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李政道与杨振宁这两位物理学家携手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这样的物理学天才人物，注定有着非凡的人生际遇。李政道与他的老师——同样有着天才之誉的束星北之间的传奇师生关系，正是他在物理学人生中起飞的机缘。只是两人，一个是生前誉满天下，一个是逝后声动学林；一样的才华横溢，异样的生命旅途。新中国以“乒乓外交”的超绝智慧打开国门后，阔别祖国多年的李政道，当着周恩来总理的面推荐他的恩师束星北，随后有关部门虽然过问，师生最终无缘得见。为何不能相见？束星北又是一个怎样的传奇人物呢？

束星北塑像

　　一

　　束星北，字传保，小名大林子，是江苏扬州人，1907年10月1日生于江都县的一户家境殷实的“开沙望族”。祖父束增煦，又名纶，曾在清末为官，是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的挚友。伯父束曰琯，字劭直，长期担任张謇的秘书和助手，后来成为张謇三哥张詧的女婿。父亲束曰璐与伯父一样追随张謇，在张謇家族的盐垦实业中吃苦耐劳，勇于开拓，成绩突出，深受张謇的器重。由于张謇的提携，束曰璐的事业越做越大，到苏北阜宁独立创办了合德垦殖公司，资本达到50万元，垦殖面积6万亩，后来又创办了众志垦殖公司，资本6000元，垦殖面积3000亩，成为当地有名的企业家。在状元企业家张謇的提携下，江都束家的经济地位迅速确立，社会声誉卓然。

　　殷实的家境，为天资聪慧的束星北在国内外的求学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条件。8岁入家乡头桥安贴念四圩私塾开蒙，10岁入大桥镇小学，13岁入泰州明德中学。1924年，18岁的束星北考入办在杭州的之江大学。这是一所享有盛誉的教会大学，只是学费高昂是所有私立学校的特点，之江大学也不例外。但这一点并不妨碍到束星北。第二年，他转入山东济南同样是教会大学的齐鲁大学，插班二年级。不到一年，再次转学，于1926年2月（另有一说是4月份）转入美国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又是一年后，转入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并于1927年7月开始，由美国旧金山经日本、朝鲜，过莫斯科、华沙到柏林、汉诺威等欧洲各地游历。因为爱慕爱因斯坦，束星北携所著两篇关于相对论的报告，于1928年5月到爱因斯坦任教的柏林大学当面讨教，得到了爱因斯坦的赞赏。此后，束星北得到爱因斯坦的资助，在柏林大学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当了大约半年时间的研究助手，而他主要的工作是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四维时空问题。

　　1929年上半年，束星北离开柏林大学后，转到英国，于爱丁堡大学继续求学，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惠特克（Whittaker）和达尔文（Darwine）。在他们的指导下，束星北打下了坚实的理论物理基础。1930年2月，又入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研究生，师从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8月，受爱丁顿的推荐，束星北重新回到美国，入学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研究生，师从著名数学家斯特洛罗克。1931年5月，束星北完成硕士论文《超复数系统及其在几何中应用的初步研究》，取得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他在论文中利用广义超复数系，通过对黎曼空间度规的线性化，推导了黎曼几何中类似的结果，并在四维时空情况下写出了狄拉克方程，从而在狄拉克方程的数学基础和表现形式的进一步完善方面作了有意义的探索。

　　纵观从1926年踏入美国，至1931年获得硕士学位，束星北在海外辗转留学，没有家庭充足的经济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在诸多欧美一流大学之间频繁流转，耗费了整整5年的宝贵时间，又可见其兴趣之广泛与选择之率性。即使如此，束星北在物理学和数学领域的天赋仍然令人称叹，否则像惠特克、达尔文、爱丁顿、斯特洛罗克等这样顶流科学家为何都能欣然接受呢？

　　研究生毕业后，束星北收到来自大洋彼岸的母亲寄来的一封家书，希望游子归国。此时束星北刚刚完成了学业，并在麻省理工学院有了一份助教的工作，在祖国与美国之间他选择了祖国。1931年9月，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在此之前，束星北回到了祖国。事变发生后，国事蜩螗，束星北决定投笔从戎，为国效力。

