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全集》,竺可桢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叶企孙以“磁学研究及勃郎克(普朗克)常数之测定等研究,主持清华大学理学院及物理系”当选1948年首届中研院物理学科院士,中研院编印《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录》所附学术成果中仅列举了他1921、1925年在美国发表相关普朗克常数测定与磁学研究两篇论文。可见,叶企孙是胡适所说回国后“即不研究特别问题”的典型代表,主要以领导、推展学术发展获选。
一
叶企孙1923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导师是因在高压物理方面的贡献获194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布里奇曼(Percy Williams Bridgman,1882-1961)。翌年回国曾短期任教东南大学物理系,与竺可桢为同事。1925年北上就聘清华学校,从此全身心投入清华物理学科及理学院的建设,成为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科技的基石”(虞昊、黄延复《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929年6月,清华大学理学院成立,叶企孙出任院长。除物理系外,理学院还有算学、化学、生物、心理和地理系等,叶企孙与系主任精诚合作,商讨学院发展目标,从聘用人材、设置课程、分配经费等方面全面规划。他们认为理学院“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材外,尚欲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国家学术之独立”,因而十分重视研究,当年就设立了理科研究所(吴有训《清华大学理学院概况》)。
对于气象科学的发展,叶企孙有其独特的看法。第一,他认为气象学的发展与物理学密切相关。曾在清华最早建成的教学楼“清华学堂”东端最高的房间设立气象台,将观测数据公布供师生利用,并有意让物理系学生从事有关气象学的研究,更建议物理系毕业生转学气象学,以提升气象学的精确性。后来,清华物理系毕业生转学气象学的赵九章,是中国第一个把物理和数学引入气象学,使气象学以描述性为主的学科转变为以数理基础为主的定量化科学。第二,他以为气象学是国家急需学科,对航空工程、国防建设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清华将来要建立航空工程系,航空需要气象观测与研究,因此“我们清华今后要有气象学专业,还要有气象系”(《赵九章》编写组《赵九章》,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18-19页)。1929年,清华地理系(1932年改称地学系)成立,下设气象学组,开设气象学、气候学、理论气象、气候观测与天气预报等课程。依靠叶企孙与竺可桢哈佛大学校友、东南大学同事关系,清华气象学科从创设伊始就与中研院气象研究所(下简称气象所)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关系。
1929年9月,竺可桢派遣气象所测候员黄厦千北上担任清华地理系讲师,主持气象学教学和气象台的创设。黄厦千(1898-1977),字应欢,广东大埔人。早年师从竺可桢习气象学,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曾任中学教员,1928年1月被聘为气象所测候员,是气象所最早四名职员之一。1930年7月,清华气象台建成,黄厦千兼任台长。当时,气象所兼领中国气象科学研究和气象事业发展,在国内设立气象台站从事气象观测也是其主业之一。应清华之请,气象所又派遣史镜清等几位测候员赴气象台负责日常气候观测。西北科学考察团结束气象观测工作后,将其气象风筝等设备廉价让予气象所,气象所又向德国购买释放气象风筝所需钢丝等设备,预备开始高空测候工作。当时南京因飞机过多,不宜施放风筝,改由已归属气象所的北平气象台实施。但该台场地狭窄,不能展布,于是气象所委托清华气象台施行,由黄厦千与刘粹中、史镜清等具体操作,为此气象所专门授予黄厦千特约研究员以利于工作。“风筝测候,进行颇为顺利”,不想1933年9月,史镜清在释放探空风筝时触电身亡,成为中国气象学界“因技术而牺牲的第一人”。1932年9月到1934年8月,清华气象台进行了不少于九十次风筝测候,成为气象所与清华气象合作重要成果之一。
