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前庭爱尔兰和古希腊罗马有何关系？
在一次旅途中，笔者偶遇一位毕业于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的金牌导游。他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提了一个看似幼稚的问题：“罗马人，维京人，英国人，谁没有侵略过爱尔兰？”不等游客反应，导游便自问自答：“罗马人，他们没到爱尔兰来。”的确，不要说罗马人，爱尔兰人和古希腊人也鲜有交集。然而，爱尔兰的古典研究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其首府都柏林更是欧美古典研究的重镇之一，诞生了诸多古典学大家，如推动了古代晚期研究的布朗（Peter Brown）、古代史家博里（John Bagnell Bury）、提出希腊人非理性命题的多兹（E. R. Dodds），以及王尔德（Oscar Wilde）的老师、希腊社会文化史巨擘马哈菲（J. P. Mahaffy），等等。为何地处西欧边陲的爱尔兰人会重视古希腊罗马文明？爱尔兰的古典学与其他国家相比有什么不同？爱尔兰的年轻人是否对古典学还有热情？
在爱尔兰古典学史中，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圣三一学院创立于1592年，由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皇家特许状建立。建校之初，学院的古典教学以亚里士多德文本研读为基础，侧重于学生论辩（disputationes）及拉丁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并服务于哲学与神学课程。17至18世纪，其教学逐渐转向荷马、维吉尔等古典文学作品的阅读与讲授。至19世纪，学院的古典学走向学科化与制度化，为现代古典系的形成奠定基础。爱尔兰其他高校的现代古典学建制亦多始于19世纪，并在随后一个世纪逐步发展。
圣三一学院老图书馆（Old Library）笔者于圣三一学院古典系攻读博士学位，邀请系内三位长期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的学者，分享他们的经验与体会。他们分别是第17任希腊语钦定教授阿胡维亚·卡汉（Ahuvia Kahane），古典系硕士项目主任谢恩·华莱士（Shane Wallace），以及希腊语助理教授兼任“国家课程与评估委员会古典学发展小组”主席的玛蒂娜·克伊珀斯（Martine Cuypers）。本访谈从历史遗产、专业培养以及现代大学课堂等视角，思考古典学在21世纪爱尔兰的定位与面临的挑战。
一、钦定教授讲席的殖民印记
对谈人：阿胡维亚·卡汉（Ahuvia Kahane）
2022年3月1日，阿胡维亚·卡汉钦定教授就职演讲。题目：“野猪、学者与古典语文学的伦理”（The Boar， the Scholar and the Ethics of Classical Philology）
圣三一学院古典系至今仍保留希腊语钦定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Greek）席位。学院还设置了医学钦定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Physic）和法学钦定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Laws）。您如何看待钦定教授席位的重要性？它对圣三一学院乃至整个古典学界意味着什么？
阿胡维亚·卡汉：钦定教授席位由英国王室设立，被广泛视作各领域内极具声望的教席。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希腊语教席由英王乔治三世于1761年设立（另有两个希腊语钦定讲席，分别在牛津和剑桥）。当然，如今英国君主制仅具象征意义，且爱尔兰已不再是大不列颠的一部分，但王室任命的某种象征意义依然留存。无论个人持何种更广泛的政治观点，这一教席都标志着学术机构和社会对该领域在学术界重要性的认可。在本例中，即该教席设立于古典学及古希腊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在都柏林（如同在牛津和剑桥），钦定教授的任命得以延续且从未中断，这标志着该学科持续焕发活力。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古典学及古希腊研究依然勃勃生机。
在您2022年的就职演讲中，主持人说：“很遗憾，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未能出席，因为爱尔兰是一个独立国家。”您如何看待爱尔兰与钦定教授职位所蕴含的王室象征之间这种有趣的张力？
