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治·奥威尔:生平与书信、传奇与遗产》,[美]约翰·罗登著,王卫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6年9月出版,440页,88.00元
在两个月前的一篇书评中,我在开头写着:“世上本无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只有埃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现在更应该补充说:世上不仅有乔治·奥威尔,还有与他形影不离的“奥威尔”。
如果说从埃里克·阿瑟·布莱尔到乔治·奥威尔是一个作家的成长史,那么从乔治·奥威尔到必须加上双引号的“奥威尔”,则是一部视角独特的、浓缩的二十世纪至二十一世纪的政治史、新闻史和社会史。美国学者、奥威尔研究专家约翰·罗登(John Rodden)《乔治·奥威尔:生平与书信、传奇与遗产》(Becoming George Orwell:Life and Letters,Legend and Legacy,2020;王卫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6)就是以这部浓缩的以奥威尔的阅读史与传播史为具体议题、以政治史和新闻史为中心的奥威尔研究专著。作者在该书中的基本思路是要探讨一个传奇影响与思想遗产的主题:奥威尔何以在死后更受世人推崇?作为学者和作家的乔治·奥威尔如何嬗变为一个伟大的象征,即偶像式的“奥威尔”?作者力图区分奥威尔的“作品”和“效应”,进而区分奥威尔与“奥威尔”。
毫无疑问,作家奥威尔的全部作品早已被学术界从非常广泛的角度研究过了,但是关于奥威尔的“传奇与遗产”、幽灵般的“奥威尔”的形成与传播及其在当代政治生活中产生的影响和力量,却仍然有待深入研究。作者对这个研究议题的敏感性和难度显然有着充分的认识,他说:“我力求在学术上准确厘清他所留下的遗产,而不愿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实施盗墓掘坟的行为。……在本研究中,我要再次表明自己的兴趣和信念……我要预先提醒大家注意,我会不可避免地透过自己的历史镜头与主观性来看问题,(重新)构建自己心目中的奥威尔,以及另一面的‘奥威尔’。”(30页)
新的研究视角和对当前公共政治现实的敏锐观察和深刻关联,使这部奥威尔研究专著的学术性和思想性远远超出对一位作家的研究。罗登在该书“序言”开头讲述的是:2017年1月21日是美国新任总统上任的第一天,这一天恰逢乔治·奥威尔去世六十七周年纪念日,他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再次登上畅销书排行榜首位。他惊人的胜利引发了公众对这部小说格外高涨的兴趣,该书平装版销量持续增长,到25日早上它在销售榜上已排名第一。6月22日,由英国人编排的戏剧《1984》作为2017至2018百老汇演出季的第一部重要剧目,在装修一新的哈德逊剧院上演。电影《1984》于4月4日开始在美国四十二个州一百四十八个城市的一百六十家艺术剧院重映,旨在反对美国政府决定削减艺术家资助项目经费的政策(第1-3页)。如何解释产生这种关联的原因?在他宣誓就职后几个小时内,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Sean Spicer)坚称本次就职典礼是有史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时刻”,两天后总统顾问凯莉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为斯派塞辩护,说其不实言论只不过是“另类事实”,令舆论哗然。“另类事实”马上被记者将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中的温斯顿·史密斯联系起来,善于用花言巧语精心编造谎言。
罗登认为《1984》销量的持续上升,美国政府的确是无意中推高了反乌托邦类书籍的销量,如阿尔多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辛克莱·刘易斯的《不可能在这里发生》(1935),还有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雷·布雷德伯里《华氏451度》和约翰·斯坦贝克《人鼠之间》等重新受到读者青睐,一些出版社也在推特上推波助澜;但《1984》仍是其中销量最大的国际畅销书(10页)。最明显的是,“几乎每一件政治丑闻都涉及语言的退化、真相的破坏、对个人隐私和自由的侵犯,以及领袖崇拜现象,均引起人们无数次引用《1984》中的话语,并一次又一次令该书销量爆炸式增长。例如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揭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监控项目。该书销量很快飙升到正常销量的六倍,当时许多新闻节目主持人将该机构比作真理部”(11页)。很显然,每当出现政治反常、黑幕、丑闻的时候,《1984》就会不断火起来,这只能说明该书在政治洞察方面的深刻性与尖锐性并没有过时。