1931年建成的清华气象台黄厦千在清华任职约五年,未得到叶企孙的器重予以升等,于是另谋出路。黄厦千在竺可桢支持下和黄逢昌于1934年8月留美,他以在清华观察资料为基础撰成博士论文《华北之气团》(陈学溶《我所知道的黄厦千博士》,《中国科技史杂志》2012年第3期)。黄厦千有辞意后,叶企孙于1934年1月致函竺可桢,希望从气象所“借聘”黄逢昌一年。黄逢昌也要留美,竺可桢推荐了陆鸿图。叶企孙再函竺可桢,除感谢而外,并说:“施放风筝,敝校愿继续担任,但近接电灯公司来函,内称以后接线至清河镇完成后,不能依照敝校之意,随时停止电流;如此则放风筝又生困难,恐只有迁地为最妥也(迁至附近地点,仍可由敝校照顾)。”(感谢潘涛兄提供叶企孙信函,全文将在《竺可桢年谱长编》第二卷公布,下同样信函,不再注明)


叶企孙1934年1月23日致竺可桢函
最终陆鸿图因故未能成行,清华只能暂时聘请任教北平师范大学的刘衍淮代理。直到1934年12月31日,时任清华地学系主任冯景兰还向竺可桢求救,说刘衍淮“师大课忙,势难长久担任。先生为中国气象学界泰斗,对于国内外气象专家交游甚广,务恳费神代为物色一较有经验之气象教员或教授”。最终,竺可桢于1935年夏向清华推荐了留英回国任职气象所的涂长望,聘期一年。涂长望在清华工作并不顺利,因经费关系,他的计划多不能展开。上课太多,影响到高空测候时间;高空测候也面临各种“杯葛”,理工学院都反对关电释放风筝,与叶企孙交涉也没有得到强力支持等。因此致函竺可桢请“指示方针,以便向清华当局从长交涉”。竺可桢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叶企孙,是1936年1月16日,致函叶企孙,“要涂长望返所”(第6卷,10页)。
叶企孙是清华留美公费生考试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之一,借重竺可桢在气象学、地理学的学术地位之外,也支持竺可桢发展气象科学的计划。曾请竺可桢担任自然地理学、高空气象学等科目出题人、阅卷人和留美公费生指导导师。1933年毕业于物理系的赵九章,在叶企孙的支持下考取1934年清华留美“高空气象学”专业公费生。按照规定,出国前须在国内实习半年到一年。叶企孙是赵九章校内指导老师,他与校长梅贻琦商量,聘请竺可桢为其校外指导老师。赵九章1934年11月起在气象所实习,后于1935年6月改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与涂长望一道成长为竺可桢最为倚重的气象学领军人才。1941年3月,竺可桢曾与叶企孙、吴有训商量,当年考选留美学生给予气象、气候名额(第8卷,41页)。因战况变化,1941至1944年留美公费生考试未能举行,1945年郭晓岚考取气象学专业留美,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成为大气动力学宗师,芝加哥气象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荣膺台湾“中研院”院士。
面临中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的危局,清华为防不测,1935年组织长沙分校筹建委员会,叶企孙具体主持。1936年1月,到南京出席丁文江追悼会时曾与竺可桢谈及清华地学系,“愿以清华气象仪器赠与研究院,在湘鄂一带设测候所”。后商量中研院、中央博物院与清华合作,在湖南衡山购地建屋设立测候所,作为将来中研院“迁移之退步”。后来,变为在长沙设立头等测候所,竺可桢、叶企孙信函往还商讨,叶企孙认为将仪器捐赠气象所后,“一切维持费均由所中担任”,所中派人担任“六小时课程”;竺可桢不答应,“余谓课程事须完全由清华负责,此与测候无关,所中只担负台之修理费及职员之薪水而已”。到4月17日,最终商定,清华将仪器借给中研院,“并给长沙附近地百亩,由院中在彼建造气象台,并派人管理”(第6卷,24、29、31、35、51、57页)。由于全面抗战的爆发,在长沙设立头等测候所计划落空。
