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逝世九十年：回到故里，重读“有学问的革命家”

　　2026年是章太炎（1869-1936）先生逝世九十周年。鲁迅称章太炎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学问与革命，在他身上互为表里：治学不止于书斋考据，革命也不止于政论呐喊，二者共同支撑起一种罕见的现代知识分子品格。

　　10月31日，纪念章太炎先生逝世九十周年学术交流活动在其故里杭州余杭开幕，章念驰、章念翔等章氏后裔，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二十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章学研究学者参加了本次活动。

10月31日，纪念章太炎先生逝世九十周年学术交流活动现场

　　余杭区委宣传部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太炎先生是从余杭走出的近代思想巨擘，九十年间，人们不断从革命史、学术史、思想史的不同角度理解他；余杭将太炎文化作为重要的文化标识，近年成立章太炎研究中心，围绕文献整理、学术交流、展览传播、数字赋能开展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副主任孟琢代表主办方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致辞。他表示，北师大的古代汉语学科源自太炎先生的学术传承——从章太炎到黄侃，到陆宗达、王宁，再到今天的中生代及其学生辈，“已经整整六代人，百年血脉，薪火相传”。在他看来，太炎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守护、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给其学术思想赋予了强大力量，“这是他能够在中华文明的困境之中特立独出、成为世界性的文化巨人的根本所在”。

孟琢

　　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温泽远介绍了上海人民出版社与章太炎著作结缘的历程。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该社组织章门弟子及相关专家，对太炎先生著作进行了首次较为系统的收集整理，自1982年起陆续出版《章太炎全集》8卷。经过几代学人的接续耕耘，2017年最终完成《章太炎全集》三辑共20册的出版工作，这套全集是目前关于章太炎最系统、最完备的基础文献，为章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又在《全集》的基础上，联合太炎先生故里余杭，陆续出版“章学研究论丛”“章太炎讲述系列”“菿汉丛书”等，努力推进章学文献的研究、转化与普及。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经是全国范围内章太炎研究出版的重镇。

温泽远

《章太炎全集》

《章太炎研究》自2023年11月推出第一辑，至2026年10月已出到第七辑

　　章太炎哲孙章念驰代表家族后裔致辞。他谈到，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太炎先生，因为一个国家要强大，民族要复兴，需有文化上的决心。“在这样的时刻，回望太炎先生，重温他的精神、学养和他留下的丰富文化遗产，对我们实现民族复兴有重大的意义。”他也回顾了同章太炎研究者们的缘分，尤其是与姜义华、汪荣祖两位先生近半世纪的交往，感谢他们从本土与海外的两个不同视角提供了研究章太炎的观测点。

章念驰

　　姜义华：章太炎的中国农民伦理观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姜义华首先作主题发言，题为《章太炎的中国农民伦理观》。今年恰是章太炎1906年在《民报》发表《革命之道德》一百二十周年。姜义华指出，章太炎在此文中把人们的职业分为十六等，道德亦相应分为十六等，而断言“农人于道德为最高”；他引述顾炎武“有亡国，有亡天下”之论，强调革命救亡必须依赖人民大众，尤其要以最广大的农民为主体。

　　报告梳理了章太炎对农民和农村土地问题的持续关注：1904年《訄书》修订本中专写《明农》篇，认为“租税出于谷，谷出于力耕，力耕出于重农，是为知本”，并指出中国农业不振的根源在于土地制度极不公；1902年与孙中山讨论革命问题时，章太炎力主根本改革旧有土地制度，《定版籍》篇记下了这场讨论，他还自行设计了《均田法》；1908年在《代议然否论》中重申必须建立“均齐民之产”的土地制度——所谓均齐民之产，就是要保障作为社会主体的广大农民，都能拥有可以自主支配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章太炎又将革命之道德概括为知耻、重厚、耿介、必信四项，前三项承接顾炎武《日知录》，“必信”是他新增的一项。姜义华最后说，章太炎那一代仁人志士没有能够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但他们发现了重新认识中国农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直截了当地正面公开提出了这一问题，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今年正值《革命之道德》发表一百二十周年，前贤筚路蓝缕之功，今人应当铭记。