罗登指出尽管美国政府内部丑闻频出、内讧不断,但不愧是控制舆论的高手。整个竞选策略和执政理念都建立在《1984》中那句著名的政党口号上:“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其核心要义便是: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和未来。控制新闻头条并支配当下公众话语权,恰好证明了奥威尔所说的“过去的易变性”(mutability of the past),利用始终活跃的推特账号与广泛的公众建立联系,借以发挥影响力,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但是罗登警告说,在当今的网络文化中,温斯顿的工作已经不重要了:“政府不必重写业已刊登的文章,使它们与某种新的另类现实相符,也不必捏造日期,起草关于这些虚假事件的新闻稿,而只须不断地重复其所谓的‘另类事实’,并占据媒体的绝大部分版面,人们就会接受这些多变的‘事实”……新闻播音员对‘老话’(Old-speak)规则的掌握程度肯定不如总统本人。在这个无休止的倾向性宣传和毫无止境的网络空间时代——更不用说虚拟头像和上网成瘾了——虚拟现实与‘客观事实’(乔治·奥威尔极为看重的一个概念)之间的界限,逐渐淡化并模糊成2+2=5。”(第8页)
实际上,关于奥威尔的思想遗产与当前现实生活的关联,学术界在之前也有过专门的研讨和成果。1999年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举办了一场纪念《1984》发表五十周年的研讨会,并于2005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1984〉与我们的未来》(On Nineteen Eight-Four:Orwell and Our Future,2005;阿博特·格里森等编,董晓洁、侯玮萍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研讨的议题很多都聚焦在《1984》究竟对我们的今天和未来还有什么影响,例如在今天的人类生活中,以技术手段维持暴政的可能性与程度?在未来,技术发展本身是否可以消除奥威尔提出的担忧和恐惧?大卫·布林(David Brin)在他的论文中认为,奥威尔在《1984》中“揭示了大洋国那些骄奢残暴却号令天下的寡头政治首脑们怎样榨干了一个国家的所有财富,只剩下贫穷的皮囊。这些人的政治花样不断翻新,实施极权统治的借口却基本上代代相传,一成不变。纵观各国历史,权力阶层的政治花样包括愚民,转嫁仇恨,控制言论;其最终目标无非是消灭批评声音,在短期内保持统治地位……”(236-237页)谁可以说这些压迫与痛苦在今天已经不存在?对于美国学者而言,与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相联的自然更多地是美国当下的政治生活。最被关心的问题是,在后冷战时代、尤其在9·11之后,“紧急状态”的出现使“我们再次看到了奥威尔的影子,在这个尊重宪法和公民自由的国度,一切曾被质疑的手段都在紧急状态的旗帜下被合法化了。在这个早已不复当年模样的世界里,奥威尔的思想仍然适用,并且引人深思”(引言,第3页)。
罗登在书中也介绍了2007年出版的论文集《奥威尔所不知道的:舆论宣传与美国政治新貌》(What Orwell Did Not Know:Propaganda and the New Face of American Politics,2007),该文集由金融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资助的“开放社会研究所”提供赞助,利用奥威尔的声望与思想体系及其著名文章抨击了布什政府和基督教右派的极右政治做派。该文集收录了2007年举办会议的讲话稿,这次会议由五所著名新闻学院院长共同召集,“因为他们对政治语言正在发生的变化忧心仲忡”。全书共十八章,由政治哲学家、认知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记者供稿,其中包括索罗斯本人所作的后记。本书广泛探讨了诸多话题,包括:核扩散、全球变暖、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嘉年华式的信息娱乐业、隐喻在认知语言学中的作用、神经科学研究、情绪心理学,甚至还包括1970年的“奥威尔式”邮政重组法案(Postal Reorganization Act)。一些撰稿者认为,美国已然采取与《1984》中三个超级国家一致的永久“战争”立场,以此证明美国在无休止的欺骗性反恐战争宣传方面已大获成功,而这种反恐战争的作用使大众深陷恐惧与被动境地(172-173页)。