抗战期间,叶企孙作为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任,对气象科学的发展仍然予以关注。清华航空研究所1938年秋设立高空气象台,与气象所进行合作研究。1940年3月,叶企孙到重庆开中研院评议会年会,趁机向气象所为清华借去大气球四个(第7卷,324页)。此后,叶企孙对清华气象科学的支持,一直延续到北京大学时期。战后清华气象学科独立设系达成了叶企孙的理想。1948年,叶企孙代理系主任,讲授“大气声光电学”,开创了大气物理学的先河。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气象系被调整到北大物理系,叶企孙继续讲授课程,赵柏林(1991年当选学部委员)为其助教。


1950年4月,军委气象局与清华大学合办气象观测人员训练班合约:签约人分别为军委气象局局长涂长望、清华校务委员会主席叶企孙(《90年的历程——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科历史回顾》)。
二
1937年1月,叶企孙辞去清华理学院院长,举荐吴有训继任。全面抗战爆发后,留校负责抢运图书仪器等。后因病滞留天津,主持清华南迁临时办事处。1938年底,辗转到达昆明。翌年9月,清华大学成立特种研究所委员会,叶企孙担任主任,委员包括梅贻琦、陈岱孙、施嘉炀、李继侗、李楫祥、戴芳澜、庄前鼎、任之恭、陈达、吴有训等。特种研究所包括1934年成立的农业研究所(所长戴芳澜)、无线电研究所(所长任之恭),1936年成立的航空研究所(所长庄前鼎)、金属研究所(所长吴有训)和1939年成立的国情研究所(所长陈达),皆清华“九·一八”事变后为应对抗战需要专门成立的研究机构。在叶企孙的“筹划、调节”下,研究工作顺利进行,取得了极为重要的科研成果,直接支援了前方战场和大后方建设,对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展现了中国科学家以科学服务抗战需要的成就。同时,这些研究所也聚集和培养了大量人才,吴有训、戴芳澜、俞大绂、汤佩松、殷宏章、陈达等当选1948年中研院首届院士,林家翘、戴振铎、罗远祉、林同骅等当选美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林家翘、范绪筠、任之恭等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吴征镒、葛庭燧等多人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41年夏,清华大学校领导合影:左起工学院院长施嘉炀、教务长潘光旦、法学院院长陈岱孙、校长梅贻琦、理学院院长吴有训、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叶企孙(叶铭汉、戴念祖、李艳平编《叶企孙文存》增订本,科学出版社,2018年)。
正当叶企孙领导特种研究所奋力向前时,1941年4月,中研院总干事傅斯年因病辞职,向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推荐了吴有训、汪敬熙、赵元任、何廉、陈受颐等人,以叶企孙“固执颇露于外,然思想实单纯、公正,党派观念似无之”作为第一候选人(《傅斯年遗札》第二卷,1163-1164页)。叶企孙1935年当选中研院首届评议会评议员,1940年第二届评议会选举中落选,位置为同为清华物理系教授的吴有训替代。傅斯年之所以如此看重叶企孙,与1940年中研院首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审查丁文江奖金获得者时叶企孙作为有关。当时,气象学竺可桢审查后推荐气象所助理员、清华物理系毕业的幺振声获奖,地质学李四光审查后推荐计荣森获奖,奖金委员会审查中竺可桢主张幺振声得一小部分奖金,讨论结果则是均分。大会决议时,叶企孙反对均分,说幺振声成果与此前吴大猷获奖成果(名著《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相去太远”,最终幺振声得五百元,计荣森得一千五百元(第7卷,321-322页)。叶企孙的态度得到傅斯年激赏,其曾在致陶孟和信函中说:
公当犹忆上届评议会末次会中,企孙反对藕舫作主席所审查丁文江奖金报告之结果,指其均分不妥,有一个人实不称,其人为企孙之学生,而气象所之职员也。企孙当时词严义正,此等不怕得罪人之事,殊为难得。(《傅斯年遗札》第3卷,1388页)
