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尊巨型青铜器后母戊大方鼎（旧称“司母戊大方鼎”），即使没有亲眼所见，想必大家也在中学课本中见过其图片。后母戊鼎外周有一种特殊的兽面纹饰，自北宋学者吕大临在《考古图》中称此一类纹饰为“饕餮”后，这个称谓便延续下来。当然，后世学者也试图用其他命名代替“饕餮”，比如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者李济所用的“动物面”，更是对饕餮到底指何物有过各种类型的讨论。
在历史学者辛德勇看来，前辈学者都没有太多关注“饕餮”上象征獠牙的图案。结合《史记》和已发掘的考古遗址，辛德勇在新书《铸造天帝》中提出，“饕餮”应该是野猪面部的艺术性处理。而这里的野猪，在还没有文字的时代，是作为代表天极或天帝的符号所存在的。用野猪为符号的天极崇拜，从一个区域逐渐流传至其他区域，因为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多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纹饰中，都有形态不一的野猪纹饰。由此亦可见，古代不同区域的先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不管是范围还是深度，都比我们想象得要更为广阔和深刻。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辛德勇教授来聊聊他的“野猪猜想”以及其背后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知识。
【本期阵容】
@辛德勇：历史学者，《铸造天帝》作者。
@臧继贤（主播）：澎湃新闻《上海书评》编辑。
【收听指南】
04:40我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关注青铜器纹饰
09:19野猪的獠牙可以将它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
13:54双槐树遗址中的“斗为帝车”
18:41野猪只是作为代表天极的符号
23:21古代中国人为什么选择野猪作为符号？
28:02对于天极的崇拜应该有唯一的起源地
37:19十二音律是制定历法的基础
42:03解读“兵避太岁”
46:43中国古代使用的是阴阳混合历
51:21黄道十二宫与赤道二十八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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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天帝》，辛德勇新著，现代出版社，2026年7月出版，484页，118.00元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青铜器纹饰的解读产生兴趣的？
辛德勇：有些朋友知道我兴趣非常广泛，各种学问都会有所关注。当相关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我就会琢磨甲知识与乙知识之间的关系。以青铜器纹饰为例，它于我而言本是未知的知识，但此前的一些经历为理解它提供了基础。小学五年级时，我铸造过手榴弹的弹壳——虽然没有什么审美的享受，但工艺与青铜器的铸造完全一致，这让我对“模”和“范”的关系有了直观的认识。很多年以前，我买了一本上海博物馆前任馆长马承源先生主编、由上海博物馆青铜器专家集体编撰的《商周青铜器文饰》。这部书将重要的青铜器纹饰分门别类，并收录了相应的拓片。我由此长期关注这一领域，也深知解读纹饰的内涵极为复杂——自北宋中期以来，历代学者一直试图解析，却始终未找到正确的路径。我自然不可能一见即懂，只是由于兴趣广泛，读书时见到相关文章都会翻一翻，因而一直关注着相关研究的动态。
您关注这些纹饰后，又结合考古发现，一步步推出“天帝”为何物。请问整个推理解谜的过程是怎样的？