罗登这本书出版于2020年,更全面、深入地阐释了如何从传奇影响与思想遗产中重新认识奥威尔在当今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和重要性。该书的学术严谨性从其大量的一手资料和注释中的详尽论述可以证实,为读者提供了真实的历史语境与文献资料;而在思想性方面,更是极力彰显了奥威尔的思想遗产在反对国家极权统治、捍卫自由、揭露真相和保持公共语言的纯洁性等方面的永恒价值和深远影响,说明在信息时代中的“奥威尔”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和力量。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奥威尔的“生平与书信”,围绕奥威尔的个人生活和文学成就,多方面聚焦其人怪异之处(第一章的标题就是“不切实际、顽固不化的常人生活”),特别关注了他与一位中学同窗终其一生的争论,他从“埃里克·布莱尔”向“乔治·奥威尔”鲜为人知的转变,以及其晚年在小说和非小说作品上的创作成就;第二部分从各个方面探讨奥威尔的巨大声誉和丰富遗产。通过叙述奥威尔离世以后所发生的事件,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前两章通过把奥威尔与让·马拉奎斯(Jean Malaquais)、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这两位投身左翼运动的同时代法国作家进行对比,明确其作为文学家、知识分子和世界文学人物的地位。接下来的几章论述奥威尔死后成名的方式和原因,探讨“奥威尔”的“传奇与遗产”,深入思考“奥威尔,我的‘奥威尔’”这一话题,并站在个人的角度讲述了奥威尔对其政治观和道德观所产生的影响,最后的结尾探讨了奥威尔遗产的未来走向问题(13-15页)。
罗登作为奥威尔研究专家,研究重点是作品中的乔治·奥威尔,但是他同时清醒地认识到研究“奥威尔”的重要性,甚至把研究“奥威尔”看得甚至比乔治·奥威尔本人更重要。在学术界,奥威尔研究已经相当成熟,但是对于作为文学偶像、文化象征和政治法宝的“奥威尔”的研究却远未受到重视。作者在1989年出版的《文学声誉的政治》(The Politics ofLiterary Reputation) 中给自己设定了这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不仅仅是讨论奥威尔的作品,还要探讨“奥威尔”现象——奥威尔向“奥威尔”的嬗变问题(21-22页)。以“成为乔治·奥威尔”(Becoming George Orwell)作为书名,表明了作者对研究这个议题的重视程度。不知是否因为担心“成为”这一表述的复杂性,中译本书名没有把它译出来。实际上,“成为”是该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第三章的标题就是“文学上的突破,成为奥威尔”,讲述布莱尔在缅甸服役期间读书不辍,仔细研究了缅甸人的性格特点与生活方式,他后来在《缅甸岁月》一书中无情抨击了当地的社交圈子。回国两年多以后,取材于上述经历的作品《绞刑》在1931年8月正式出版。 这部作品不仅在文体上、而且在主题上都是他文学上的突破。在《动物庄园》中涉及的所谓公审的讽刺、在《1984》中对独断专行所带来的噩梦、国家实行的野蛮统治、可敬的权威所表现出的虚伪与残酷和对无权无势者的无情剥削等的揭露,都可以在《绞刑》里找到。应该说,埃里克·布莱“成为乔治·奥威尔”的过程离不开一次又一次对上述这些主题的探讨,它们起到了激活和催化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绞刑》不仅代表了布莱尔的文学成就,也代表了他在政治思想上的突破(114页)。而在第二部分,讲述的是乔治·奥威尔“成为”被标签化和话语化的“奥威尔”,问题更复杂,但是也更为重要。