　　1932年1月，由于亲戚的介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聘请束星北担任物理教官。这是一所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军事学校，其前身是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立的“黄埔军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将黄埔军校迁入南京，并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之名重新筹建，蒋介石依然担任校长。入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对于束星北来讲本是前途一片光明。然而“九一八事变”中蒋介石实行“不抵抗”的政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导致东北国土大片沦丧；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尽管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却又以国民党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告终。束星北为国事之颓丧而愤慨，将国耻归结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心中悲鸣难掩。一次蒋介石回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视察，接见少数教员谈话，束星北作为海外归来的优秀教员，被学校特意安排为参会人员。束星北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在与蒋介石的会面中毫无顾忌地冲撞起来，指责蒋介石和国民党与日本签订的“淞沪停战协议”，是可耻的卖国行径。当时的束星北年仅25岁，血气方刚，且才气横溢，当着众人的面向着蒋介石一顿“大炮”输出，弄得蒋介石很是尴尬。蒋介石不能与一位年轻人争执，只是说了句“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拂袖而去。这大概是他的职业生涯中，从口中发出的第一颗炮弹吧，从此有了“束大炮”的名声。只是这次炮弹一鸣惊人，转眼间“轰飞”他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教职。

　　辞职后，束星北将目光投向近在邻省的浙江大学。既然军校不能容身，那就选择普通高校。束星北将自己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引力与电磁合论》《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非静力场解》两篇文章递交给了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希望能够谋取一份教职。时任文理学院院长邵裴子曾留学美国，是斯坦福大学的文学士，1909年归国，曾任浙江大学校长；时任物理系主任张绍忠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学士，哈佛大学的硕士，1927年归国，是浙江大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邵裴子和张绍忠都受过美国先进的文学或科学的教育，感到人才难得，对束星北递交的两篇论文颇为欣赏，聘为物理系副教授。1932年9月，束星北正式入职浙江大学，开始他与浙江大学长达20年的奇妙缘分。

　　二

　　1937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在北平发动“卢沟桥事变”，紧接着又发动“八一三”事变，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瞬间陷入亡国灭种的巨大危难。据统计，自“松沪会战”开始的三个月内，杭州拉响警报在100次以上。杭州上空，日军轰炸机编队的穿梭与轰炸和中国空军的迎敌与战斗相互纠缠，杭州城亦可谓凶险。

　　西天目山位于杭州市西部，今属临安区境内，距杭州市区94公里，森林茂密，胜景卓绝，自古闻名。深山之中规模宏大的禅源寺，位于大山南麓昭明、旭日两峰之下，掩映在青山绿林之中，是韦驮菩萨应迹道场，不仅是浙江名刹，更是日本佛教临济宗祖庭之一。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经过考察得知，此寺“可住数百人”，决定在寺内成立国立浙江大学天目山分校。1937年9月，一年级新生250人迁入这乱世之中不可多得的一处“安静”之地。在读书声和诵经声之间，“天目山级”浙江大学新生开始了印记一生的西迁求学之路。

　　据9月30日的《国立浙江大学日刊》载：“本部全体教职员，……特开教职员观摩专车一次，前赴该处者，凡教职员二十余人，计有：束星北、俞大纲、贺昌群、程耀椿、舒鸿、王以中、夏济宇、齐学启、章用、沈有乾、冯言安、钱宝琮、陈建功、黄翼、王淦昌、恽鸿昆、施昭仁、李世瑨、路季讷、许国容、杜循经、张雪梅、卢庆骏等诸先生。”这些教职员来自当时浙大文理学院、工学院和农学院及校级部门，名师云集，多有翘楚。