阿胡维亚·卡汉：是的，这是一种有趣，但在我看来本质性的张力。今天的爱尔兰着眼未来，同时不忘其历史。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最初实际上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于1592年建立的英国“殖民”前哨，旨在将牛津和剑桥的模式复制到爱尔兰。但如今的圣三一学院已自成一体，是一所面向未来的大学。自1922年爱尔兰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成立以来，爱尔兰成为独立国家。我所担任的教席头衔中的“钦定”（Regius），如同“爱尔兰皇家学院”（Royal Irish Academy，亦由乔治三世授予皇家特许状）及其他爱尔兰机构的名称，既承认了国家的历史与过往，也同样肯定了爱尔兰将其化为己有、书写自身未来的自由。
圣三一学院以效仿牛津、剑桥大学的学院制而闻名。鉴于您的牛津背景，您如何看待圣三一学院与牛津大学，以及爱尔兰古典学术传统与英国传统之间的异同？
阿胡维亚·卡汉：这又回到了我们之前提到的张力，以及这种张力对真正学问的重要性。我坚信，也一直坚信“杂糅”（hybrids）的力量，即由众多不同、有时甚至矛盾的元素构成的思想与制度。我曾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求学，这所学院背负着深重的殖民历史，但同时也拥有显著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这种张力不断迫使我们追问：“我们是谁？”圣三一学院亦是如此，每天都在提出类似的问题。例如，在公共晚餐（Commons）上，学院的院士（Fellows）与学者共进晚餐时，我们会诵读一段长长的传统拉丁文感恩祷文（Latin Grace），感谢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及其他英国君主。然而，祷文结束后并没有正式的“阿门”（Amen）以做总结和肯定。“阿门”的缺失或许是一种悖逆，但绝非愤怒的沉默或冲突。这只是圣三一学院在众多方式中体现出的一个小小例子，既关怀传统与历史，又坚定地向前迈进。这正是我钟爱圣三一学院的诸多原因之一。
圣三一学院公共晚餐前诵读拉丁感恩祷文的仪式二、爱尔兰的古典学研究：定位与挑战
对谈人：谢恩·华莱士（Shane Wallace）
右为谢恩·华莱士能否介绍一下当前爱尔兰各个高校古典研究的现状？
谢恩·华莱士：目前，整个爱尔兰共有五所大学保留古典系建制，都在爱尔兰共和国。它们分别为都柏林圣三一学院、都柏林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梅努斯大学（Maynooth University）、科克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Cork）以及戈尔韦大学（University of Galway）。第六所原为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其古典系于2002年被裁撤。
这些高校中，圣三一学院和都柏林大学拥有数量充足的师资，都柏林大学还拥有数量最多的学生，其本科阶段的大课规模往往相当庞大。另外三所大学——戈尔韦、科克和梅努斯——规模都要小得多，各自形成了不同的学术特色。例如，科克大学的研究重点非常明显地集中于晚期古代，包括晚期罗马史与晚期古代世界的研究。戈尔韦大学则特别关注中世纪凯尔特文化与古典世界之间的联系，尤其重视爱尔兰凯尔特文化与晚期古代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该校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方向之一。梅努斯大学的规模同样较小。
一年制授课硕士项目作为爱尔兰和英国等高校的特色，往往受到国际学生的青睐。但由于学习周期较短，其培养效果也常被讨论。您认为，一年制项目的训练强度是否足以为古典学博士阶段的研究提供充分准备？
谢恩·华莱士：硕士项目具有某种过渡性特征，主要作用是培养学生继续开展学术研究所需的技能，为进入博士研究阶段做好准备。但是，不同类型硕士项目的命名容易引起混淆。你会看到MA（Master of Arts，人文硕士），MPhil（Master of Philosophy，哲学硕士），MLitt（Master of Literature，文学硕士），MSt（Master of Studies，研究硕士）和MSc（Master of Science，科学硕士）。本质上它们都属于研究生学位，只是命名传统不同。在圣三一学院，我们称之为MPhil（哲学硕士）。在都柏林大学，相应项目可能被称为MA（人文硕士）。两年制研究学位可能称为MLitt（文学硕士）。在英国一些大学则可能称为MSt（研究硕士）。而在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一年制硕士甚至可能被称为MSc（科学硕士）。
古典学科学硕士？
谢恩·华莱士：是的，科学硕士。我以前遇到过学生问：“爱丁堡能去吗？那里似乎只有理科项目，没有文科。”