罗登在书中力图要说明的是,将作者乔治·奥威尔与他小说中的“奥威尔式的”(Orwellian )惯用语混为一谈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他在本书中不断谈到了奥威尔与“奥威尔”之间的区别,后者往往被人出于意识形态等各种动机而被当成一种精神标志,试图以此支持自己提出的任何论点(第6-7页)。的确必须对奥威尔与“奥威尔”(或“奥威尔效应”)进行区分:前者是真实的作家和他的作品,后者则是被不同时代的公共政治生活不断重塑的思想与话语象征。罗登这样说:“‘奥威尔’是作家奥威尔本人的同父异母兄弟。‘奥威尔’这个幽灵如影随形般藏身于奥威尔身上,经常扮演作家奥威尔;反过来说,在公共舆论中,奥威尔通常被误认为‘奥威尔’。”(16页)因此必须“让我们回到奥威尔本人与作家奥威尔和幽灵‘奥威尔’之间的关系。从一个角度来看,乔治·奥威尔被黑暗、卑鄙的‘奥威尔’幻象赋予了双重含义,这当然是不幸的。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二者也指向了作家奥威尔自身的双重性格,他不仅是清新质朴的散文精品的作者,也是‘新语’和《1984》中政党口号的创造者。因此,奥威尔的文学艺术才华使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内心的‘奥威尔’,即使我们可能会听到他说:‘《1984》,这就是我!’”(17页)
于是,“奥威尔效应”就这样产生了。“最终,奥威尔的‘作品’产生了‘奥威尔’‘效应’,这一对概念不但至关重要,而且恰逢其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仅因为《1984》已经成为口水战中的一个通用隐喻——它警示人们要预防政府权力过大、侵犯隐私、滥用自由、侵犯人权、任意篡改语言这样的风险。正如我所强调的,还因为奥威尔自己的生活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范例,教会我们如何成为直言不讳的公民,特别是如何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20页)但是,罗登可能没有意识到还存在另一种“奥威尔效应”,那就是因为奥威尔及其《1984》早已成为一种强烈反抗极权主义的公共象征,因此总有一些群体的成员无论内心真实想法如何,在公开的言论中总是会下意识地避开这个话题。于是,这种“奥威尔效应”又成了一条自然形成的分界线,在现实语境中把胡威尔、陈威尔与另一群人分隔开来。
对于奥威尔的影响和历史地位,罗登有着极高的评价和判断。他说:“最近几代人中没有一个英语作家引起过如此广泛的争议,并激励了如此多的年轻作家和知识分子。当然,在奥威尔之前或之后,没有人向我们如此之多被不断引用的词汇和短语。‘老大哥在看着你!’是二十世纪文学中最家喻户晓也最广为引用的一句话——此后再无来者。事实上,他的名字作为一个恰当的形容词,每年在许多语言中被引用成千上万次。他对严肃的读者、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可以说其‘文学带宽’——无人能比。正是在这些方面,我才说他‘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28-29页)应该说,这种评价与判断既有客观事实的依据,同时也包含有作者的思想立场和接受奥威尔的影响的因素。
罗登对奥威尔的崇敬发自内心,称他是“每位知识分子的老大哥”——这是对奥威尔笔下的那位“老大哥”的绝妙挪用,这位真正的老大哥时刻提醒我们警惕那个“老大哥”。他说:“在更个人的(或更加发自内心的)层面上,我对奥威尔感到特别亲近,因为我认同他的战斗,就像我自己希望成为独立作家和知识分子而进行的战斗一样。那样的奋斗从来不易,但现在比奥威尔那个时代更难,因为西方学院派吞噬了精神生活,使学术专家回流到他们的体系之中,因此大多数人不是为公众写作,也不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作。没有一个机构——无论是以博士项目、创作计划、法学院还是智库形式——能够培养出真正的知识分子。”(25-26页)奥威尔当年属于一个由众多小杂志和知识分子季刊支持的大型伦敦文学团体,如今这些城市的文学团体(其核心通常是文学评论或文化季刊)几乎已消失殆尽。传统文学知识分子要面向更广泛的公众就国内国际共同关注的议题发表意见,如今却濒临险境。“公众知识分子”一词的出现,表明了占据主导地位的知识分子已经很少对各种公共问题向更广泛的公众表达意见。因此,通过接受奥威尔为精神上的老大哥,以此来发现与解决作为作家和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个人认同问题。通过发现自己身上的奥威尔,也就是说,通过看到我们确实是隔代相交的兄弟,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需求与梦想是什么,“就在此时,奥威尔走进了我的生活”(27页)。他认为阅读奥威尔不是为了逃避现实或追踪突发事件,也不是为了寻求某种精神刺激,而是为了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在强烈的认同感和高度的意识之间达到平衡。这种阅读就变成了一种敏锐洞察的行为、一次深入自我深处的冒险旅程(166-167页)。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阅读奥威尔就是要成为奥威尔——这也可以是对该书书名的一种理解,而且更是对读者的一种真实期待。