　　束星北心中牵挂寺中物理系的一年级学生，在物理实验室与程开甲等物理系的同学们相见。他将同学们召集到身边，用手摆动实验桌上的天平，天平在左右摇荡中逐渐稳定下来。大家不知道这束教授到底想干什么？正当大家像看把戏一样看着束星北的表演时，他突然发问：“天平为什么会摆动？”同学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作答。束星北揭晓答案说：“很简单，天平的重心在底下。”同学们恍然大悟，他又乘胜追击，讲起了学物理的要诀：“懂得道理，弄清原理。”如此教学场面，仿若春风拂面，同学们被束星北的精彩的教学艺术所折服。从这一天开始，物理学的深邃而迷人的天空就一直向着年轻学子程开甲开放，深深吸引着程开甲。在新生调查表中，“本人最感兴趣的学科”一栏，程开甲填上了“物理”二字；“课外最喜欢阅读何种书籍”一栏，程开甲填写上了“物理、数学”两门学科。物理成了程开甲毕生的挚爱与追求，并最终在物理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课堂上的束星北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防建设的需要，程开甲在一纸调令下“消失”于公众视野。为了中国核武器研究和核试验事业，他忙碌在罗布泊——这个荒无人烟的“死亡之海”。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为新中国的国防铸造了一面坚不可摧的和平盾牌，其中凝结了无数科学家的智慧、牺牲和功勋。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授予23位杰出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程开甲名列其中。2013年，程开甲由于在我国核武器事业和国防高新技术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授予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当程开甲回忆他在浙江大学的求学成才之路时，他说：“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学家，在科学界是罕见的。”“我读过束星北的四大力学，陈建功的复变数函数论以及苏步青的微分几何，甚至还中过丰子恺讲的艺术修养。”“听束先生的理论力学。他的讲法令人感到物理现象和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学生们听束先生讲物理原理时，能会心的获得书本上难以获得的科学知识，真是有‘心有灵犀一点通’之感。”正是这些名师悉心传授，使得程开甲等青年才俊在浙江大学期间经历了“严格的数理学习训练”，汲取了“许多鼓舞人心的物理见解和哲学思想”，从而受益无穷。

　　李政道和程开甲一样，在束星北的课堂与交往中受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政道逃离上海这个生养之地，在杭州城外乘小船渡过钱塘江，于1942年2月，抵达浙江常山，在常山临时中学读高中二年级。5月，继续南下，就学于江西赣州联合中学。1943年6月，李政道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西行入黔，向着浙江大学前行。为了避开敌占区，李政道从江西经广东进入广西，再从广西转入贵州。一路上，李政道有时步行，有时搭车，经过艰苦跋涉，到达贵州贵阳。7月，教育部组织了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李政道顺利通过了考试，成为浙江大学1943级的一名新生。

　　从1941年到1943年，李政道用了3年时间，追寻他心中理想的浙江大学；但是他与浙江大学的相互成全，则幸赖入学之后的换系之举。在贵阳备考期间，李政道认识了同是报考电机系的束慰增，他是束星北的侄子。暑假中，经束慰增的介绍，李政道拜访了束星北，也因此认识了束星北的同事兼挚友王淦昌。在整个八月的暑假里，李政道在当时物理系所在的双修寺，时常听到束星北和王淦昌在激烈地交谈与讨论，感受到物理学思想碰撞产生的星光迸射，这些深深吸引了李政道这位年仅18岁的少年天才。他开始后悔自己的选择，尽管所选电机系的录取分数高于物理系，但是他的心已经被带入了物理学的星空。开学以后，他向学校提出转系的请求，得到了教务长张绍忠的批准。就这样，李政道开启了漫长物理人生的追逐之旅。

　　浙江大学在贵州办学时期的理学院设于湄潭县，一年级则在永兴镇，从湄潭到永兴有30里的路程。每隔1或2个星期，束星北就会安排1天，从湄潭专程赶到永兴，与李政道讨论物理学问题。每次讨论都是自由的，没有任何预先的规定，也不在日常的课程中，而学生只有李政道1人。两个天才型的师生，日复一日地一对一讨论，这大概就是天才养成的一种极端路径吧。李政道说：“在这样一对一的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他在浙江大学建校100周年校庆时，在贺信中说：“我在浙大读书虽然只有一年，但追寻西迁的浙大却用了三个年头，青春岁月中的四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李政道在物理学习与研究中所体验到的快乐，毫无疑问被烙上了束星北的印记。

