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家、明清史专家王剑英（1921年12月13日-1996年10月24日）逝世30周年的忌日。王剑英在业内享有盛誉，在民间鲜有人知晓他的业绩。笔者认识这位学者是在1974年，听他作保护凤阳地面文物的科普宣传报告。彼时的王剑英是教育部凤阳“五七”干校的下放干部，依稀听人介绍，台上作报告的下放干部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历史教材编审。彼时台下听报告的笔者是上海知青，已在凤阳县文工团工作。
为纪念这位历史地理学界的先贤，笔者记录下本人所了解的有关王剑英和明中都的故事。
王剑英（摄于1995年）一位下放干部揭开皇城之谜
笔者第一次踏进凤阳县城是1970年8月的一天，从插队的官塘公社赶到县里参加“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议安排会议代表住宿凤阳中学的教室。进入校园，发现学校所有建筑都裸露城砖砌成的墙体，显得格外古朴。
一年后，笔者被选拔至县文工团工作，宿舍竟然也是城砖砌成。定居后，笔者渐渐发现，县大会堂、县医院、县粮库、县烟草大仓、大旅社、沿街商店，以及县委办公楼、县法院、县公安局等等公共建筑都是用城砖盖起来的。最大的建筑群落教育部“五七”干校总部（原安徽省第四监狱）也是用城砖所建。
走进凤阳县城的大街小巷，无论旧时大户人家的深宅大院，还是普通百姓的低矮院落，抑或县机关干部家属院老五栋和新五栋，都是城砖所建。毫不夸张地说，1980年代以前的凤阳县城（府城镇）乃至县城四周，尤其是城西乡（明中都皇城所在地）各乡村的百姓都居住在六百年前烧制的明城砖所砌的房屋里。
凤阳这一独特民居的成因，笔者初始没弄明白。
1969年的夏天，在凤阳县黄泥铺公社清晨的公路上，出现了一个颈脖上挂着毛巾，戴着一副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汉子在跑步，当地的社员议论道：“这个北京来的下放干部神经有点不正常，天天跑步也不嫌累。”
这位坚持晨跑的中年人就是王剑英，他随教育部“五七”干校下放到凤阳县。王剑英出身江苏太仓名门。他本科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政经系，研究生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研究院。1951年分配至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历史编辑室编审、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20世纪50年代，他曾被借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担任历史地图组组长。下放凤阳那年他48岁。
这年初秋的一天，干校学员到总部（县城）集中。王剑英听说离县政府不远，还有一座“老县城”。一个凤阳竟然有两座县城，王剑英心生疑惑，便抽空前去探访。走近“老县城”，他被雄伟的城墙震惊了。城南门内外须弥座上精美的白玉石雕，城内巨大的蟠龙石础，让他目瞪口呆。他心想，凤阳是个远近闻名的穷县，怎么会有这样一座雄壮威严、华美精致的“老县城”呢？
1972年元旦过后，干校各连队撤销，学员遣散，仅留下小部分有“历史问题”的人，集中至干校总部，王剑英也在其列。住进干校总部的原“第四监狱”内，王剑英被周围的墙砖给迷住了。他趁着写检查交代的空隙，在监狱墙砖上寻找文字，并一一记录。（在王剑英1981年出版的《明中都》中记载，地名砖产自22府69州县，包括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五省）。他发现，这些地名砖上有的还刻着官员名和工匠名，应该是当时为保证制砖质量的一种“责任制”。如此高等级的明代地名砖、人名砖，在北京都不多见，他心想，难道凤阳百姓口中的“废都”真有其事？凤阳民间有“鹰夹箭”传说，说一只老鹰口衔翎箭飞向南京，由此明朝定都南京。