姜义华

　　汪荣祖：章太炎与《左传》真伪之争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及州立大学荣休教授汪荣祖以《章太炎与左氏传》为题，重新梳理了一桩绵延多年的公案。他指出，章太炎之所以花如此多的精力研究《左传》，着眼正在于对历史重要性的认识——“史乃国之魂魄，最不可侮”。《左传》记录了两百六十九年的中国古代政治史，“如果《左传》是伪书，即无真实的先秦史可言”。

　　报告从清代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刘逢禄讲起：刘逢禄断言《左传》与《春秋》无关，所谓《春秋》经解乃刘歆伪造，“春秋左传”应改称“左氏春秋”；康有为更指刘歆既伪造《左传》，又窜改《史记》。汪荣祖认为，康有为意在政治、不惜武断学术；章太炎则以五十万言的《春秋左传读》力驳伪作之说——刘歆不可能欺骗同时校书的父亲刘向，也无需为王莽篡位另造新书；从《左传》问世后的一百年间，没有任何博士认为《左传》与《国语》是同一本书；《左传》与《春秋》经省而传详，是不可分离的伴侣。民初疑古之风再起，顾颉刚、钱玄同等人重弹刘歆窜乱旧调，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以文法分析断定《左传》出于秦火之前、绝非汉人所造。李学勤晚年提出“走出疑古时代”，2004年又澄清疑古思潮在当时是进步思潮、“但今天不能以疑古为限，只有怀疑没有建设是不行的”。汪荣祖认为，《左传》可信已成定论：杨伯峻断言“伪经之说，穿凿附会”；1978年河南淅川春秋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其名正见于《左传》；两千三百多年前的楚国竹简《左传》与今本内容基本一致。他以章太炎式的句法作结：疑《左传》为伪者，不啻欲“谋杀”先秦之史事乎？

汪荣祖

　　冯胜利：章太炎还是一位学术范式层面的革命家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与资源学院章黄学术理论研究所所长冯胜利教授的题目是《论章太炎学术的革命性》。他指出，章太炎不仅是政治革命家，更是学术范式层面的革命家。他识别出一条新的范式线索：乾嘉之学中，吴派“好博而尊闻”代表经验主义，皖派“以形名求是之道约之”代表理性主义——这不是地域学派的区分，而是范式性的方法论宣言。章太炎是最先发掘戴震哲学思想的人，他将戴震个别论断所蕴含的逻辑，提升为一个可辨识、可传授、可传承、可对抗的系统方法，即“理必”——用他引述的概念说，是logical necessity，代表了语文学研究走进超越经验的、科学性推理的新时代。

　　冯胜利指出，民国学术范式转型的关键时刻，胡适等人畅发“发现之学”，以材料的搜集归纳求证；黄侃所谓“今发现之学兴，而发明之学替矣”，正是对范式更替的痛切体认。而章太炎没有随流，他自觉继承理必传统，以章黄学派为依托，使这一理性主义的范式在近代学术中卓然独立。他的结论是：章太炎不是在既有范式内做出的贡献，“而是在根源圭臬之上的重新立法”。正是这种重新确立，使理必成为可以与发现之学正面交锋的学术范式，所以说章太炎是“学术的革命家”。

冯胜利

　　虞万里：《新出三体石经考》里的三人交往与修订轨迹

　　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讲席教授虞万里的报告题为《从章太炎三体石经题跋说到〈新出三体石经考〉清稿本》。三体石经刻于曹魏正始年间，立于洛阳太学，又称“正始石经”。它把《尚书》《春秋》等儒家经典刻上石碑，每个字用古文（科斗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分三行书写，故称“三体”。