　　不仅如此，束星北还是李政道走出浙大、走向世界、走到顶流的引路人。1944年的抗战形势令人沮丧，从4月至12月，日军通过豫湘桂战役，全部打通大陆交通线。国军遭到大溃败，大片领土沦丧。7月，学校放假，李政道去陪都重庆探望母亲。也许重庆这个战时国家的最高统治中心，有着太多关于时局败落的消息，李政道萌生了从军杀敌的心思。李政道乘一辆装满了邮包货物的邮政卡车回校，蜷曲在邮包和车顶篷之间。突然，卡车在娄山关七十二道拐山路上翻落山沟，幸有路过的国军救助，带到遵义治疗。伤势稍有好转后，李政道回到湄潭休养。束星北嘱王淦昌守护李政道，王淦昌也心疼李政道，将不能行动的李政道接到自己家中养伤，卧床达数月之久。

　　9月，由于豫湘桂战役继续发展，战局危紧，蒋介石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各大学纷纷出现知识青年从军热，渐趋恢复的李政道激于爱国义愤，决心报名参加青年军。此时的束星北也即将加入军事部门，借调到重庆军令部技术研究室领导研制中国首部雷达，同时指导装制特工发报机等军用器材。束星北深知李政道在物理学方面才华横溢，不希望他在生死难料的战场上牺牲，决定将李政道带走。他先是利用接眷车把李政道接到重庆，随后又介绍李政道转学西南联合大学。1945年春，李政道来到昆明，找到西南联大物理系吴大猷教授，请求接受从浙江大学转学西南联大。吴大猷接受了李政道的请求，但需要先随班旁听、考试合格。经过一个夏天的学习，李政道顺利通过了试验，得到校方的批准，到了暑假正式转入西南联大二年级。

　　就在1945年暑期之中，美军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弹原子弹，巨大的毁灭性的破坏力，迫使日本不得不接受战败的事实，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国人民做出巨大牺牲之后，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并肩战斗下，共同取得的巨大胜利，也是物理学大显神威的一个高光时刻。国民政府也想研制原子弹，军政部次长俞大维与吴大猷、华罗庚商议派人到美国学习，最后决定吴大猷、华罗庚、曾昭抡三位教授各带两名年轻助教到美国学习。吴大猷经过深思熟虑，择定朱光亚、李政道二人。1946年9月，吴大猷带上朱光亚、李政道乘邮轮去美国。两人都入了芝加哥大学，参加研究生课程学习。由于在量子力学时考试成绩突出，被美国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推荐给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物理学大师恩利克·费米。随后，李政道成为正式研究生，师从恩利克·费米。1950年6月，李政道以论文《白矮星中的氢含量》获芝加哥大学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一时有“神童博士”之誉。

　　由于国内国际形势变化，李政道在取得博士学位后，决定留在美国从事物理学研究。从1950年到1956年间，李政道先后在芝加哥叶凯士天文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物理学系、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多家科研院所担任教职或研究员。1954年，李政道建立了“李模型”，这是量子场论中少有的可解模型，对后来的场论和重正化研究有重大影响。1956年4月起，李政道和杨振宁合作，联手攻关当时国际物理学界的焦点难题“θ–τ”之谜，冲破宇称守恒普适性的理论束缚，并以将检测量从二维标量改为三维赝标量为突破口，撰写和发表了《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这篇经典文章。文章指出：“虽然在所有强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证据是强有力的；但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证据却一个也找不到，因此可以认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定律也许根本就不成立。”这一观点被物理学界以“李-杨假说”命名。1957年4月，李杨二人凭借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获爱因斯坦科学奖；并于同年10月30日，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束北星和李政道

　　从祖国西南边陲的贵、滇一路向学，一路克难，一路辉煌，这就是杰出英才李政道成长与发光的非凡之路。1938年11月，鉴于当时浙大西迁办学艰难和为国育才之急迫，竺可桢校长为浙大立“求是”二字为校训，就是希望浙大学子即使身处逆境，也要心向光明，要“以真理为依归，以天下为己任”，“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回望这问鼎之路是如何展开时，李政道说：“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益匪浅。”实际上“求是校训的熏陶”，正是来自束星北等德艺双馨的学术大师的启蒙、教诲与滋养。因此，李政道才会说：“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三