对于当今读者如何阅读和理解《1984》,罗登有不少思考和建议。他指出如果不掌握小说的政治历史背景,读者就难以欣赏甚至理解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奥威尔创造了很多有名的新词,比如‘老大哥’‘2+2=5’‘新语’等,它们各有所指,极具讽刺意味,并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的政治历史背景有关,小说在1949年刚出版时,英国读者可能会一看到这些新词,就心知肚明并大加赞赏。因此,新版本首先应该尽量复原小说所涉及的政治历史语境,这样做既可以让现在的读者把握小说主题,又可以让他们理解小说出版及奥威尔去世后爆发争议的原因。”(148页)的确是这样,当今读者很多都不知道《1984》中哪些是讽刺隐喻、文学引语或各种形象的来源。例如大胡子“老大哥”的形象是由包括英国陆军元帅基奇纳勋爵(Field Marshal Lord Kitchener)在内不同人物合并而成;图片上的说明文字“‘老大哥’在看着你”让人想起1914年著名的征兵海报,海报上的人就是基奇纳,他怒目而视、指着读者说:“祖国需要你”;胜利广场(Victory Square)类似于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老大哥”取代了尼尔森( Nelson)矗立在广场的纪念柱上;“新语”(Newspeak)旨在通过减少语言资源来缩小思想范围,是CK.奥格登(C. K. Ogden)“基础英语”的翻版;真相部类似于战争时期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Broadcast House),奥威尔曾在一楼担任英国广播公司东方频道印度分部节目制作人;被洗脑的温斯顿(Winston)以失败者的口吻承认“2+2=5”,暗指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宣传标语;当温斯顿和朱莉娅二人被“思想警察”逮捕时,温斯顿绝望话语“我们死定了”与一战期间流行的诗歌《在佛兰德战场》(In Flanders Fields)中一具尸体的泣诉相呼应……(150-151页)因此他甚至建议成立一个跨学科顾问编辑委员会,重新出版有导论、有详细注解的面向今天广大读者的《1984》新版本。相信这也是国内读书界所迫切需要的新版本。
关于奥威尔的传奇般的影响力的形成过程,罗登在书中也有详细的阐释。《动物庄园》之所以在美国大受欢迎离不开当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首先是发生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巨大变化,其次是1946年3月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发表的铁幕演说,还有就是特工伊戈尔·古岑科(Igor Gouzenko)叛逃到西方寻求庇护。《动物庄园》的问世恰逢其时,这部“童话故事”让奥威尔在美国公众中赢得了“冷战斗士”(Cold Warrior) 的声誉。三年后,他的小说《1984》出版,更让他声名大噪。罗登认为奥威尔和《1984》获得的巨大影响并非主要因为文学界或出版界所发生的事件,而是要归功于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BBC-TV)在1954年12月12日(星期日)播出的电视改编版《1984》。在12月16日再次播放之后,总共有一千四百万英国观众在家中收看了该剧,《泰晤士报》发表社论称“老大哥”一词已经变得家喻户晓。作者认为随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全国性电视网络的出现,“奥威尔式”的“老大哥”和“双重思想”等词语在国际上迅速传播(262页)。从冷战的时代背景到电视网络技术的普及,奥威尔的传奇影响实在是由时势塑造出来的。