　　石经湮没千余年，清光绪十八年（1892）洛阳龙虎滩出土第一块残石，1916年王国维撰《魏石经考》，稍稍引起学界注意；1922年12月洛阳朱疙瘩村又因村民凿药挖出《尚书·无逸》《君奭》与《春秋》大碑，正反两面刻字，后被碑估中剖为二、连同另一块《多士》残石正反分拓成六纸。消息传到京沪已是次年三四月，章太炎、于右任、胡朴安诸人的商榷由此展开。

　　虞万里教授先从章太炎题跋的两张拓本（未剖本和已剖为六纸本）说起，梳理1922年洛阳大碑出土后于右任、章太炎、胡朴安三人往来商榷的经过；再以《华国月刊》刻本与上海图书馆藏清稿本对勘，还原《新出三体石经考》从初稿到补订的修订轨迹。

　　他指出，两纸拓本入太炎之手有两条线索：一是李根源1921年转赠的《君奭》剪裱本，当时未引起他注意；二是大碑出土后张钫取得传拓便利，请王广庆转致于右任与太炎，太炎由此究心石经，并致函张钫询问。他未见王国维《魏石经考》，只凭竖剖为二的残石推算，成《新出三体石经考》，据《魏略》推定书者为邯郸淳。1923年他又与胡朴安往复商榷三个回合：胡指其碑数与行款算法有误，并用顾炎武之说否定邯郸淳所书；太炎得知残石中剖，故重新推算碑石为“一百六十余碑”，于书者之说却坚持到底，“碑数退让，书者坚持”。

　　从上图所藏、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新出三体石经考》抄本上的修订轨迹看，出土地与拓本源流被逐句补入，“友人三原于右任又”改作“新安张钫又属三原于右任”，“右任亦不省也”一句则删去；抄本上有大量涂改增删文字，并有另纸黏贴补充段落，碑数字数一再修改，评语亦由形容收敛为考据。由此推测，清稿本是抄手清抄太炎手稿，而太炎又在此抄本上进行修改增删的修订稿本，亦即后来钱玄同用隶书清抄的底本。

虞万里

　　傅杰：四十年前的盛会

　　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傅杰回顾了四十年召开的“章太炎逝世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1986年6月，章太炎逝世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由中国史学会、浙江省政协、杭州大学等十四家单位联合发起在杭州举行，近百位来自全国及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的学者参会，朱季海、汤炳正、李希泌、姚奠中等章门弟子出席；代表们拜谒章太炎墓，参观仓前故居，杭州市政府在那次会议上宣布拨款建造章太炎纪念馆，章氏后人捐出手稿、书信等上千件文物。当年还是硕士研究生、奉命协助会务的傅杰撰写了那次会议的纪要，以“傅卓荦”的笔名刊于《语文导报》。

　　傅杰教授回忆道，那场会上激烈交锋的是如何评价晚年章太炎。鲁迅那篇影响巨大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有学者认为评价公正，也有学者提出异议：日本关西大学河田悌一引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中的《章炳麟氏》一节，说章氏的话题从头到尾都是中国的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至晚年仍走着经世济民的道路，并批评中国学者对鲁迅的话“生吞活剥的引用”；朱季海则以亲历亲见，对鲁迅文中的一些说法提出不同意见。朱维铮《关于晚年章太炎》给出的分寸至今值得记取——鲁迅的批评“至今为止无疑仍属权威意见”，但“权威意见不能代替历史研究”，鲁迅也无意作盖棺论定之文，无妨后人另作更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他引香港中文大学许冠三当年的话说：“《章太炎全集》的出版，才是章太炎研究的真正开始。”当年仅出五卷，如今二十卷早已出齐，上海人民出版社又相继推出《章学研究论丛》《菿汉丛书》《章太炎研究》；当年《春秋左传读》易见的只有姜义华校点本，如今有了《儒藏》本和研究专著。在他看来，这家出版社由此成为章著及其研究论著出版的第一重镇。

