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以“中国经济新范式：动因、趋势与政策含义”为题的CF40研究年度报告在2026外滩年会上发布。

　　报告将当前国内外复杂变量交织下的中国经济转型过程称为“中国经济新范式”，并给出驱动中国进入新范式的四个关键动因：一是房地产周期和制造业产能周期见底，二是新经济崛起与AI、能源革命，三是人口老龄化与持续的财政巩固，四是全球地缘风险提升。

　　报告提出，随着经济进入新范式，政策需要应对的问题也在发生变化。短期政策的最重要任务是推动再通胀，使经济尽快摆脱低名义增长状态，打通国内经济循环；中长期政策的核心思路则是通过一系列结构性改革，逐步形成与后房地产时代相适应的新的增长机制。

　　短期看，报告建议把名义GDP增速作为宏观政策的重要参照，并强调其应被理解为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服务的宏观目标：财政政策需要尽快承担起稳定总需求的主要职能，货币政策则从追求信贷数量扩张转向推动利率下降、通胀预期改善和名义需求恢复。一个可以考量的总量标准是“广义财政支出的名义增速应该超过名义GDP的增速”。

　　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院长郭凯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在中国的治理框架下，其实把名义增长作为一个目标，是相对更容易，更符合治理结构的。

　　“每年地方政府都有一个增长的目标，各方面的指标下发都是以增长为基础，但那个增长是一个实际增长目标，不是一个名义量。所以，如果你能在做整个政策规划的过程中，不仅是央行、财政，包括发改委，你最后的目标是更倾向于以名义增长为框架的话，就可以更好地协调政策的趋向，在这个大的意义上能够使得中国处于相对更可持续的通胀回升的一个过程。”郭凯表示。

　　报告提出，鉴于地方政府受土地收入下降、债务化解和刚性支出增加等多重制约，短期财政扩张需要更多依靠中央财政发力。一方面，可以增加中央财政对低收入群体补贴、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央财政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投资，应更多投向存量设施更新、与都市圈建设相关的新增配套基础设施投资等具有明确社会回报的项目。

　　“比如水网，需要大量的公共投资，过程中财政资源可能是有限的，没有办法用有限的财政资源去做这么大的公共投资，同时也没有特别短期的回报，这个时候货币政策能否发挥作用？我觉得可以，我们历史上用PSL（抵押补充贷款）支持过货币化棚改，现在通过货币政策用PSL支持一些特定领域的看得比较准的投资支出，也是可以做的。”郭凯在采访中谈及货币、财政如何协同合作时表示。

　　澎湃新闻记者 陈月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