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流传鲁迅先生有三大爱好：抽烟、喝酒、骂人。前两个是生活习惯，我们暂且搁置不论，“骂人”一条却颇值得玩味。说鲁迅爱好骂人，难道意思是他骂人成瘾，就像抽烟、喝酒一样，不仅能从骂人中得到乐趣，而且乐此不疲，不骂人就不痛快？这似乎并非什么好的评价，甚至有几分挖苦的味道。事实上也确有一些人把鲁迅和胡适等人被骂时的表现加以对比，得出鲁迅气量狭小、睚眦必报的结论。鲁迅真的爱好骂人吗？他出于什么原因骂人呢？是气量狭小吗？
鲁迅先生（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景云里寓所。视觉中国 图1
这里的骂人自然不是市井中互相攻讦、诋毁谩骂，而是文字的批判。鲁迅先生素以文风犀利著称，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杂文创作中，都富于批判色彩。即便是最温情脉脉的《朝花夕拾》中，也有《无常》《五猖会》这样讽刺现实的作品。鲁迅本人对于“骂人”的看法也并不消极，《集外集拾遗》中收录的一篇致蕴儒的《通讯》里，他说：“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
这篇很短的书信里，鲁迅称自己“极快慰于开封将有许多骂人的嘴张开来”。他认为骂人是很正常的事情，关键在于知道何以该骂、该骂谁，由此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也就是说不能局限于骂，还须指出可骂之道，使批判有根据，并能引出比口舌之争更切实的事情。
鲁迅也明白，有了愤怒并不等于有了批判。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中，他反对拿对手的姓氏籍贯开玩笑，反对骂了爹娘便扬长而去的“阿Ｑ”式战法，主张战斗的作者注重“论争”；即使笑骂，也须“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不使自己的行为卑劣到令旁观者觉得污秽。《漫骂》讨论批评与事实的关系：指认属实，尖刻的话未必就是漫骂；指认失实，便不能拿批评的名义开脱。《骂杀与捧杀》也是类似的意思：“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他并不把骂本身当作一种功劳。
《集外集拾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6月版“骂人”还可以串联到鲁迅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复仇。鲁迅晚年在《死》中回想病中想到的几条身后嘱咐，其中一条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他想到自己的怨敌，也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死》中交代的这些话，清楚道出了他警惕“宽容”的逻辑：必须意识到宽容与报复背后的权力结构，主张受害者宽容，无异于一种旁观的加害。
同样的意思早在《坟》中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就有表达，“‘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他认为，不加区分的宽容本身是不公平的，作恶者得势时伤人，失势时却借好人的宽容“费厄泼赖”（Fairplay）逃脱。文章撰写的语境是1924-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杨荫榆、章士钊等人在发生驱逐女师大学生时不惜动用武力，但等到他们失势，师大学生要回学校时，陈西滢却装作客观，要求她们不得使用武力。如此看来，鲁迅反对的并非宽容这个词，而是反对双重标准和伪装的客观中立，尤其反对要求受害者忘掉伤害。
鲁迅反对的并非宽容这个词，而是反对双重标准和伪装的客观中立，尤其反对要求受害者忘掉伤害。
《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的《女吊》也表达了类似的警惕。鲁迅赞赏民间戏剧里复仇的女吊，对轻率斥责她的“前进”文人说“我真怕你们要变呆鸟”（他也并未毫无保留地赞美女吊）。而真正令他愤慨的是，那些伤人者及其帮闲，把“犯而勿校”“勿念旧恶”的格言赠给被压迫者，鲁迅直接称他们为“人面东西”。
因此，鲁迅肯定骂人的意义，不肯轻易放弃复仇，是因为不公的现象太多，需要批判、需要改变的事情太多。正因为沉默的人太多，才显出骂人的意义来；劝受害者忍气吞声的“宽容”太多，才显出追问和“穷追猛打”的必要。骂人本身不是意义，骂人所能促进的改变才是他最看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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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仅就骂人而言，鲁迅前后期骂人的风格也大有不同。
我们所熟悉的那些经典论战，大都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如1926年前后与陈西滢等“正人君子”的论争，1930年骂梁实秋“资本家的‘乏走狗’”，1933年骂施蛰存“洋场恶少”，这些骂战都是针对具体的某个人，言语尖刻犀利。
翻阅鲁迅杂文集就可知道，这种针对具体的人的批判在鲁迅早期（或者说鲁迅“成名”期）的《坟》《热风》等杂文集中是相对少见的。这一时期鲁迅骂的更多是群体的人、抽象的人，比如伪士、庸众、礼制等，鲁迅主要是针对抽象的群体进行普遍的批判。写于1925、1926年前后的《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杂文集中有了很多的论战文章，鲁迅开始自觉地把批判的矛头从抽象的群体转为具体的个人，如陈西滢等“正人君子”，胡适、周作人等曾经的新文化运动战友。