其次是项目结构。英国一些大学以及欧洲部分国家（例如荷兰）设有两年制授课硕士项目，这种项目给予学生更多时间学习语言、培养研究能力，且通常更专业化。在像牛津或剑桥这样的大型大学中，学生甚至可以专门攻读古代史、铭文学或比较语言学等高度聚焦的项目。选择这些两年制项目的学生，往往已经明确计划在某个具体领域攻读博士。相比之下，一年制硕士项目更适合那些仍在探索未来方向的学生，它允许学生接触不同领域，并据此决定是否继续读博。虽然它无法提供两年制项目那样的深度，但仍然能够为学生提供足够的研究方法训练和学术技能培养，使他们能够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决定是否继续深造，评估自己是否适合从事研究。
古典学科学硕士证书样例爱尔兰在发展古典学的过程中是否面临一些特有的挑战？
谢恩·华莱士：首当其冲的困难在于爱尔兰的古典学正日益向都柏林集中，这让学界产生了担忧。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学、中学以及古典学科三者的平衡。事实上，同一个班级内部的水平差异始终是需要面对的问题。在爱尔兰，虽然“古典文明”已经被正式纳入中学课程体系，但实际上开设这门课程的学校并不多。因此，大多数进入大学古典系的学生，在此前从未系统接触过这一学科。真正学过拉丁语的中学生很少，而学过希腊语的则更少。这带来了一个特殊挑战，即英语文学、现代语言等学科的学生通常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学科基础，而古典学的学生往往必须从零开始学习。
在英国，一些私立学校会从八岁左右开始教授学生拉丁语，并在约十二岁时引入古希腊语。接受过这一训练的学生进入大学古典系后，通常在学习中表现更为出色。此外，多语环境的学生往往具有明显优势。例如，比利时学生通常掌握英语、法语和荷兰语，且德语能力往往较强。由于大量古典学研究成果以这些语言发表，他们能够更直接地接触二手文献，更有效地参与学术讨论，并将自己的研究置于既有学术传统中。相比之下，其他学生往往需要在开展研究的同时学习相关语言。因此，学生此前的语言背景会对其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须认识到，并非所有学生都能调用相同的语言资源。
爱尔兰学生对古典传统感兴趣吗？
谢恩·华莱士：当然！兴趣相当浓厚。神话与宗教、古希腊罗马历史、古典建筑等入门课程都大受欢迎。我们指导过几百名选修的学生，许多人随后还会继续修读更高级课程，这些内容本身非常吸引人。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建立一个完整且高质量的培养体系。当一门课程中同时存在毫无古典学基础的学生与已具备一定拉丁语或古希腊语基础的学生时，教学往往会相当棘手。
三、信息洪流时代古典学的意义
对谈人：玛蒂娜·克伊珀斯（Martine Cuypers）
右一为玛蒂娜·克伊珀斯您担任爱尔兰国家课程与评估委员会古典学发展小组主席，长期参与中学阶段古典学课程与评估体系的设计工作。在这一背景下，虽然中学课程的发展并非本次访谈的重点，但我想请教，在您的教学实践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应当是怎样的关系？
玛蒂娜·克伊珀斯：我认为，教学对于保持研究者的活力非常重要，我从学生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会接触到一些原本不会在自己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和文本，因为我研究一个非常专的领域。例如，今天早上我和一年级学生一起阅读萨福的《致阿佛洛狄忒颂》。这是一篇已经被研究了数千年的文本。但如果你和一年级学生一起阅读，他们会提出一些此前从未有人提过的问题。不存在愚蠢的问题，每一个本科生都可能提出一百位专家都不能回答的好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学极其重要。
教学不应只是向学生灌输信息。搜索引擎与聊天机器人均可提供信息检索，信息获取本身并非目的，而只是起点。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积极的，它使大量信息的获取变得更加容易。关键在于如何明智地使用这些工具，并依赖相对可靠的来源。当然，人工智能并不总是完全可靠，因此也需要具备识别其错误的能力。但关键始终在于学会提问：问题究竟是什么？你真正想了解什么？不同信息之间如何建立关联？这些判断与思考并不是聊天机器人能够替代完成的。
庞贝出土壁画，通常被认为描绘的是萨福在爱尔兰，古典学总体上是一门小众学科，一些本科生可能毕业后不会从事相关工作。您会将培养专业的学术能力作为教学目标吗？
玛蒂娜·克伊珀斯：学生需要掌握许多不同技能，他们必须知道如何引用文献、使用资料并用证据支撑论证。这些能力在所有学科中都非常重要的通用技能，无论学习数学、社会学还是古典学，情况都是一样的。除此之外，学生还需要学习如何学习，以及如何寻找和评估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空间让学生向聊天机器人提问，或者借助人工智能探索不同解决方案。