　　然而，这样一束照亮李政道追逐与翱翔在物理学浩瀚星空之中的“启蒙之光”并不能照亮束星北自己在人生下半场的夜幕与困顿。当1932年束星北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为了国步方蹇而向蒋介石发出第一声“炮响”之后，“束大炮”的外号成为束缚束星北一生的写照，并深深地影响着他77岁的人生。1935年，他为物理系的实验设备专款而掀翻了校长郭任远的宴桌；1942年，他为物理系的科研实验材料而痛揍总务处长杜乐道；1947年，他为学生领袖于子三惨遭当局杀害拍案而起，号召全体教授罢课；1950年，他为“东方几何第一人”、杰出学者苏步青被诬贪污而出手，掌掴主事人；他也曾为自己受诬倒卖粮食而公然约架，对手胆怯不见。这一系列的“重炮”，从一位满腹经纶的学者口中投射出来，将他的率直无畏、侠义任性的性格展现毕露。如果从1932年开始算起，到1952年院系调整离开，束星北在浙江大学整整20年。他的性格与才华有目共睹，学校和同事欣赏他的才华，也在总体上包容了他的任性。

　　历史的车轮滚动向前，在1952年新中国高等教育布局调整的大势之下，束星北离开浙江大学，北上山东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可是，时代变了，环境变了，束星北的品性没变。这年年底，著名的热力学家王竹溪被请到山东大学做重要学术报告。大礼堂中座无虚席，山东大学物理系、数学系的教师、教授们大都到场了，校长华岗和一些校领导也参加了报告会。王竹溪曾留学英国，师从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福勒，1938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被西南联大聘为教授，年仅27岁，可谓一时才俊，英姿勃发。王竹溪在大礼堂上侃侃而谈，在经过将近50分钟的报告之后仍然兴致盎然，没想到这次进行的报告却成了束星北难捱的煎熬。正当王竹溪还想继续进行报告时，身材高大、一身蓝袍的束星北突然走上讲台，在听众疑惑的目光里，双手撑在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王竹溪是热力学的著名教授，束星北却当众说他不懂热力学的本质，令全场愕然。束星北捏起粉笔，在王竹溪写满公式和概念的黑板上，几乎处处打叉，又处处解释；束星北一口气讲了大约有40分钟，也就对王竹溪的报告“清算”近40分钟。杵在讲台上的王竹溪极度尴尬，不知是留，还是走。事后，学校领导专门找束星北谈话，束星北却说：“有些东西他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关于束星北发难情节，学界似亦有持疑论者，究竟如何，有待反面证据的出现。）

　　束星北对领导也同样不留颜面。当他还在西迁办学中的浙江大学时，从广西宜山到贵州遵义，束星北与所有浙大师生一样随校迁家，但是他找到校长竺可桢说，他是举债迁家，要求校方补助。竺可桢没有同意，束星北即当面责怪校长“无政治手腕”。调入山东大学后，校长华岗对束星北极为关照，将束星北一家安排鱼山路36号教授别墅大院，这是只有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资格入住的顶级宅舍。山东大学发给束星北的工资也极为丰厚，金额之高甚至要请示高教部定夺。从住宿到薪资，束星北都享受了一流的待遇，体现了山东大学和校长对束星北的尊重和倚重。然而，束星北大概认为这是高级知识分子应有的待遇吧，并不值得感恩戴德，不值得以委曲他人来求全自己，更不值得以牺牲品格作为回报。也许如此，他与校长华岗的首次见面竟成了一场不期而遇的激烈交锋。

　　华岗是一位老革命，中共早期职业革命家、编辑家、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家，也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和社会科学家，具有深厚的党的理论功底。1951年底开始，华岗担任山东大学校长。束星北调入山东大学物理系后，在物理系主任刘洪宾的引荐下，束星北登门拜访了华岗校长。

