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看长征·行走思悟｜邓玉平：16次重走长征路的红军后代|党史|老红军|垭口|雪山|会理

　　【编者按】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完成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90年后，当我们穿越时空，回望长征，依然能够感受先烈们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约请长征研究专家，撰写“穿越时空看长征”专题系列，从“多维视野”、“上海因缘”、“行走思悟”三个角度，铭记历史，汲取力量。

　　2026年9月28日，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共同举办的“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进强国强军征程”学术研讨会上，特别设置了现场访谈环节，邀请三位曾多次重走长征路的长征精神传播者胡世宗、邓玉平、练红宁分享长征实地踏访的收获和感受，引发与会代表强烈反响。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约请三位老师以访谈内容为基础，撰文分享他们重走长征路的故事与思考，今日推出邓玉平老师的《循着红军先辈的足迹前行》。

　　我是一名历史教师、红军后代，二十多年来，曾经十六次踏上长征路，途中所见所闻的细碎经历，涌于笔端，记录如下。

　　遥望星辰

　　孩提时的星空下，父亲说：“看到天上一闪一闪的星星就想起长征路上的战友。”从那时起，长征便成了悬挂在我记忆中的梦境，那么遥远，在天上；又那么靠近，在身边。星星的微光在心中埋下了种子。

　　我的父亲邓志云，12岁参加红军，长征期间在红军总部二局当通信员。父亲说长征途中，迎接他们的是机枪和炮火，风雪和泥沼。父亲跟随部队来到川西北的雪山下。上山没有路，脚上的血泡磨破了，鲜血把草鞋染红。父亲实在走不动了，就想坐下来歇口气。蔡威局长看见后大声喊：“不能坐下！要勇敢地向前走啊！”他拉着父亲的手翻过了雪山。可这位待战士像亲人一样的首长，在到达甘肃岷县时，积劳成疾逝世，年仅29岁，离胜利会师只差十七天。

　　父亲一辈子都在怀念牺牲的战友，他最乐意去的地方就是学校、工厂和部队。他站在讲台上讲长征路上学文化的往事，讲战友们互相搀扶着走出草地的故事，讲那些定格在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身影。每次宣讲回来，他都会把收到的红领巾和笔记本仔细地叠好、收妥。

　　1991年父亲离世后，我摸着那些叠得平整的红领巾，觉得他们的故事没有讲完。那时我已经是一名大学历史教师，学历史、教历史的我，萌生了一个念头：要循着红军的足迹走一走，用脚步去丈量那段刻在课本里的历史。

　　踏上征程

　　2004年暑假，我背上行囊从上海出发，踏上了长征路。从那以后，重走长征路就成了我人生的常态。二十多年里，我和朋友们先后16次踏上征途，重走了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也走了西路军的西征路，总行程超过10万公里。

邓玉平在卓克基

　　我走过保留至今的红军桥，喝过大树下清冽的红军井里的水，摸过刻着标语的红军树，一处处遗迹遗址、一座座纪念场馆都让我久久伫立，流连忘返。我体验过徒步穿越松潘草地的泥泞与湿寒，领略过夹金山垭口山风的寒意，登上六盘山的时候，才从心底读懂，当年党在紧要关头找准的正确战略方向，是红军能突出重围、走向胜利最关键的底气。

　　这些年的寻访路上，我遇到过一些坎坷，但是有同行的队友、沿途的人们伸手相助，从来没有动摇我踏遍长征路的信心。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在沿线各地陆续建成开放，曾经隐没在山野里的小路被重新清理标识，一些红军遗址得到了修缮，越来越多的人能循着清晰的指引，走近这段滚烫的历史。

　　拜访红军

　　岁月一晃几十年过去，当年的红军战士在哪里呢？我总想着要多留住一些他们亲身经历的故事。靠着沿途各地热心人的帮忙，我在长征沿线、干休所和医院，陆续寻访到了三百多位老红军，其中有28位开国将军，还有49位女红军。

　　每次见到他们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喊出“红军爸爸！”“红军妈妈！”他们也把我当作女儿般亲近，听说我是历史教师，在学校对学生开设了《走进长征》选修课，在区里对历史教师开设了《今日话长征》进修课，都愿意把珍藏在心底的故事缓缓道来。我握紧笔，把这些历史细节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

　　老红军杨衍宗是江西瑞金人，17岁当了司药，跟着红一军团卫生队长征，挑着四十多斤重的药品，一天要赶七八十里的路。部队走到四川会理的时候，遇上敌机狂轰滥炸，他觉得左腿被狠狠一击，低头看时鲜血已经浸透了绑腿。卫生队石大祥队长怕他掉队，把自己的马让给了他骑，但是这位救了他性命的队长，在战斗中牺牲了。杨衍宗带着腿里的弹片走完了长征，后来在平型关战役中右腿又一次中弹，两条腿上的伤疤位置几乎一模一样。我的学生摸到他的伤疤时，当场就掉了眼泪。

老红军杨衍宗

　　老红军袁崑是江西于都人，15岁那年和弟弟袁国泉一起参加红军，长征时任红五军团机枪连排长。第一次见到我，他开口就问“你是党员吧，入党誓词背得出吗？”不等我回答，他便一字一句地背了起来：“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那声音不算洪亮，却带着一种穿透岁月的力量。他回忆，过金沙江到会理城外侦察时，意外碰到了失散多日、编入红三军团的弟弟，兄弟俩相拥，热泪长流。就在当天晚上攻打会理城的战斗中，身为先锋连战士的弟弟倒下了。他擦干眼泪，跟着队伍继续向前走。