这一年，恰逢中国历史博物馆重新开馆，他被暂时调回北京，再次主持开馆前的地图设计、绘图和修复工作。历史博物馆与北京故宫咫尺之遥，工作之余，王剑英常到故宫溜达，他发现故宫午门竟与“老县城”的南门在形制上相差无几。再仔细对比，发现更是惊人。他对凤阳文化馆的同志说道：“我原以为北京故宫的建筑一定是全国最精致、最豪华的，可是竟然完全跟我主观的想法相反，‘老县城’南门须弥座上是绵延不断的、十分精致的浮雕，有飞龙、翔凤、麒麟、奔鹿、双狮耍绣球，各种花卉和图案，而北京的午门仅两端有点程式化的图案装饰，其余全都是光秃秃的白石；‘老县城’的石栏板两侧都是精致的浮雕，北京故宫石栏杆两侧则全是光板；‘老县城’的石础是262厘米见方的蟠龙石础，而北京太和殿石础只有160厘米见方，没有任何雕饰，凤阳的建筑构件竟然比北京的精致，标准高。”
1973年初，他作为专家在上海参加了复旦大学举行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审图会，并借机在复旦大学查到了乾隆时期编纂的《凤阳县志》，他查阅到有关明初建中都的一些记载，初步了解中都皇城不是没有搞成，而是基本建成了；不仅有皇城，还有二道城和外围的中都城；不仅有宫殿，而且还有太庙、太社稷，有圜丘、方丘，有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等等中央官署，有国子学、会同馆、观星台，有中都城隍庙、功臣庙、帝王庙，有金水河、百万仓，有中都留守司、教场，还有皇陵、龙兴寺，许多开国功臣的宅第、坟墓等等。
审图会结束后，王剑英返回凤阳干校，利用等待分配工作的机会，一面抄录乾隆朝《凤阳县志》和光绪朝《凤阳府志》，一面开始田野调查。从1973年4月起，“老县城”乃至县城四周的社员在田野里常常看见一位身背水壶干部模样的人推着自行车出没在田野里，像个收破烂的，什么砖块瓦片他都会塞进化肥袋。时间一久，县城四周百姓都认识了王剑英，亲切地喊他“北京来的老王”、“高教部老王”（凤阳当地至今都称当年教育部为“高教部”），还会主动将家里收藏的龙瓦或凤滴等古建筑构件送给他。
当年没有现代化测绘工具，短距离测量，王剑英用皮尺。长距离测量，他发明自行车车轮滚动计量法，即在车轮上扎上红头绳，以数车轮上红头绳圈数的办法测距。后来发现，他用“自行车测距”的土办法测出的距离，竟与用现代仪器测出的结果完全吻合。半年多踏勘实测，他对明中都遗址了然于胸，并手绘了各类复原平面草图。
王剑英手绘明皇陵示意图（夏玉润提供）明中都是北京故宫的“爷爷”
已故凤阳县文化馆馆员刘建桥，当年是全县唯一分管文物考古工作的干部，他对“高教部老王”早有耳闻，见面却是偶遇。一天，他去皇陵农场办事，正巧发现王剑英爬在大木梯上，手拿《皇陵碑文》，与皇陵碑上的碑刻字一一对照。皇陵碑高达7米，碑文是竖排的，他每看一行，便要从木梯上爬上爬下一次。50多岁的人，累得浑身是汗，短裤背心全湿透了。
这一幕打动了刘建桥。在他举荐下，1974年夏，王剑英被借调至凤阳县文化馆。借调手续大费周章，因为那时王剑英头上的“帽子”尚未摘掉。后来成为明史专家的该县文化馆研究员夏玉润，也是那一年从外系统调入文化馆工作，从此和王剑英交往了二十余年，转行明史研究也是从拜王剑英为师开始的。夏先生跟笔者谈起初识王先生的一幕：
“那天，室外39度，馆里还没有电扇，仅穿一条大裤衩的王先生，用一条湿毛巾披在肩上，赤脚插在水盆里，正趴在乒乓球桌上撰写《明中都城考》书稿。为了防止汗水湿透稿纸，他在右臂下垫了一块干毛巾。桌上、地上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地图，他不时地用左手拍打着身上正在吸血的蚊虫……这一画面永远定格在我的脑际中，虽时隔数十年，恍如昨日。”