1941年5月30日,竺可桢接朱家骅信函,“知已征求得叶企孙之同意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候选名单还有段锡朋、周炳琳等,“最后决定叶企孙”。竺可桢认为“此名单大概系傅孟真所拟”(第8卷,86-87页)。对于叶企孙出任中研院总干事,清华并不十分愿意,校长梅贻琦以叶企孙同时兼任特种委员会主任为条件,朱家骅以总干事向不兼职惯例、院章规定专任不得在外兼职以对,双方你来我往反复商量,直到9月叶企孙以向“清华请假”,“暂就该院职务”才前往重庆任职,可见清华对他的倚重和中研院对原则的坚持(《傅斯年遗札》,1168-1169、1174-1176、1179-1181页,《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卷上,205-207页)。对于被中研院聘为总干事缘由,叶企孙曾在后来的“交代材料”中说,是“因为吾对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可以说,叶企孙担任清华理学院院长和特种研究委员会主任等科学管理者角色的经历与历练,为他担任中研院总干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他被傅斯年看重的为人处世“公正”、无党派偏见自然也是当时学术界极为倚重的“素质”。按照中研院组织法规定,总干事“受院长之指导,执行全院行政事宜”。朱家骅代理院长期间,总干事的重要性已与蔡元培时期不可相提并论,正如后来接替叶企孙担任总干事的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所言:蔡元培任院长时年事已高,需要如杨铨、丁文江、任鸿隽这样能力突出的强力人物为中研院“奔走及照料一切”,而朱家骅年富力强,且担任党政要职,各方面都能接洽,“不需要一个总干事,只需要一位秘书,助其办理例行事件即可”(李书华《碣庐集》,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140-141页)。即使如此,总干事毕竟是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的日常事务主持人,需要极强的学术活动能力,更需要学术公信力即叶企孙所谓能公平处理学术纠纷。
对于叶企孙担任总干事的一些细节,竺可桢日记中有不少的记载。竺可桢获知叶企孙将担任总干事后,两人曾信函往来,惜不知所言何事。直到8月27日,竺可桢到中研院得知“朱家骅回期未定,企孙亦不知何日可来,故院中等于无人作主”。9月13日,竺可桢得知叶企孙前一日抵达重庆,正式任职中研院(第8卷,137、147页)。此后,两人关系更为密切,竺可桢每次到中研院,都住在叶企孙房间(重庆聚兴村22号),常常同出同进。如1941年9月22日,与叶企孙、王毅侯、刘次萧晚膳;次日与叶企孙一同到聚丰园早餐,一同到牛角沱朱家骅寓所开会; 26日,与叶企孙、王家楫一同到牛角沱开会,“讨论明春举行学术会议,邀各大学及学会团体之代表列席,预期约有250人之谱”。此后到10月17日,他们有十三天在一起(第8卷,153-168页)。9月26日会议值得专门指出,这是朱家骅担任中研院代理院长后召开首次全国学术会议理想的一次预备会。朱家骅在当年3月召开的中研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一次年会临时提案,“可否由本会发起全国学术会议,由本院商请教育部会同召集,并酌请国外学者参加”。会后朱家骅曾演讲《全国学术会议召集意义》,指出与教育部联合召开全国学术会议,主要目的是通过改善学术研究环境,形成全社会“普遍注重科学之风气”,以促进学术研究的进步。可惜,朱家骅的理想最终因各种原因落空。
1942年3月,竺可桢到重庆出席中研院评议会谈话会,继续住聚兴村22号。中研院会议之外,与叶企孙一同赴行政院商讨刚成立不久的中央气象局与中研院气象所合并会议,决定气象局“仍隶行政院”,与气象所订立“合作办法六条”(第8卷,308页)。气象局“办事人员太多,技术人员太少”,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与叶企孙都不喜欢局长黄厦千(第8卷,372页)。最终演成局长更换,黄厦千去职,吕炯接替。12月18日,竺可桢赴重庆出席陈立夫主导的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继续住聚兴村22号,与叶企孙、任鸿隽、王家楫、李书华等“谈至十一点半睡”(第8卷,445页)。1943年3月30日,竺可桢因三青团会议和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训练班事宜赴重庆,仍住叶企孙房中。曾一同出席朱家骅宴请李约瑟晚宴,在中央党部听李约瑟的报告。竺可桢演讲词《科学与近代思想》成稿,曾请叶企孙提供意见(第8卷,539、542页)。