老红军袁崑

　　老红军张敏是四川平昌人，10岁时参加红四方面军，在总医院当看护员，跟着部队踏上了长征路。他说过草地的时候，每个人只带了三五斤青稞麦，省着吃没几天就吃完了。饿到实在走不动的时候，战士们就把马粪里没消化的麦粒淘出来，洗干净了煮着吃。那点带着异味的麦粒，就是能保住性命的口粮。草地上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菜，分不清有没有毒，部队专门成立了试吃组，他要报名，被班长拦下来：“小鬼一边去，试吃必须是共产党员，有没有毒，党员先尝。”后来有报名试吃的战友，因为误食毒野菜永远留在了草地里。说起这些的时候，老人的眼角渗着泪水，他说牺牲的战友，年纪比他也大不了几岁。

老红军张敏

　　这些老红军的身上，几乎都有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疤，那是九死一生的印记；胸前的勋章、奖章发亮，那是他们为国家和人民立下功勋的见证。哪怕离休之后，他们也没有停下脚步，热心公益、关心下一代，一辈子都在走自己的“新长征”。每次告别，他们总要把我送到门口、楼下或大院门外，挥着手反复叮嘱“一定要常来信啊”，我走出很远回头，还能看见他们站在原地挥手的身影。我知道这些身影已经走进了我心里。

　　每一次寻访都是在和时间赛跑，多走一步就能多留住一段快要消失的记忆，多听一句就能把一个沉默在岁月里的名字重新擦亮。2026年10月，我和朋友去长汀看望两位百岁红军，看着他们一笔一画写下“红军万岁万万岁”，颤巍巍敬起军礼的样子，在场所有人都红了眼眶。

　　有人问我，寻访三百多位老红军，学到了什么？我想答案只有两个字：信仰。是腿上负了伤，咬着牙一步步跟着队伍往前走的坚持；是身边亲人牺牲之后，擦干眼泪继续冲锋的决绝；是明知野菜可能有毒，党员抢先迈出的那一步。他们走过了人世间最险恶的绝境，可脊梁从来都没有弯过。

　　面对走过风雨征程的红军前辈，我的心里只有满满的敬意。

　　祭奠忠魂

　　我拜访到的老红军，听说我要重走长征路的时候，都会跟我说同一句话：“请代我们去看望倒在半路上的战友，数一数那里有多少座红军墓。”我知道这些墓数也数不清，但还是努力一路走、一路找、一路拜。

　　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在路边，在山腰，在雪山之巅，都散落着无名的红军墓。每到一处，我们都会停下来，献上一束花，恭恭敬敬地三鞠躬。那些墓碑上刻着的红星，在风吹雨打中静静亮着，好像和天上的星星遥遥相望。

　　四川红原县和黑水县交界的雅克夏雪山，是长征途中红军翻越的雪山之一，山垭口上有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那次祭奠的经历，难以忘怀。红原县党史研究室主任送给我的《红原县志》里记载着，1952年解放军剿匪部队翻越这座山的垭口时，发现了12具排列得整齐的遗骨，头朝北脚朝南，间距均匀，身边散落着皮带环、铜扣这些军用品。当年队伍里的红三十军老战士唐成海认出，这是红军的一个建制班，夜晚在垭口宿营，因为极度劳累、低温缺氧，再也没能醒过来。

　　那天我和队友从山脚下的刷经寺镇出发，沿着山梁往上走，到达海拔四千多米的时候，我头晕目眩，高原反应让我成了“一滩烂泥”。队友劝我原地休息，不要再往上走，可我望着云雾缭绕的山垭口，想着“今天不上去，会后悔一辈子”。靠着大家的搀扶，连着吸了三瓶氧气，我终于站到了4392.5米的这座雪山上的烈士墓前。我忽然想起课间休息时，一位来自四川的学生问我：“老师，我一直有个困惑，爷爷说雪山里住着好多红军，他们只是不能出来，这是真的吗？”我站在稀薄的空气里给学生发了条短信：“我们正在看望住在雪山里的红军。”很快收到了回复：“想念红军，祝福他们安康。”我对着烈士墓叩首转告，那一刻眼眶里的泪水再也忍不住。

　　我去过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那里长眠着25048位红军英烈，无名烈士碑上的红星闪闪，一眼望不到边。我在祭奠的时候，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落起了雨，那是雨吗？那是苍天为英烈掉下的泪。十分钟后，雨过天晴。那一刻我忽然懂了，当年父亲指着天上的星星说“那是我的战友”时，心里是怎样的思念。

　　2026年8月，我们专程去了蔡威烈士牺牲的甘肃岷县卓坪村，我捧着菊花一步步走到他的安葬地时，天空忽然飞过一群鸟，同行的学生用相机拍下了这个画面。后来我反复翻看当时的录像，总觉得鸟鸣声，像是在跟我们说话。

　　那些把一切都献给了信仰和人民的人，从来都没有真正离开。他们的英灵一直守护着脚下的土地，护着人们好好生活，护着山川大地一天天变得更好。

　　面对长眠在征途上的英烈，我唯有深深鞠躬致敬。

　　传承精神

　　父辈的路，漫天星辰。绵延万里的长征路，犹如一座巨大的、有温度的露天历史博物馆，珍藏着我们永远也读不完的精神宝藏。红军将士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的长征精神，早已成了中华民族精神里最闪亮的部分，也融进了民族复兴的征程里。

　　长征，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靠着信仰走出来的奇迹。我总在想，怎么才能薪火相传，血脉永续。于是，我在学校牵头成立了长征课题组，带着一届届的学生去拜访各地的老红军，和老红军一直保持着电话、通信往来。如今，课题组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我们长期关注着江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孩子，把爱心源源不断地送到红军曾经走过的地方。2026年3月，我们去了贵州石阡，为当地两所红军小学上了开学第一课，也给孩子们带去了学习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