时任县文化馆馆长的蒋汝成回忆起王剑英时，不禁赞叹道：“从未见过这样忠于工作和事业的人。”
1975年春，《明中都城考》终于完稿。此刻距离他记录地名砖、人名砖，对“老县城”发生探究兴趣已有三年。三年里，他凭一己之力，完成如此庞大的一项考证工程。书稿21.8万字，所列参考书目73种；地图、插图83幅；其中亲自手绘的遗址平面图、遗址示意图、遗址复原图、遗址比较图等50余幅，占比60%。还收录72幅照片，这些配文照片是从他亲自拍摄的千余幅照片中筛选出来的。让人感慨的是，他从一个摄影白丁到节衣缩食购买海鸥4B相机，并自学冲洗放大，积攒下一千多张资料照片。当时他还没落实政策，工资还打折扣。其间，自费到南京查阅史料三个月，为节约开支，住最便宜的小旅社，一天只吃两顿饭，常常是白米饭、光面条倒点酱油拌拌，没有菜可佐餐。苦行僧生活不是他人强加，而是他心甘情愿。
书稿出来后，县文化馆还没有打字机。于是乎，馆里出面找到有打字机的县公安局、县农林局、县人民银行等六家单位，帮他打字排版。当年文化馆经费有限，《明中都城考》仅油印了150本，一部分送至省、地、县有关部门及领导，一部分由王剑英带到北京，送给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故宫博物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
笔者有幸获得一位老领导转送的一本，浏览了书稿后恍然大悟，凤阳满城民居明砖所砌的原因找到了——那是皇城外的二道禁垣城和三道中都城的城墙在后来五百多年岁月里，化为当地百姓的房舍的结果。这也算是造城君主朱元璋给家乡后世带来的福荫吧。
当时，很多专家熬夜读完了这本油印的书稿，兴奋不已。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单士元，在后来王剑英将《明中都城考》增订后改名《明中都》出版时作“序”。单先生在“序”中评价：中都宫殿应是北京紫禁城最早的蓝本。南京宫殿是一座不完整的中都宫殿的摹本。
业内人士作了形象的比喻：如果说明南京故宫是北京故宫父亲的话，那么，凤阳明中都则是北京故宫的爷爷。
据王剑英考证，营建中都的劳工，由全国征调而来，工匠近9万、军士7万、移民近20万、民夫45万、罪犯几万人，参与者总计近百万。公元1369年，朱元璋下诏，以临濠（凤阳）为中都；六年后的1375年，朱元璋下诏，“罢中都役作”。
罢建的原因，明官修典籍遮遮掩掩。《明太祖实录》只有寥寥25字：诏罢中都役作。初上欲如周、汉之制，营建两京，至是以劳费罢之。果真是“劳费”？王剑英提出质疑：“这样‘穷极侈丽’的营建工程为什么早不停，晚不停，一直要到‘功将完成’，那‘劳’也劳过了，‘费’也费掉了，把它停下来并不足以稍稍减轻劳费之剧。把已经建成的中都宫阙废弃，岂不是更大的浪‘费’吗？”
王剑英搜尽各种典籍文献，从只言片语的史料中找到蛛丝马迹。他认为，当时的“压镇事件”是中都停工的导火索。为了赶工期，民夫军士“病无所养，死无所归”，为发泄不满，工匠们在朱元璋来视察时，用“扎小人”（在木偶身上插满针）的木偶置于宫殿屋脊上进行诅咒。这一行动的被告发，引发了一场屠杀工匠的血腥事件。此事让朱元璋蒙上了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甚至两年之后，还“因工匠压镇，百端于心弗宁”。他在《中都告祭天地祝文》里忏悔道：“役重伤人，当该有司，叠生奸弊，愈觉尤甚，此臣之罪不可免者。然今功将完成，戴罪谨告，惟上帝后土鉴之。”
放牛娃出身的一代帝王朱元璋还算明智，在工匠们的反抗以后能“检制其心，惟恐矫盈不复制”，立即公开认罪，马上停工，并批判自己，改变建筑方针，通令要惜材抚匠，永以为法。
中都罢建后，凤阳的政治地位下降。被朱元璋征调、迁徙来的大量人口，因缺粮少食，只得唱着花鼓，逃荒求生。
1981年王剑英在凤阳明中都考古现场（凤阳文管所提供）一座中都城，凤阳城市魂