叶企孙任职后,向朱家骅声明,不愿到朱主持的党务机关商讨中研院事务,因此希望朱每周到中研院两小时商讨院务,当然应急事件也可到朱家中商量。叶企孙在中研院最为重要的成就是落实1941年3月中研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一次年会决议创办的中文期刊《学术概要》和英文期刊《论文提要》。最终中文期刊定名《学术汇刊》,由叶企孙任主编,编辑有翁文灏、李书华、曾昭抡、王家楫、傅斯年、汪敬熙,1942年11月出版第一期;英文期刊定名Science Record(《科学纪录》),吴有训为总编辑,姜立夫、曾昭抡、李四光、茅以升、林可胜、李济、吴定良、汤佩松、陈桢、张景钺为编辑,第一、二期合刊于1942年8月出版。在重庆期间,叶企孙被聘为中央训练团讲师,曾受邀演讲《科学与人生——自然科学对现代人生的贡献》《科学概论——物理学对近代文化之贡献》等。
1943年5月5日,叶企孙提出九月离开中研院回清华。竺可桢对叶企孙的辞职深表同情,“余谓在聚兴村廿二号庭门如市之状况下,若为总干事者须常川驻于其中,靡不感头痛而欲辞职”(第8卷,559页)。上一年竺可桢就曾抱怨叶企孙住宿地之不佳,“在渝两星期与企孙同住,来往者络绎,夜不安席,睡眠不足,膳无定地,食不下胃”(第8卷,327-328页)。6月1日,面对叶企孙辞意坚决,朱家骅约请李书华继任,已“有允意”(第8卷,577页)。叶企孙离职前,还曾为中研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二次年会议题作出贡献。应于1942年3月举行的该次年会一直延宕到1944年3月才举行,延迟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年会两个主要议题,即中研院“战后复员计划”及“战后建设全国学术事业总方案”。1943年8月18日,叶企孙致函朱家骅和翁文灏,称他7月12日约集在昆明的评议员李书华、吴有训、姜立夫、戴芳澜、陈桢、周仁、吴学周和张钰哲“交换意见”,对年会议案提出了四条意见:评议会应设常务机构并聘任专任秘书处理日常事务、设立专门办公地点和独立预算、以评议会名义发表“科学宣言”强调理论科学的重要性、聘请熟悉战时美国科学工作的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康普顿(K. T. Compton,1887-1954)来华指导战后科学规划。这些意见成为年会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学术界对战后学术再出发的全面思索与规划的重要内容(《第2届评议会第2次年会:报告、议案、奖金审查委员征询意见》,“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叶企孙1943年8月18日信函首页与尾页
叶企孙虽然不是中研院第二届评议会评议员,离职后也不是当然评议员,还是出席了1944年3月的年会,继续与竺可桢同进同出。回清华后,叶企孙继续担任特种研究委员会主任,并先后出任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
三
叶企孙并非完全的书斋学者,在民族大义面前也曾义愤填膺,甚至诉诸实际行动。1935年日伪筹划“华北五省自治”,他起草电文,与胡适、梅贻琦等平津学者联名通电指斥日伪妄图分裂中国的阴谋。1937至1938年滞留天津养病期间,直接参与中共冀中抗日根据地工作,支持学生熊大缜赴吕正操部主持武器制造,并先后推荐汪德熙、葛庭燧、钱伟长等为技术员,筹款购买药品、军用物资等,后熊大缜被冤杀,1986年平反。
叶企孙草拟电文手稿(《叶企孙文存》)政权鼎革之际,叶企孙担任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代表清华发表总结或报告,在《改造中的清华》中说“大学的中心任务在教学,教学的中心工作在计划课程”,新清华根据“取消反动课程及增设革命课程”原则进行课程改革;“全校性的政治课与改造思想有关,至为重要”,学校特别设立委员会主持;希望清华“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民大学,使每一个清华人都能做到真实地为人民服务”。