辛德勇：首先是从外在形态上寻找联系。青铜器纹饰看似复杂，但抓住主要特征便会发现，有一个图形最为关键——那就是在大多数商周青铜器表面占据面积较大、出现频率也较高的一张“怪兽的脸”。北宋学者将之命名为饕餮。同时，在有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报告中，也能见到到非常相似的图形。从一般研究的角度看，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内在的延承与发展关系。因此，若要更好地解读商周青铜器纹饰的象征意义，就应像研究一切事物一样，从其最初的源头看起——源头处往往最能体现它本来的含义。
保利艺术博物馆藏“神面卣”您认为饕餮其实是野猪的形象，因为饕餮的图案上有一副獠牙，而此前许多学者都没有关注到这一特征。您据此推断，野猪代表着商周文化所崇拜的“天帝”。那么，这“天帝”究竟指什么？
辛德勇：首先谈谈饕餮的形象。它是一个“怪兽”，意味着它经过了艺术处理，并非写实之作。绘画与造型本可以写实，如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对人体线条的再现，那是写实的表现。饕餮显然不是写实的，它经过了艺术处理。如何理解它是一回事，但大家都会同意，没有哪种动物天然长成这样。饕餮是经过艺术处理的，那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它的一些关键特征？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许多学者在观察时，都忽略了饕餮极具特点的一个部位——在部分商周铜器的饕餮纹上有非常清楚的獠牙痕迹。最完整的形式是左右两侧各有一对獠牙；有的省略了上牙或下牙，变成单独的两支；再经变化，又化作类似云纹的钩形纹样。将这些不同形式放在一起看，便不难看出它们都出现在同一部位，一定都是獠牙，只是越来越艺术化了。但最早出现的并不一定就是具象的，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獠牙为何重要？绝大多数哺乳动物都有所谓的獠牙，学名“犬齿”，也就是小朋友长的很可爱的“小虎牙”。但注意，小虎牙是包在嘴唇之内的，不能露到外面；一旦露到外面，便是“青面獠牙”中的獠牙了。野猪恰恰在哺乳动物中较为特殊，它的獠牙伸出口腔之外，而且有两对。牙齿结构本是上下相对，才能咀嚼进食，人类也是如此。野猪的獠牙却全部“武器化”了——下牙朝上，上牙也朝上，虽成对却根本无法咬合。这是它在进化中为求生存而向特定方向发展的结果，带来的好处是极强的辨识度，几乎可以称作唯一性，绝大多数野生动物都难以与之混同。唯一相近的是大象，但象牙过长，与野猪的形态差异明显。
但仅仅关注考古遗迹，还是很难识别一些造型的。这还涉及另一个重要问题：文字何时出现？大多数人的印象是，汉字有极悠久的历史，安阳殷墟甲骨卜辞必然经历了漫长的形成过程。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甲骨文是成熟的文字，一定经过长时期才会形成。我却常有一些奇怪的想法：它未必是缓慢自然形成的，也可能是少数人同时创制的。自然形成的文字可能无法使用，因为语言首先要能完整表达一个语句，很难想象这样的系统是慢慢积累而成。总之，至少我们无法证实商代早期有文字的存在；一些专家说的所谓的文字，我们更宜视作可以单独使用的符号。
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人们如何表现那些特别重要、甚至抽象的观念？这些观念总要有所表示，甚至要借一定的形式、以某种仪式感加以礼仪化地呈现。近三四十年来，大量考古发现在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从东到西直至青藏高原的广大范围内，呈现出高度相似的造型或构图，这意味着可能存在某种共同的观念。其中一些不易把握，但另一些却比想象中更容易、也更确切地得到解读——那就是天文。
在天文的尺度上，从司马迁的时代上溯至殷墟，再到仰韶文化，时间的流逝几乎可以忽略：他们看到的星空与我们所见的相同，天体之间的相对关系确切不疑。研究历史问题，很难找到像这样在漫长岁月中完全不变的对象——我们研究其他历史问题的困惑，正在于一切人为的要素都可能变化，唯有天文亘古如斯。因此，如果古人留下的遗迹或图形体现了他们的天文观念，或依托于天文知识的思想意识，那么，只要看准了，便能得到非常确切的解答。
我研究这个问题的依据正由此而来。很偶然地，我在北京大学为本科生讲授古代天文历法知识，边学边教，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认识。其中重要的知识来源，便是考古工作者辛勤发掘提供的一大批材料。但在我看来，考古与文博学界始终未能给出确切恰当的解读。困难在于这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彼此结合——拆开来看，每一项都是寻常知识，但要将它们串联起来、看出彼此的联系，则需要一定的学识基础，还要能想到那一层。一旦想到，答案便显得非常简单，图像也极为清晰。
