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写作业拖到深夜,看书总是跳行漏字,上课坐不住,成绩说掉就掉。遇到这些情况,不少家长的第一反应是孩子懒、态度有问题。上海市儿童医院副院长陈津津、上海市儿童医院儿童青少年保健医学部主任朱大倩在《全民健康大讲堂》节目中给出了另一种解释:这些表现的背后可能藏着医学原因,学习困难本身就是需要被认真识别、规范干预的健康问题。

上海市儿童医院副院长陈津津、上海市儿童医院儿童青少年保健医学部主任朱大倩参与《全民健康大讲堂》节目直播。
符合医学定义的学习障碍只占三分之一
学习困难门诊现在很热,但朱大倩说,门诊里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孩子真正存在医学意义上的学习障碍。判定的关键不在于成绩高低,而在于阅读、书写或者数学的某一项技能明显落后,并且和孩子的智力水平并不相称。“可能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读一篇文章跳字、漏字、串行,读完一遍没明白意思;也有孩子阅读、表达都好,就是没办法把说的东西好好写下来。” 她提到,有的家长反复给孩子报写字课、阅读理解课、数学补习,成绩始终补不上去,问题不在缺少学习机会,而在这一项能力和其她能力之间的落差。
同样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是情绪方面的困扰。这类孩子状态好的时候学得挺好,可就是没有动力,一提学习就痛苦、崩溃,换成别的事情却兴致很高,很容易被误当成能力问题。判断情绪是否亮起红灯,可以看孩子对原本喜欢的事还感不感兴趣 —— 画画、手工都放下了,不愿社交,总是很累,长时间想睡觉,胃口变差,这些信号叠在一起,就值得往情绪方向想一想。
陈津津则从生理基础上做了补充。孩子的注意力本来就是随年龄长的:3岁左右主动注意能维持5到10分钟,6到7岁刚上小学一年级大概25到30分钟,要求孩子40 分钟一节课全程不走神并不现实。刚入学的孩子有一段窗口期,要看两三个月之后规则意识有没有慢慢建立起来。有些孩子提前学了太多,睡眠时长被压缩、质量也不好,第二天注意力、短时记忆加工和工作记忆都会跟着受影响。营养不良或微量营养素缺乏确实会拖慢神经系统的反应,但这是需要医疗机构做完整评估的事,不能因为孩子有点挑食偏食就自己下结论。

上海市儿童医院副院长陈津津
眼动追踪和情绪评估补上客观性
孩子来到学习困难门诊,不单单只是让孩子做检查,家长也需要配合。很多时候,同一份量表,让不同的人填,都会有不同的结果。陈津津分享了一个常见的场景:同一份量表,爸爸觉得孩子一切正常,不过是聪明好动;妈妈每天陪着写作业,填出来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停不下来;班主任手上有全班做参照,判断相对中立一些。量表的设计本身是客观的,可填表的人会把自己的处境和主观感受带进去。
为了把这种偏差压下去,上海市儿童医院儿童青少年保健医学部率先用眼动追踪技术辅助学习障碍的诊断。陈津津解释,眼动追踪能实时记录孩子看阅读材料时眼球的轨迹、聚焦时间和瞳孔变化。多动症孩子的阅读轨迹往往很分散,东看看西看看;阅读障碍的孩子能按规矩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地看,但正因为看不懂,会长时间停在某处反复看,或者一次次倒回去重看,两种轨迹明显不同。她同时提到,近红外脑功能成像、事件相关电位、功能性核磁共振也在陆续投入使用,那些过去只能靠主观评价的疾病,正在被更客观的手段抓住。
朱大倩从心理学角度提醒,只测认知不测情绪,报告很容易被误读。她讲了一个门诊案例:一个孩子三年级初评时智商120多分,被判断为典型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两年后五年级复评,智商只有九十几分,语言和理解的分量表降得特别低。可妈妈说,孩子跟她吵架时逻辑清楚得很。追问下去才发现,测试当天爸爸一路都在说 “带你来测一测,看你有没有变笨,变笨了索性就不要学了”,孩子情绪一路低落,被测试老师哄着才进门,做题时那股不开心还没散,明明做得出来也不肯说,分数自然低。如果不考虑孩子当天测试时的状态和情绪,这份报告就可能被误读,进而影响对治疗的判断和后续方案。