在《一年来的清华》中说,“任何行政工作者所易犯的一种毛病是联系群众不够,以致不能了解群众的意见”,“为培养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建设的工作干部”,全校教师必须“多多关心当前形势,加强政治学习,参加各种政治斗争,来锻炼自己的正确的立场和态度”。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叶企孙虽然有三次大会检讨,诸如“在政治学习上时间花得少,因此水平不高,思想领导做得不够”,“看清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改正我的毛病的武器,今后一定要好好改造自己”。绝大多数教师对其检讨表示满意,“要向叶先生看齐”,学生们对他“感情尚好”,仅怪他不将检讨登载《人民日报》,但组织结论却是“没有什么变化,拖着尾巴过关”(《叶企孙文存》,236-241、615-616页;第12卷,549页)。1952年10月,院系调整中叶企孙被调至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卸下了行政工作的重担,成为“普通一兵”。
在校外,1950年8月,叶企孙当选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科联)常委兼计划委员会主任。也是竺可桢等接收整合原中研院、北平研究院相关机构组建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所顾问与重要支撑。1950年1月15日,竺可桢召集物理学方面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彭桓武、严济慈、钱三强、饶毓泰等谈话,“余首先申述院中拟设近代物理与应用物理二研究所,并以北京为所在地”,所长分别为吴有训和严济慈。2月8日,开应用物理座谈会,叶企孙与会。1月26日,开气象所调整委员会,叶企孙、钱三强、丁西林、李宪之、涂长望、赵九章等与会,决定改气象所为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第12卷,12-13、20、28页)。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从1951年初开始与竺可桢一道开创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新局面,为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这有待专门梳理与钩沉。

叶企孙,1965年摄于北京(《叶企孙文存》)。
特殊年代,无论是“熊大缜案”还是出任中研院总干事、中央训练团讲师,都成了反复被翻出来的“旧账”。1968年4月,叶企孙被逮捕入狱。翌年12月释放,仍被隔离审查,“此时的他,无儿无女,一无所有;头发蓬垢,布衣烂衫;腰系草绳,鞋履露趾;双腿肿胀,褯袴湿尿,佝偻腰背,孑居于方寸斗室中”(《叶企孙文存·导读》)。这期间,竺可桢与叶企孙未能见面,叶企孙在日记中出现的次数也极为稀少,1966至1971年整整六年中不到十次,都是从侧面了解叶企孙的状况,大多属于道听途说。如1968年1月30日,从蒋硕民处得知叶企孙被波及,因他担任中研院总干事期间,中研院曾向延安派遣情报人员,“其时朱家骅为院长,他是军统特务的头头,派特务是很可能的事。究竟企孙是不是知情,这就难讲了”(第19卷,27页)。1970年5月18日,周培源说叶企孙“主要是推荐北大学生熊大缜到延安,以后发现他是特务被镇压的事”。当然,也因叶企孙牵连到其他。
1972年5月,叶企孙被撤销审查。24日,竺可桢得知叶企孙“已经被解放”,还是有些“愤愤不平”:“凡是知道企孙之人莫不同情于他的。”9月21日,竺可桢去北大朗静园看望叶企孙,日记如是记载:“起迄今七年,我未曾与企孙见面。……他坐在一张藤椅上,背已弯曲,但精神尚好。以前列腺肿大所以时时要小便,而又不能控制。我问他是否施手术,他不主张施手术,但终日坐藤椅也是困苦的。……重来北大感慨甚深,过去常来此晤饶树人与叶企孙,现则一已过世,而一则痼疾甚深,时光之不饶人也如此。”(第21卷,110、201页)
所说饶树人即亦为首届中研院物理科院士饶毓泰,叶企孙最好的朋友之一。叶企孙曾说,饶毓泰和陈岱孙是他多年的老友,他每两星期去看望饶一次,但饶来看他的次数很少,“因为吾上午常不在家”。饶已于1968年身故。叶企孙也走到生命的最后阶段,1977年1月13日逝世,享年七十九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