但是罗登指出奥威尔的成名不但与冷战发生的时机有关,而且与他秉持独立的、非正统立场和思想自由的激进分子有关。在我看来,根本的因素还是奥威尔作品中的思想性与文学性本身所具有的征服力量。奥威尔很早就认识到,西方社会的真正威胁来自极权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二战结束后很长时间,美国左派才达到奥威尔的思想水平(119页)。对于奥威尔来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捍卫“正义和自由”,正如他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中所写的那样。奥威尔的笔锋经常指向那些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同人的夸大宣传和虚伪做法,作为左派的“良知”,他总是反对“我们自己一方”的道德和政治罪恶,坚持要求左派保持知识分子的最高标准。在冷战氛围中,《1984》被狭隘地政治化,未被看作是对未来现代官僚国家的展望,而是更多地被当成了语言攻击。奥威尔的主要目的从来都不是要谴责现代世界的种种失败下场,他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并以极高的标准坚持自己的思想和伦理立场。在这方面,他不仅捍卫平等,而且更优先地捍卫自由。罗登认为,“这两种价值观需要保持微妙的平衡,但要在二者之间做出痛苦选择时:永远是自由第一”(361页)。
奥威尔在他的作品中揭露了极权政治通常都会系统性地改造语言,他不但在《政治与英语》等随笔中痛斥那些欺骗性十足的官话套话,而且在《1984》中创造了“思想犯罪”“新语”及恶毒的“双关语”,并将其运用于铿锵有力的口号中。罗登指出,奥威尔在战后所写的《政治与英语》是引用频率最高的随笔之一,反映了他对语言腐化的日益关注,这种关注后来在《1984》中得以充分体现。奥威尔极为担心的是语言滥用会对使用现存语言的公民社会造成很大伤害。而在今天,“无论是以时髦术语或貌似深刻话语的形式,还是以晦涩的法律术语和官腔形式,或者以推特上粗糙的推文形式出现,欺诈性政治语言都会阻碍人们严肃思考,从而不可避免地让政治语言蜕变为奥威尔式的欺人之谈”(166页)。所谓“奥威尔式的”当然是指他笔下那些意识形态宣传专家。
《1984》是一部讽刺性的反乌托邦作品,是奥威尔担忧西方民主国家在其所处时代发展变化的夸张写照。那么,它如今的影响力如何呢?罗登认为二十一世纪以后的“世界新秩序”已然见证了种种“奥威尔式”的新进展——流氓国家、无人机、政府支持的网络攻击等等。恐怖主义以及政府和私营企业无处不在的数字化触角,给我们的隐私权和言论自由带来了威胁,这种威胁远比过去的杀人凶器更加普遍和阴险。所谓“自由世界”所面临的并非奥威尔式的恐怖景象,而是前所未见、几乎无法想象的极权主义威胁。虚构正在迅速成为现实,使得我们许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更不自由、更不安全。“科技是否会战胜我们捍卫公民自由的技术能力和道德意志?这正是危险所在:‘老大哥’在看着我们。”(320页)当我们在网络上漫游、冲浪、浏览、点击时,我们的手机屏幕将我们变成了“无足轻重的人”,根本无须准备老鼠笼子那样的原始恐怖装置来对我们加以控制。我们自愿入住101号房间,一边发短信和推特,一边陶醉在可由屏幕调节音量的催眠曲中。公民自由在今天受到侵犯的程度更加严重,对个人自由的侵犯甚至剥夺的频率之高,已成为当代生活中的常态(322-324页)。因此,作者强调“我们需要‘密切监视’我们自己的政府(和企业)……我们需要像他们的全景屏幕盯着我们那样盯着他们。如果我们重视构成民主基石的自由,紧盯‘老大哥’这样的做法不可或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失去自由之前,让这些自由所面临的危险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330页)说得非常尖锐而深刻。
在该书的结束语“奥威尔——与‘奥威尔’将何去何从?”中,首先就回到《绪论》中提出的问题:“只要对奥威尔与当代政治社会的相关性稍加严肃思考,就难免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乔治·奥威尔及其作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奥威尔’及其‘效应’——在今天是否仍然像在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那样重要?”(354页)回答当然是肯定的:确实如此。作者列举了事实:在美国国内,随着政府一次次故伎重演,不断输出病毒性荒唐话语——如“另类事实”“真相不是真相”等,新闻媒体趋之若鹜;在英语和外语媒体中,每每遇见引用奥威尔作品话语的新闻报道,无论是关于突发国际新闻事件还是关于其他国家无处不在的监控问题;搜索发现,奥威尔的新词总是与爱德华·斯诺登、马克·扎克伯格等头牌新闻人物联系在一起。新闻记者和权威人士频频使用“奥威尔”和“奥威尔式”来描述政府侵犯隐私、违反公民权利和侵害公民个人生活的行为。
可以说,只要在公共政治生活中还存在装腔作势、废话连篇、自我膨胀的官方话语,只要权力结构仍然会使普通公民产生恐惧之心,“奥威尔”效应就不会消失。这是罗登重新认识乔治·奥威尔与“奥威尔”得出的最后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