上海市儿童医院儿童青少年保健医学部主任朱大倩
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
说到用药与干预,朱大倩的态度很明确: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抽动障碍属于先天性的神经发育性障碍,中重度的孩子或者年龄偏大的孩子,用药是必要的;年龄小、程度轻的孩子,或者单纯的学习障碍,早期积极的行为干预更有效也更安全。行为干预离不开家校配合,得把训练的理念融进孩子在学校的一天里。
陈津津介绍了医教协同的思路。前期评估是最关键的一步,评估之后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是先用药把症状压下去、再同步做行为干预,还是情绪问题的根本在亲子冲突、干预要放到整个家庭的养育环境里去做。她强调,情绪管理一定要放在前面,“任何一个人在有情绪的情况下,都很难跟你形成良好的合作”。医院的治疗师会定期进入共建学校,以小组训练的方式帮老师更快识别行为和情绪问题,运动治疗、艺术治疗也在开展 —— 运动本身就能提升注意力聚焦、短时记忆加工和反应抑制这些执行功能。
家长辅导作业时 “鸡飞狗跳”,在朱大倩看来也有生理层面的解释。家长一发脾气,孩子会觉得自己的港湾随时可能爆炸,长期待在不安全的状态里,大脑最先激活的是杏仁核,大量肾上腺素跟着释放。孩子为了让家长赶紧消气、抓紧把作业写完,当下表现得确实好,但这是肾上腺素撑着做出来的,记忆并不深刻。很多家长说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当时效果不错,睡一觉全忘光,原因就在这里:紧张焦虑下为了 “保命” 完成的事,没有变成长期的学习内容。她建议换一种有框架、稳定的方式:动笔之前心平气和地讲清楚任务要求和做完之后的安排,任务切换时再提醒一次,孩子做得好,用平静温暖的声音鼓励,不必夸张。
至于家长拿着 AI 给的结论来门诊,陈津津说,DeepSeek火起来之后,门诊就碰到过这样的家长。“冲击力有,但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此前也有家长带着其她两家医院的诊断结果过来。在她看来,AI的边界在筛查和科普:把量表变成数字化的工具筛一遍,在家校科普里覆盖更大的人群,AI确实提升了效率;但落到某一个孩子是不是这个病、该给什么个性化方案,“这一定还是由医生做主导”。她也提醒,网上的信息存在被污染的可能,家长可以查,但不能因为医生的说法和AI的结论不一样,就认定医生错了——医生的判断要考虑病情本身、孩子的成长背景,也包括人文的部分。
朱大倩还补充了一层家族风险。学习困难是遗传度较高的神经发育性障碍,遗传度大约在0.5到0.8之间,阅读障碍约0.6。家里老大如果已经确诊阅读障碍,老二出现其她神经发育性障碍的可能性同样存在,及时评估、早期干预很有必要。
陈津津给出的数字是:ADHD在中国的发病率约6.4%,特定性学习障碍总体在5%到 10%,一个40人的班级里,可能就有一到两个孩子正面临这类问题,不要焦虑,早筛查、早干预,效果通常不错。

【专家简介】
陈津津
上海市儿童医院副院长。深耕临床二十九载,在医院领导班子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下,组织开展上海西部儿联体儿童青少年“五健”基层赋能系列行动,成立“上海儿童心理发展与保障联盟”,构建“互联网+医教家一体化干预模式”,研发“儿童生长发育评估与干预移动端智能化管理系统”。针对我国儿童营养“两头翘”问题,建立儿童营养风险层阶式分类化管理体系,不仅推动儿保临床提质增效,同时也促进了儿童健康的家校医社联动与健康自治。
朱大倩
上海市儿童医院儿童青少年保健医学部主任。儿科学硕士,精神科博士研究生,毕业于复旦大学医学院。从事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专业20余年。擅长儿童青少年情绪行为障碍、心因性躯体不适、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孤独症谱系障碍、进食障碍等精神心理疾病的诊治。关注精神心理障碍早期预防,医-校-社协同保护儿童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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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许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