　　至于当时会谈的情形，刘洪宾忆述：“刚坐下来，气氛还是友好亲切的，华岗先问束先生的家庭安置和家人情况，束先生也很客气地问及华校长的家庭。之后束先生谈到了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谈到自己正在研究的狭义相对论，华岗也谈到了自己的历史，谈到在香港期间打过交道的一些文化界名人。”客客气气的开场白之后，祥和的气氛尚未消去，冲突的意味竟已浮现。作为党的理论家，华岗很快就将话题引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强调辩证唯物论的科学性，“是一切科学的科学”，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料，束星北全然表示质疑，他说：“他不否认哲学和科学有一定关系，但是哲学是哲学，科学是科学。两者完全是两回事。”“不管谁的理论，都属于哲学，哲学是抽象的东西，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真理只有一个，就是发现和证明。”华岗见束星北执迷不悟，不断正本清源；束星北见华岗坚持理论一统，不断质疑挑战。

　　刘洪宾说，“两人越争越凶，最后竟像小孩似的，就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谁大谁小’较起真来。”两个在各自领域都极具声望的学者，全然忘记了这本是一次增进共识的会面，相反成了一次暴露分歧的交锋。刘洪宾说，“两人简直是水火不相容，最后闹得不欢而散。”“没想到两个人就此结下疙瘩，从此战火不断，到最后，学术争论演变为政治斗争。”显然，这次的初见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完全违背了刘洪宾引荐的初衷，并且悲剧性地为束星北在山东大学厄运的来临埋下了一支伏笔。

　　华束初见之后，二人在思想领域的分歧日益公开。华岗认为像束星北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思想意识囿于封建残余，难免认识糊涂，并且当时束星北的思想意识显然不是孤立的，华岗认为有必要纠正这些旧社会过渡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因此在大课堂上常将束星北的一些典型言论作为靶子讲解，甚至后来专门以《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为题，从辩证唯物论是不是普遍真理、哲学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现代物理学的新发现及其哲学意义、批判物理学中的唯心论、物理学的发展方向五个方面系统地进行了分析，以此来证明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的真理”。束星北没有华岗的那样的大课堂，就以书信的方式来强调自己的观点和信念。刘洪宾说，束星北连续给华岗写了两封长信，“加强阐述自己的理论和观点，针尖对麦芒，毫不相让。”这就在校内思想领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混乱。1954年下半年，山东大学决定对束星北展开公开批判。

　　经历半生淋漓任性之后的束星北，很快陷入了人生至暗的漫漫长夜。在华束争论日益严重之后，束星北被迫离开物理系的教学工作，转到当时物理系下的气象组，开始研究气象，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气象学学术领域。他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发表了多篇论文，引起了气象学界的不小反响。然而，1955年8月，在理科各系教职员生大会上，束星北被当众宣布“停职反省”。一个良好开端的气象研究事业遭受中止。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知晓此事后，施以援手，并最终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严加督促下，束星北才得以摆脱窘境。校方派人登门平反，束星北开始得理不饶人，要求校方公开平反。校方依了束星北的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召开了公开平反会议，宣读了文件。束星北又有了新的意见，要求将文件印刷200份，广为发放。对于束星北的这个要求，校方无法接受，但也没有拒绝，最后是校方默许束星北自费印刷，自行发放。

　　然而，时政风云变幻，随后的1957到1965年，束星北再次陷入困境，被迫离开教学和科研工作，参与建设月子口水库，扛过泥、抬过石，还扒过农地里的地瓜；转入青岛医学院后，扫过厕所，修过脑电图机。一代名学者，吃尽世间苦。

　　四

　　月子口水库工程结束后，束星北面临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山东大学是回不去了，幸有青岛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张立文惜才，坚决要求组织将束星北安排到青岛医学院。束星北拄着拐杖去青岛医学院上班了。在为人民服务的新岗位上，束星北收起了以往全部的自大和自尊，甘心做着艰苦和卑贱的活。他负责打扫教学楼的厕所和清洗实验室、化验室的玻璃器皿，经他打扫的走廊房间一尘不染，没人愿意打理的尸体标本他干得津津有味，一丝不苟。