我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司马迁的《史记》。古代文化早期的重要方面，《史记》几乎都有记载，且至今没有比它更全面、更系统的，天文知识亦在其列。《史记·天官书》中的“天官”，即今天所说的星座，一组恒星合在一起便是一天官。《史记·天官书》讲到北斗七星时，用“斗为帝车”四个字描述了它在古人心目中的象征意义——简单说，北斗是“帝”的车，这里的“帝”即所谓“上帝”。北斗七星的结构与古代车辆几乎完全对应：那四颗形似勺头的星相当于车厢（文言称“舆”），形似勺柄的三颗星相当于车辕（古代称“辀”）。早期的车一般为单辕的独辕车，与北斗“车厢加车辕”的结构一模一样。由此，用简单的生活逻辑便可解析许多事物：斗为帝车，那么斗中所对应的就应当是“上帝”。
我十分偶然地注意到，河南巩义一处仰韶晚期的遗址——双槐树遗址，用陶罐摆出了一个北斗的造型，正对着斗魁的位置，埋葬着一具猪的骨骸。依照“斗为帝车”的逻辑，车中对应的应当是帝；如今车中对应的是一头猪，也就是说，在先民的心目中，猪被当作表示“上帝”的符号。这并非说猪就是上帝，而是在无文字的时代，先民以猪作为象征上帝的符号。更确切地说，大多数情况下应当是野猪；不过在古人心目中，在野猪与家猪之间，未必会作出我们今天这样的区分，因为二者的相似性实在太多。
这一符号对应的“天帝”究竟是什么呢？是天上的某颗星星吗？
辛德勇：我们仍要回到《史记·天官书》“斗为帝车”这句话。若斗魁所装的是一颗天体，它会是什么？首先要知道，北斗的斗柄是会转圈的。若在夜晚到野外仰望星空，记住北斗斗柄的朝向，间隔两小时再看一次，它已换了方向。事实上，北斗的斗柄整夜在绕圈。不仅北斗，任何两颗以上的恒星，只要连成形象，都在转动。为什么会转？今天我们都明白，这是地球自转造成的。在自转的视角下，满天的恒星都绕着一个中心旋转。北斗的斗柄转圈，其实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在数学意义上，这是一个无穷小的点。这个点，便叫做“天极”，它对应着地球的北极。中国位于北半球中纬度，先民只能看到北边的天极，南天极则看不到。这个天极给古人带来强烈的震撼：一定有一种巨大而神秘的力量在扭动整片天空旋转，由此产生了华夏先民至高无上的精神信仰。
这个信仰，就是“上帝”之“帝”，这便是华夏先民对上帝崇拜的来源。关于这一点，郭沫若先生、陈梦家先生早已明确指出。《尚书》中屡见“上帝”，即便未读《尚书》，《诗经》中也反复出现“上帝”，这并非陌生的词汇。只是我们过去未曾从“精神至高无上的崇拜”这一角度来理解，只是将其虚化、泛化了。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野猪作为代表天极的符号？
辛德勇：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相信许多读者都会问。请允许我稍作展开。我研究历史，习惯把研究对象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对事实的认定，即这东西有还是没有、存在还是不存在。几十年来我的绝大部分精力都投入于此；对于受过基础训练的史学工作者，这一层是可以最大限度取得共识的。第二层，是事实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其他事物的影响。在这一层，个人的主观判断增强、客观性减弱；但如果拥有同等丰富的知识与相关的训练，还是能在相当程度上彼此理解。第三层，是价值判断，即这项历史活动到底好不好、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一层我一般不谈，因为每个人对它的体验完全不同，无法取得共识。不过，不做专业研究的朋友可能更关心这一层——我的建议是，各按所好，不必强求与人讨论。
回到您的问题——为什么选择野猪？我必须坦诚相告：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直接的材料能说明古人为何如此选择。但如果作一点可能的推测，我想或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与颜色有关。这一崇拜源于对天北极的认识，而天北极本身其实什么都没有——注意它并非北极星，北极星只是离天北极点最近的一颗亮星。古人崇拜北极，但北极又什么也没有，便只好找最近的一颗亮星，称其为北极星。也就是说，天北极对应的是一片漆黑的夜空。野猪虽皮色浅白，其毛却是黑色或深棕色的，与天极夜空的颜色高度接近。