　　四十年过去，能亲见亲闻的章门弟子已不可再得，“这肯定今不如昔”；而太炎研究方兴未艾，“这应该今胜于昔”。

傅杰

　　于亭：章黄学术的传承

　　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于亭的演讲题为《章黄学术的传承及其现代意义》。他表示，章太炎以革命家、政论家、思想家和学问家萃于一身，在上个世纪之交的社会大变局中，“是极为耀眼的存在”。读太炎的书，不能把他的学术跟他的政治理想和思想建构分开；由荀韩而诸子、释乘，最后回归孔子，万法熔铸于儒，尊经、说史、讲习小学，其中的“变”和最终的“归”，让人看到学术的传承-创造者、思想跋涉者和实践探索者的多重轨迹。

　　他又提出章黄之学在近代的“显隐二流”：章黄学术一度在各种历史场境中被边缘化，但其学术脉络，除了师弟相传之外，还“一直以隐的方式”而延续；此外，太炎门下分出两种倾向——黄侃、吴承仕笃守师法，由倡革命而入学问；周氏兄弟与钱玄同、许寿裳等弟子，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各取一端而自造之，流为二枝”。从“显”的角度说，章黄的学问，师弟相从，研习不绝如缕；从“隐”的方面说，包括更大多数人在内，“我们都可以说是太炎先生政治和思想实践的后学，是他的学生”。

　　他就章黄小学的现代意义谈了三点体会：其一，中国古典学术的师法传统，在章黄一门中守之不移易。现代学术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倾向下，学者支离破碎，根柢不实，学脉不彰。师法的“以守其醇，以发其精”，虽有不敢突破之弊，“但不守其醇，不发其精，也就没有创新的突破”；章黄学术由清学来，重师法而勇于突破，卓然自成，树立了典范，也指引了学问的意义。其二，传承的自新。比如太炎之小学，在戴震、段玉裁之学的巨大影响下，继承了晚清《说文》之学的成就，又会之以印欧语言的观念，勇于破除六书“四体二用”之说，颠覆了传统“六书”的认识，提出“转注假借说”，建基其“明语原”“见本字”和“一萌俗”的文化-学术理想。又比如在中国古代六书、音声、训诂的基础上，继承清代学问的巨大遗产，提出小学是“中国语言文字之学”，并以之为国故之本，激动种姓之要；故其弟子黄侃承而受之，说，“语言文字之学为各种学问之预备，舍此一无所通”。其三，章黄之学是中国本土学术“深造自得，圆融自成，内在转型”的代表，“我认为（太炎）的学问是革命的现代学术，而不再是他们所由来的清学”，就像太炎弟子黄侃所说：“我辈学问，以汉学为表面，以申韩为骨子。”今天从事中国自主话语知识体系建构，这一思想-学术遗产及其精神，值得考量和继承。

于亭

　　主题发言结束后，与会者分两个平行会场进行分组讨论，学者们的专题考论密集地落在章太炎思想的几个关节点上。哲学与思想方面，讨论涵盖章太炎的“人”观、名教观、与谭嗣同的逻辑对话、唯识学的近代争议、与刘师培的思想分歧，以及其对王阳明良知学说的评判、《菿汉微言》成书的境遇与哲学创生、《文始》初文与《劝学篇》等议题，并由“神经病”一说论及章氏思想的极限性及其当前启示。政治史及学术史方面，则涉及民初章太炎与黄兴及孙中山之关系、“浙东学派”的近代建构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清末“古学复兴”论、“新方言学派”的学科史定位、章太炎国学的时代精神、东京国学讲习会的还原、《周易》论说旨趣，以及章学典范在四川地区的形塑与建构。

分组讨论

　　11月1日上午，与会嘉宾前往杭州章太炎纪念馆参加了“国魂不灭——杭州章太炎纪念馆改陈启览暨太炎先生逝世九十周年祀贤之典”。章氏后裔和与会专家一同见证了陈列改造、设施焕新的纪念馆展陈，参观了最新展出、首现真容的章太炎相关文物。当天下午，与会嘉宾参观了余杭章太炎故居纪念馆推出的“纪念章太炎先生逝世九十周年学术研究成果展和篆刻展”，展览集中呈现了近年来章太炎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以及苏州篆刻家们通过篆刻艺术表现的章太炎与汤国梨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