋团体，说服他担任刺客。当然，更重要的是利用他对斯拉夫人的同情——他曾将一名枪杀两名波兰妇女的德国军官送上军事法庭。[11]

　　玛丽·瓦西里奇科娃

　　而相比于残疾的施陶芬贝格，夏彦或许才是白俄贵族更中意的刺客。夏彦四肢健全，英勇善战，多次被希特勒接见，更有可能成功。玛丽与夏彦的接触，很有可能就怀着将他发展成刺客的目的。但正如上文的分析那样，他们两人的交情应该还没发展到可以互相吐露这种足以掉脑袋的机密大事的程度。而不久后夏彦就战死沙场了。这或许也在玛丽心中留下一个缺憾，才使她虚构了“夏彦意图刺杀希特勒”这样一个说法，作为一种心理上的补偿。

　　（李珂，新疆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注释：

　　[1] [俄]玛丽·瓦西里奇科娃，唐嘉慧 译，《柏林记忆1940-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第125页。

　　[2] [俄]玛丽·瓦西里奇科娃，唐嘉慧 译，《柏林记忆1940-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8年，第131页。

　　[3] Knott, Claire Rose (2008). Princes of Darkness — The lives of Luftwaffe night fighter aces Heinrich Prinz zu Sayn-Wittgenstein and Egmont Prinz zur Lippe-Weissenfeld. Hersham, Surrey: Ian Allan Publishing., p. 29.

　　[4] Knott, Claire Rose (2008). Princes of Darkness — The lives of Luftwaffe night fighter aces Heinrich Prinz zu Sayn-Wittgenstein and Egmont Prinz zur Lippe-Weissenfeld. Hersham, Surrey: Ian Allan Publishing., p. 111.

　　[5] Knott, Claire Rose (2008). Princes of Darkness — The lives of Luftwaffe night fighter aces Heinrich Prinz zu Sayn-Wittgenstein and Egmont Prinz zur Lippe-Weissenfeld. Hersham, Surrey: Ian Allan Publishing., pp. 29, 32.

　　[6] Knott, Claire Rose (2008). Princes of Darkness — The lives of Luftwaffe night fighter aces Heinrich Prinz zu Sayn-Wittgenstein and Egmont Prinz zur Lippe-Weissenfeld. Hersham, Surrey: Ian Allan Publishing., p. 38.

　　[7] [俄]玛丽·瓦西里奇科娃，唐嘉慧 译，《柏林记忆1940-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第195~196页。

　　[8] Metternich, Tatjana (1976). Purgatory of Fools. New York: Quadrangle.p.194.

　　[9]Knott, Claire Rose (2008). Princes of Darkness — The lives of Luftwaffe night fighter aces Heinrich Prinz zu Sayn-Wittgenstein and Egmont Prinz zur Lippe-Weissenfeld. Hersham, Surrey: Ian Allan Publishing , p. 108.

　　[10] [俄]玛丽·瓦西里奇科娃，唐嘉慧 译，《柏林记忆1940-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第263页、第273页。

　　[11] Sophie von Bechtolsheim: Stauffenberg – Mein Großvater war kein Attentäter. Herder, Freiburg 2019, ISBN 978-3-451-07217-8, S. 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