这一转向发生的原因自然颇为复杂。《而已集》中《答有恒先生》的一段自述，倒可以先作参考。鲁迅说：“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试一攻击社会的一分子的陈源之类，看如何？”泛泛地攻击“社会”，如他所说，“如一箭之入大海”，社会问题并不只存在于抽象名词里，它落实在一个人的言论、立场和行动中，因此，停留在对“社会”的泛泛批判，是鲁迅所不能满意的。
《而已集》，译林出版社，2013年11月版《三闲集》中的《怎么写》是一篇颇有意味的短文，鲁迅写自己在厦门的夜晚想写“世界苦恼”，被蚊子叮了一口，“什么哀愁，什么夜色，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终于“往往是坐在电灯下吃柚子”。他说：“虽然不过是蚊子的一叮，总是本身上的事来得切实。”这篇文章的意思是写文章首先应该是回应切身之痛，而不是抽象批判某些大的问题。具体到骂人上，骂抽象的人也许反而是没什么力度的，恰恰是具体的论战才会有切肤之痛。
时代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鲁迅早期的文章与同时期新文化运动战友们批判的对象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批判礼教，批判旧道德，这一时期鲁迅置身于时代浪潮之内，与胡适、周作人等战友的关系也相对融洽。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写：“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在《无花的蔷薇之二》中，他又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学生被杀是具体的，随后为暴力开脱的流言也是具体的。1926年前后被看作新文化运动退潮的时期，“三一八”惨案以及随后国共合作的破裂使得知识分子们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知识分子群体也逐渐分裂，曾经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要么密切地融入政治斗争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要么选择闭户读书不谈政治（周作人），鲁迅与他们中的不少人开始有了强烈的思想冲突，他既批判投机的伪士，又批判闭户读书的退避者。
他既批判投机的伪士，又批判闭户读书的退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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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骂人或许可以说证据确凿了，但他真的“爱好”骂人吗？“鲁迅骂人”和“鲁迅爱好骂人”只是多加了一个词，但表达的意思却是天壤之别。《野草·题辞》中那句“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被大众熟知；在《怎么写》中，他甚至说“能不写自然更快活”。一个连开口都感到空耗、能不写自然快活的人，会在骂人中感到快感，甚至“爱好”骂人吗？
我们都知道，鲁迅的哲学集中体现在《野草》中，野草中两个重要意象“毒蛇之毒牙”与“战士之投枪”分别指向内在和外在。“毒蛇之毒牙”出自《墓碣文》，写一个游魂化为“口有毒牙”的长蛇，却“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继而“抉心自食”，要痛苦地自剖。“战士之投枪”则出自《这样的战士》，写战士走入“无物之阵”，一次次举起投枪。匕首指向的是对黑暗现实的抗争，也就是鲁迅不断斗争的“精神界战士”的一面；“毒牙”指向了一次次自剖，是鲁迅的彷徨和挣扎，是“抉心自食”，鲁迅的批判往往是从自身开始的。他并非一言不合就批判别人，他的批判都建立在对自身的首先否定中，是孔子所言的“内自讼”的人。
《野草》，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7月版《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批判“吃人”的历史，到后来却怀疑自己也曾“无意之中”吃了妹妹的肉。在《灯下漫笔》里，鲁迅由自己换得现银、顿觉安心的一瞬，想到“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鲁迅在骂人的同时，从未停止过对自身的自剖，这一过程是十分痛苦的，充满了彷徨与挣扎，鲁迅正因为自身“肩住了黑暗的闸门”，用个人的痛苦挣扎反映时代的晦暗不明，他的文学才如此深刻而充满力量，这一过程，谈何“爱好”？
面对外界的挑衅与攻讦，鲁迅往往有着清醒的权衡。在《“题未定”草（五）》中，他谈到常有人寄来骂他的报章杂志，甚至连造谣他“生脑膜炎”的恶消息也有。他猜想寄报者中不乏作者或编者自己，试图用《三国志演义》里“三气周瑜”或“骂死王朗”的法子激怒他；而他的战术则是“暂时搁起，并不给以反应”，免得对方的刊物借自己的回应而蓬勃起来。是否还击、何时还击，鲁迅往往视论争对象和时机而定。在《我们要批评家》中，他又批评一些声称志在改革的文学团体，中途却在旧堡垒下“纷纷自己扭打起来”，扭得乏力喘气；真正的批评家不开口，类似批评家之流便趁势把作品一笔抹杀。面对这种浮躁与混乱，他指出文坛所需要的，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由此可见，他并不把互骂当乐趣，而重视有内容的批评。
因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鲁迅的“骂人”绝非自己“爱好”，而正是因为他敏锐的察觉到时代的困境，为叫醒铁屋子里的人而不得不“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