　　当时青岛医学院有一台从丹麦引进的脑电图机，是60年代最为尖端的医疗器械高科技产品，当时整个山东省仅有两台。但是因为操作不当，没用几次就出了毛病，没人能修。张立文将这个修理脑电图机的立功机会交给了束星北，鼓励他树立信心。束星北立马就进了脑电图室，经过摸索，果断将机器来了个大拆卸，裸露的电子管、电阻、电容、真空管和电线全拆出来。这可是贵重的国家设备，如果不能修复，那就是损坏国有贵重设备，后果不堪设想。好心的人暗暗为他捏把汗。没想到几天后，束星北真的修好了脑电图机。这在整个青岛医学界引起了轰动。此后，青岛的各大医院都慕名而来，请束星北帮助修理各种设备，那些设备经束星北的修理，多是起死回生。束星北一时名声大振。束星北的足迹几乎踏遍山东省所有的地方和部队大中型医院，有50多家，所修复的仪器涉及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仪、同位素扫描仪、电子兴奋器、电子生理麻醉仪、胃镜、比色计等，至于修复的台数，无法统计。许多单位要给他修理设备的报酬，他一概谢绝，只要一份修理设备的证明信。证明信要写三个方面内容，一是要写明来往时间，二要有仪器修复后的验收报告，三要写明他在工作期间的表现。由于束星北修理技术高，服务态度好，各家单位的证明信都写成了表扬信。他太需要表扬了，尤其是需要来自人民的肯定和表扬了！

　　束星北的表现越来越好，不想在蹉跎的岁月中蹉跎了人生，想方设法回归人民的队伍。1964年8月，他向党组织写信，建议为应付核战争而研制核武器，并主动举荐人员，“过去有过很好感情的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做核物理实验研究的，另外两个是做核物理理论研究的。……如果党同意的话，我想我可以协助党动员他们回国。”研制核武器，这是何等绝密的工作，束星北提出这样的建议，可见科学的雄心和立功之心切。可他哪里知道，组织早就启动了核武器的研制工程，甚至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也已经进入倒计时。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举世震动，全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只有束星北一个人号啕大哭，他是为祖国科研工作取得巨大成就而洒下热泪，更有为自己空有满腹经纶，却不能参与核武器研制而悲泣。

　　胸怀报国的满腔热忱，他一次次向组织申请，希望却一次次落空。1971年，他又向组织写信：“我今年已64岁，改造了十几年还没有改造好。岁月蹉跎，心中焦急……今后该怎么办，才能得到党和人民的宽恕、谅解和容纳？……（让我）回到人民内部，尽自己的力量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但是，音讯全无。

　　可是一个国际体育交流的事件，却最终影响到束星北个人的命运转折，这事谁能料及？1971年3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和美国都有代表团参加比赛。参赛的美国乒乓球队主动与中国队接触，表示愿意访华，中国乒乓球队迅速将注意情况报告给了国内。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前史，当时中美之间可谓死敌，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关系国策，谁也不敢擅自决定。4月，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同意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交流，并由中国方面正式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了邀请。“乒乓外交”的成功，使得中美两国关系迅速向着正常化方向发展。也就在4月份，当时已入美国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忽然从美国报纸上得知，美国政府取消了对华管制，决定归国探亲，得到中国政府的积极支持。7月，杨振宁由法国巴黎登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开始中美学术界开展国际交流的破冰之旅，取得巨大成功。1972年9月，李政道携夫人踏上访华之路。10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李政道，希望他能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李政道回答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从这一刻开始，束星北的命运才有了新的转机。

　　从杨振宁到李政道的相继访华，国内科学界的空气在悄悄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李政道举荐他的教师束星北后，周恩来派国务院有关官员到青岛专程了解束星北的情况，并准备安排师生会面。但是，此时的束星北正在北镇青岛医学院分院里接受严密监控，认真劳动改造，充当保洁员打扫卫生扫厕所，并时时写检查汇报。并且，束星北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卧室不过是个两尺宽的壁橱，被子粘着电工胶布，家里破烂不堪。以此情形，有碍观瞻，根本无法接待李政道来访。最后，就只好以束星北身体不适为由，无法安排李政道与束星北师生相见。李政道对此，不无遗憾，在后来的忆述中指出：“那时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最终未能如愿。”