其二，野猪非常勇武、凶猛。其力量一方面源于体型高大健壮、皮厚难咬；更重要的，是它那副獠牙，可以始终朝着对手攻击。
其三，野猪的智力相当高。我们常骂人“笨猪”，其实猪一点也不蠢。西方学者做过两个实验：一是自我认知实验，猪会照镜子，认出镜中的自己并颇为欣赏自己的容貌，而许多灵长类，反而完全没有自我认同；二是走迷宫实验，猪能比其他动物更快找到路径，走过一次即可不犯任何错误地走完迷宫。这两点都说明它智力很高。当然，这些都只是我个人的推测，古人究竟为何如此选择，我们并不知道。
我理解了——关于为何选择野猪，我们可以有很多猜测，但也只是猜测。您的书中讲到许多分布在各地的饕餮与野猪形象。可否设想，双槐树仰韶文化的野猪崇拜扩散到了周围地区？各地都在观测天象，却未必都会同时选择野猪作为象征“天帝”或“天极”的符号。
辛德勇：这正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绝大多数外行看来都是圆形——没有人会把它做成三角形，陶器不约而同都是圆的，这可能是偶然的巧合；但在专家眼中，仍能从陶器的不同类型中看出文化的联系。而野猪这样独特的符号选择，以及天极崇拜的共同性，在我看来一定有一个唯一的起源地，再由此传播扩散。
我们通常以为远古时期地域交流的范围很小，彼此间的利益冲突与争夺可能较为激烈。但这一现象促使我们思考：古人之间的交流，可能是非常深刻和广泛的。因为天极崇拜是一种相对不容易在各处自发产生的共同观念。作为对照，希腊罗马传统中对太阳的崇拜很容易发生——你看到太阳、我也看到太阳，同时崇拜太阳是轻而易举的。天极崇拜则比太阳崇拜更深一层，它的产生需要深刻而复杂的观念思维过程。因此我认为，对天极的崇拜大概率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地，并很快扩散开来。这种扩散得以实现，有其技术上的原因：天文认识并非谁都能很快做到系统化，而一旦某一群体将天文认识系统化，别人便会模仿、交流。这给我们提出新的任务——不是否认这种可能，而是正视地域交流的广泛。这正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当下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在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一课题，而天极崇拜及其共同的表达形式，恰恰最好地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多元一体的特质。
可否这样理解：某一地区产生了关于天文的系统知识，将野猪作为天极的符号，其他地方的人也觉得这说法有道理，便沿用这一符号不再变更。这种文化扩散，其实并非后来我们分析的那样，靠经济或政治上的强势推动，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传播过程。
辛德勇：我想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理解是相同的。这完全是文化交流的结果。天文对古人极为重要，与天文相伴的观念也同样重要。一旦某一地区产生了这样的观念，与它相邻的地区便会迅速接受，如同波纹一般一层层向外扩散，迅速传播到文化上有联系的地区。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影响遍及长江中下游流域、黄河上中下游流域，越过黄河以北直至辽河流域，对于发生在八千年前的事情，这个地域已相当广阔。
青铜器“虎食人卣”您书中讲到一件泉屋博古馆收藏的青铜器“虎食人卣”。那老虎似乎在抱着一个人，显然不是要吃他。您认为那个人可能就是太岁的形象，并提出了一系列证据，其中之一便是荆州博物馆所藏一件战国铜戈的拓本，上面刻有“兵避太岁”铭文，且绘有一个小人：手举起、腿弯曲。您认为这个拓本上的小人就是太岁本尊？