例如，我目前正在教授一门关于性别与性向的二年级本科课程，修读5学分课程的30至40名学生需要撰写一篇探讨伦理问题的论文。对这类论文，他们从何处获取建构伦理论证的依据其实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形成一个论据扎实、论证充分的立场。他们需要决定采用哪些论据来支持其主张，这些论据可能来自学术论文，也可以来自检索结果，或者来自与他人的讨论。这些都完全没有问题。我在这里教授的是如何构建一个成立的伦理论证，这并不是在训练他们做研究，因为研究需要另一套技能。
学生确实需要学习如何论证主张，而非仅停留在社交媒体式的意见表达。
玛蒂娜·克伊珀斯：二者之间的确存在一个中间地带。个人陈述不应只是：“我喜欢这个。”“我觉得这太荒谬了。”“我认为古希腊人很原始。”诸如此类的话都不是有价值的论证，它们只是带有立场色彩的意见而已。当你说出这样的话时，你需要解释原因。为什么你这样认为？为什么它是错的，或者为什么它是对的？古代可能是什么语境？与今天有什么不同？这些差异是否重要？它们会不会改变你对伦理判断的一般理解？这些都是对人生有重要意义的能力。无论你未来从事古典研究、学术工作，还是进入商业、公共治理等完全不同的领域，这些能力都将发挥作用。
在您看来，当今爱尔兰学生学习古典学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玛蒂娜·克伊珀斯：其中一个挑战在于，如何在不断涌现的信息洪流中取得价值与稳定性间的平衡。如今，互联网和搜索引擎都极大便利了信息索取，但这反而使人更易陷入持续的信息过载中，并逐渐削弱对何为重要或不重要的判断力。对学生而言，学会判断什么对自己有价值，什么是自己认为重要的，以及愿意把时间投入在哪里，这些关乎如何选择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选择一份能够维持生计的工作，还是从事真正希望投入的工作，其间总是存在一种平衡。学习古典学会使人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古典学并不直接对应明确的职业路径，我的大多数学生走向了不同的行业，有的成为欧盟委员会的演讲稿撰写人，有的从事出版、公共传播行业，也有人进入公务员体系。他们所带走的是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的技能。例如，在为欧盟专员撰写演讲稿时，他们会运用在古代修辞学中习得的能力，如构建文本、组织论证及调整修辞，这些能力都可以应用到新的语境中。与此同时，我也希望学生能意识到，我们今天面对的许多问题其实早在三千年前就已被提出并反复思考。例如，什么是重要的生活？我们如何面对死亡？不同文化之间如何互动？这些问题构成了学习古典学的真正价值所在。
学习古典学也意味着进入一个时间跨度极长的广阔领域。人们不断回到希腊悲剧、哲学、史诗以及史学传统中，对其再解读与再阐释。今天产生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其既有传统。希腊文化在东方通过拜占庭得以延续，在西方则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激活，文化影响总是以循环的方式流动。理解这种漫长的历史跨度本身具有重要价值。
就我个人经验而言，古希腊罗马漫长的历史时段和繁杂的事件都会对学生造成挑战。
玛蒂娜·克伊珀斯：事件数量极多，还有海量的希腊文献。希腊文化的空间范围从中东延伸到北非，在这片广阔区域内，大量人口以相对一致的方式生活、接受训练并进行写作，其规模之大几乎难以想象。以盖伦（Galen）为例，现存著作就有五十卷之多。如果把视野扩展到晚期古代之后，希腊文献的数量更为庞大。
然而，人们常常低估希腊文献的规模。二战后，一些德国学者决定要编纂一部“终极希腊语词典”，仿效慕尼黑的《拉丁语词库》（Thesaurus Linguae Latinae）。起初，他们的工作方式相当朴素，从荷马开始逐句整理并制作索引卡片，当时尚无计算机。随后，有人开始估算希腊文献的真实规模，结果发现，即使仅统计至四世纪，其体量已是拉丁文献的六倍以上，这还不包括拜占庭时期的希腊语材料。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希腊语在整个东地中海长期充当通用语。尤其在一世纪至晚期古代之间的罗马帝国中，大约70%的现存文献是希腊语，作者背景多元，很多来自犹太、叙利亚及其他地区，均以希腊语写作。当然也存在拉丁文献，但在数量上，希腊语材料占据压倒性优势。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多文化、多语言高度交织的文化环境。
您认为，专攻希腊研究的学生是否有必要系统掌握拉丁语？据称，拉丁语对希腊语文学家的主要用途在于阅读早期校勘本的序言与校勘记。