　　束李虽然没有见上面，但是束星北的处境悄然发生变化。单位的一些老领导们突然走访了束星北，作了一些例行公事的检查。不久，束星北被冻结的工资就开始发还了，还专门分配了一间小屋，改善了住宅条件，并且帮他代运了越冬的烤火煤。这一切就如严冬遇上暖阳，使长期饱受炎凉的束星北感到异常的激动。1974年5月，李政道第二次访华期间，又相继受到周恩来、毛泽东的会见。5月24日，周恩来总理再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政道，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也在场，还有郭沫若、吴有训、严济慈、周培源、周光召等著名科学家。这次会见，李政道着重谈了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性。5月30日，毛主席召李政道在中南海会见，与李政道开始探讨对称、平衡、电子、粒子等相关物理学方面的知识；并同意了李政道提出的培养科技人才的主张。由于科学空气的变化，及束星北与李政道特殊的师生关系，地方上大概感觉到束星北的平反问题再也不能耽搁了。1979年，束星北终于得到彻底的平反。

　　1978年4月，束星北在鞭炮、锣鼓、彩旗和欢呼声中，来到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任职，人生重启。5月，受聘为研究员；11月，开办“动力海洋学进修班”；1979年5月，以一己之力准确演算导弹发射后弹头落入海洋激起百米巨浪到完全平静的时间。但浑身是病，就像是刚从急诊室里跑出来的急症病人：氧气袋、肾上腺素气雾剂和各种各样的小药袋装备在身上。他就好像是知道时日不长，全心思扑科研和教学上，就连那久违了的火爆脾气也就像是要死灰复燃，仿佛是要抓紧时间弥补那失去的本该是自由与独立的22年时光。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失去的时光，几乎是难以弥补的。束星北倔强刚直的性格，注定是一位不能洞察时局的人；或者是太过于坚守心中的明镜而不愿使之蒙尘，所以迟迟不能俯身融入到如洪水般激进的时代洪流。而等这汹涌的激流退去时，留给束星北的，早已只是为数不多的倒计时的余生和脆弱不堪、难以为继的残躯。带着太多未了的遗憾，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享年77岁。

　　在他去世之后，关于他一生的经历与贡献的争议纷起。记者刘海军耗费巨大心血，将写作当成了生活，用了15年时间撰写《束星北档案》，将束星北称誉为“一个天才物理学家”。有研究者指出本书“存在严重的浮夸：浮者指内容不实，夸者指评价过度。”在他看来，束星北甚至连“二流物理学家”是否够也是个问题。束星北的学生许良英更是率先站了出来，在纪念束星北逝世10周年之际，专门给纪念文集编辑组寄去引经据典的书信，质疑束星北在爱因斯坦身边担任助手的真实性。生前备受损辱，身后饱受异议，这是何等可悲？

　　但是，作为“一流物理学家”，束星北是名符其实的。1937年5月，世界物理学权威、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波尔来浙江大学交流，与浙大束星北、王淦昌等物理系名师展开热烈的讨论，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学术水平给波尔留下了深刻印象。归国以后，他时常给中国学生回信：“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国外去学习物理呢？”1946年6月，束星北在《nature》杂志发表《二任意加速系的相对性转换关系》一文，王淦昌认为该文“至少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举”。尤其是1972年归国的李政道，将自己一生的物理学成就，归功于当年浙大求学束星北为他照亮的“启蒙光源”，他向周恩来总理当面推荐束星北，足见他心中对束星北的学术水平之景仰。

　　只是束星北的性格过于棱角分明，行动比较任性率直，留给世人的警示也异常深刻。当社会变革来临时，尤其是划时代的变革降临，身处其中的人们如果不能适应时代的变迁，大概是注定要付出代价的，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束星北的一生，虽然经历了太多磨难，但是终究有贵人相助，尤其是李政道这样光芒不可直视的世界级权威学者，给了他挽回公道、回归社会、重建常态的最后机会。只是这机会来得太迟，正常的生活早已摧毁，抢回的余生来不及成就塑造理想的人生。

　　为什么作为一位才华横溢、刚强率直的学者，其学术人生会如此曲折？束星北以一生的光与晦，给中国科学界、教育界、思想界，留下一道值得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