辛德勇：对，这非常重要。这件器物上有铭文——有文字就比图像更有优势，因为它能提供唯一而确切的解读：这一图形应当就是古人用来表示太岁的形象，古人心目中的太岁就长这个样子。其完整、标准的造型确切地说是屈膝、屈肘，手臂弯曲，如同一个人坐在空气上一般。这一形式，正与泉屋博古馆那件虎食人卣中的人物相同——那个人也是屈膝屈肘，二者的相似性一目了然。为什么这一形象重要？大家要知道，古人是没有凳子椅子的，是席地而坐的；而这个小人却像坐在空气上，这一形象的出现必有特殊的原因。
您在书中讲到太岁时，说它是一个假想的天体，且属于天文的范畴而非历法的范畴，这是为什么？
辛德勇：这比较有意思。相关的概念有太岁、太一、太阴，甚至包括《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它们都有共同的思维路径。太岁是一个假想的天体，是制定历法的依据之一，但基本上属于天文的范畴。太岁是与岁星相对的概念。岁星即木星，其公转周期为11.86年；我们人为假定太岁以12年为一个周期运行，以求得运行的规整性。因为12可以将地球公转的圆形轨道作清楚的等分，11.86则难以简单分成12份，这正是设定太岁为12年周期的原因。人为设定的太岁，其运行方向与岁星相反：按今天的观点，我们站在北边天空向下俯视，岁星是逆时针运行的，太岁则相反，为顺时针运行，12年走一个周期。
辛德勇著《天历探原》您的书中解读了许多青铜器纹饰，但其背后是您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认识；这些在书中着墨不多。您此前提出了中国历法可分为阴历、阳历和阴阳合历的观点，能否向听众介绍一下？
辛德勇：其实大家觉得天文历法深奥难懂，实则非常简单。您提到的问题触及了历法最重要的基础观念。第一，“年”是最基本的历法单位，即地球公转一周。这一周决定了在地球公转的特定位置上，地表获得太阳热量的多少，直接表现为温度寒暖的变化，进而决定植物的生长周期。因此古人几乎认为，它决定了一切。这个“年”叫太阳年，因为在古人的眼中，是太阳围绕地球转，而非地球围绕太阳转；我们今天知道运动是相对的，明白这个原理就好理解。若用它来制定历法，会带来一个不变的问题：以今天的公历为例，今天是10月26日，我完全不知道月亮处于什么状态——可能是满月，也可能完全没有月亮，或是上弦月、下弦月。而对古人来说，月亮的周期也非常重要，没有电灯照明，夜间活动有无月亮是根本不同的。
那么什么样的历法能体现月相？这就是每个月说的初一、十五，能体现月相的变化。若采用这种历法，就会变得复杂——要把月亮绕地球的周期与地球绕太阳的周期放进同一个历法体系，存在巨大困难。地球公转的时间长度并非月亮周期的整数倍，一年不可能正好是十二个月或十三个月。若是十二个月，会差十一天多、不足地球公转一周；若是十三个月，又会多出二十天。但这类历法能够体现月亮的状况，所以有的历法采用之，称为“太阴历”。穆斯林的历法就是太阴历。它的好处是能知道每个日子月亮的状况；不便之处则是历法需要周而复始的循环，但特定月份与节日所对应的季节会逐年变化：今年在伏天过一个穆斯林的节日，若干年后可能变成三九天、穿着皮袄过这个节日，显然有所不便。那怎么办？二者兼顾，就是“阴阳合历”。
我们所说的中国传统历法即属此类。它设置平年和闰年：平年十二个月、差一块，闰年十三个月、多一大块；如何取得周而复始？在长周期内取月亮月数与地球公转周期的最小公倍数——这个最小公倍数是十九，即在十九年之内有规律地设置七个闰年，其余年份为十二个月，便能达到周而复始的循环。但大家一定要知道，任何历法都要做微调，今天的公历亦然。原理很简单：月亮的周期不是日的周期的整数倍，地球公转的周期既不是月亮周期的整数倍，也不是日的周期的整数倍——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其实也只是个约数，并不精确。而“日”这个周期不可打破，我们不能过到一半就进入下一天，这造成了历法上无法根本解决的困难。所以任何一种历法都要人为地硬性微调，只是调整的幅度微小。基本原理就是这样。
这些天文历法知识，是您解读青铜器纹饰的基础？
辛德勇：对，是最重要的基础。我再说两句：许多朋友总觉得天文很难、很深奥，其实真的很简单。我大学读的是地理系，刚毕业时看过那些教中学的同学所用的教材，当时叫“地学”，其中这些知识都讲到了。简言之：基于地球的自转，人们产生了天极的崇拜。在古人的心目中，地球的公转是天极所体现的神——上帝——在转动，所以上帝决定了一切。相对来说，地球公转的周期对形成人们相关的意识观念更加重要，这包括阴阳以及大家熟悉的二十四节气。阴阳的观念极为重要，把这一周期分成两份——冷半年、暖半年；后来的五行学说，以及许多哲学观念中的阴阳，都由此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