王剑英解开明中都六百年“谜团”的考证成果，引发学界轰动，也引起了国家文物局的重视。1975年10月26日，国家文物局委派杨伯达、单士元、李怀瑶、王剑英、徐苹芳5位专家到凤阳调查，高度肯定明中都皇城和皇陵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为1982年国务院公布“明中都皇故城及皇陵石刻”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6年3月，凤阳县正式成立了文物管理所，进行修复皇陵石像、皇陵公路改道和收回鼓楼、龙兴寺等工作。1978年后，凤阳偷扒城砖的现象基本遏制。1982年，明中都皇故城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该县文管所的文保工作走上正轨。
2013年12月，明中都皇故城考古遗址公园被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2017年12月，明中都皇故城考古遗址公园被国家文物局授牌成立。该县结合“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创建工作契机，以明中都皇故城为中心，修编了《凤阳县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为了保护明中都的天际线，县政府调低了周边建筑的控高；一些已经卖给开发商的遗址土地又被赎了回来；各种遗址公园相继建立；明中都遗址的保护条例也已出台……这座古城逐渐找回了自己的灵魂。
明中都皇城的西城墙（姚志康摄）根据明中都遗址公园规划建设要求，县政府将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周边约500米范围内的3546亩基本农田全部调出，规划为风景旅游用地，为遗址公园考古发掘、生态恢复预留了充足的空间。据统计，明中都遗址公园的两轮拆迁，共投入13.8亿元，将中都禁垣内的1308户居民、20个工厂、10个养殖场、4所学校全部迁出。
2016年，距离王剑英写出《明中都城考》的四十年后，他的学生夏玉润已年近古稀。夏先生在儿子指导下，购买卫星遥感地图和制图软件，并很快掌握了使用技术。把王剑英当年手绘的遗址图、复原图等，标注在下载的卫星遥感地形图上。凤阳文管所再根据这批加以标注的遥感地图的方位和点位，在周长30多公里的明中都城遗址范围，埋下“文物遗址”的界桩，为地方政府在今后城市建设中提供了保护坐标。
修葺后的明中都皇故城遗址中午门航拍图（凤阳县文旅局提供）笔者在禁垣金水桥挖掘现场东侧发现了一个新建院落，大门柱子上悬挂着故宫博物院和安徽考古研究所联合成立的“明中都考古工作站”招牌。据该县文管所时任所长唐更生介绍，自2017年以来，考古工作站先后发掘了前朝宫殿、外金水桥、涂山门等遗址。作为2021年考古“新发现”的成果是，明中都三重环套、宫城居中，中轴线布局和“工”字殿基址等考古发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凤阳县历届领导谨记王剑英先生生前在凤阳反复说过的一段话：“明中都，要从历史的长河中，从遗址的宏观中，去掌握、理解、保护和利用。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独一无二的空前绝后的完整的都城遗址，是祖国文化的瑰宝，切莫等闲视之……”
王剑英先生已经辞世30年了，凤阳人民没有忘记这位给凤阳带来伟大发现和发展契机的史学大师。提起他的名字，凤阳人民妇孺皆知。今天，当人们走进凤阳博物馆大厅和明中都游客中心时，两尊王剑英半身青铜像对着参观的人流微笑着。
竖立在明中都游客中心的王剑英半身青铜像（姚志康摄）（本文得到夏玉润先生和凤阳县文物管理所的素材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