玛蒂娜·克伊珀斯：两种语言都是必需的。人们常假定希腊作者不通拉丁语，但这一假定并无坚实依据。在罗马帝国的公共生活中，掌握拉丁语是在其中立足的关键。他们的训练方式比较特殊，很多时候是通过阅读维吉尔的文本学习拉丁语。更早时期情况则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在希腊化时代，或者前一世纪之前，可以认为拉丁语的重要性相对有限。不过，在许多问题上，比如希腊化时期之前的罗马，我们其实了解不多。我常对学生说，罗马也是希腊化世界的参与者。罗马之前的伊特鲁里亚人和腓尼基人以及希腊人都有密切联系，不断借用与改造各种文化材料。事实上，一些保存最为完整的、关于较为冷门希腊神话的证据，并非全部来自希腊本土，而是来自伊特鲁里亚地区。在研究罗德岛的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 of Rhodes）时，我发现，一些源自已经失传的悲剧与萨堤尔剧（satyr plays）中的故事，如今通过伊特鲁里亚纪念物上的图像得以保存，这些图像材料主要出现在意大利，尤其是伊特鲁里亚。因此，古代世界的文化互动远比我们历史叙述所呈现的更加复杂。
阿波罗尼奥斯
《阿尔戈英雄记》（Argonautica）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挑战传统的语言训练，现代语言的译本质量也越来越高。那么，您认为精细的传统语言训练对古典学的学生仍然是必要的吗？
玛蒂娜·克伊珀斯：语言学习的体验可能令人沮丧，因为它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确实很难。诚然，无论是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还是因为我们如今更擅长为现代读者定制适合的译本，翻译质量都在不断提高。但翻译并不仅仅是把拉丁语或希腊语词汇转换成中文、英文或法文。语言学习还包含文化层面，如果无法接触原始语言，你将无法回答许多问题，尤其是关于特定文本语境与内容的文化性问题。
举一个例子，希腊语词汇kyrios，大致意思是“主人”。你当然可以找到它的译法，但它并不总是同一个词。事实上，不可能找到一个单一词汇能够在所有语境下准确对应这个词。在古典雅典，kyrios指家庭的“家长”或女性家庭成员的“监护人”，而在基督教语境中，kyrios被用来称呼上帝，例如Kyrie eleison（“主啊，求你怜悯”）中的“主”。但当它作为形容词时，又往往必须翻译成“有效的”或“合法的”。如果只阅读译本，那么其中许多内涵、预设和文化理解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流失。
因此，我鼓励学生至少学一点拉丁语或希腊语。你不一定要成为语言学家或希腊语、拉丁语专家，但能够接触原文将带来极大的益处。教授语言并非只是为了让学生拼凑出译文。真正重要的是，你能够看到作者在希腊语或拉丁语文本中使用了某个特定词汇，这个词本质上是不可翻译的。只要拥有这种基本层面的接触能力，你就能够开展研究，并以其他方式无法实现的角度理解相关文化。你不需要知道一切，但你必须知道如何提出问题、哪些问题值得提出，以及如何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结语
在爱尔兰，古典研究的定位颇为暧昧。自其依托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扎根以来，便带有一定的殖民色彩。无论是由英国皇家特许状设立的圣三一学院，还是希腊语钦定教授席位，抑或都柏林作为爱尔兰古典研究的重要中心，都在不同程度上提示着古典学与英国统治历史之间的关联。如今，爱尔兰共和国脱离大英帝国已逾百年，爱尔兰社会也发展出了较为轻松的历史表达方式，既会开英国王室的玩笑，又保留一系列源自英治时期、带有王室色彩的机构命名。这种处理方式并非意味着对历史的遗忘，而更体现出将历史纳入自身叙述框架，并以此书写当下和未来的文化自信。
然而，这种历史关联并不能简单地将古典学等同于殖民遗产。古典学在爱尔兰并非一个封闭或僵化的学科，而是在教学实践与学术研究中持续保持其活力。它既延续了长期以来严格的学术训练传统，也不断吸收新的教学理念。在这一意义上，爱尔兰与古希腊罗马相对疏离的历史关系，并不完全构成劣势，它使古典训练更容易摆脱历史包袱，从而凸显其作为人文学科基础训练的功能。具备这些能力的学生，即便不从事古典研究，也能在其他领域受益。
尽管如此，在爱尔兰发展古典学的挑战也是不容忽视的。正是由于与古典传统缺乏充足的历史、文化关联，其在预备阶段便已落后于其他古典学主流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这些国家的学生在中学阶段即接受较为系统的古典语言训练，其多语背景也能让这些学生快速熟悉相关研究传统长期依托的主流语言研究文献。这使得在同一课堂中，爱尔兰本土学生与具有相关语言背景的国际学生之间往往存在明显的起点差异，从而增加教学组织的复杂性。此外，爱尔兰古典学在空间分布上亦呈现出较为集中的结构，即师资与研究资源高度集中于都柏林地区，尤其是都柏林圣三一学院与都柏林大学，两者在教学与科研规模上明显领先于国内其他高校。这种区域不均衡同样构成当前学科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这些经验对于同样正在推动古典学科建设的中国而言，或许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