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之勇为知而后勇，而莽夫之勇是出于无知。苏东坡之所以能够“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应制举上两制书》 ），也因为这种深知。至于爱，它是我们深入事物、有所作为的一个基础，在这里他爱知皆备，所以才敢于冒犯天颜，屡屡将自己置于险境。这不仅是朝廷上的书生之言，大快之言，即便在现实的操作层面，在实践当中，他也有过一些极出色的表现：面对徐州的滔天洪水，面对密州的匪患猖獗，他都表现出莫大的勇气，毫不畏惧，一次又一次地展现了一个书生的非凡果勇。我们因而得到深深的启悟：知而后勇，才算真勇。

　　有人总以为读书人只善于纸上谋划、宫闱密筹，有一种天生的怯懦，那真是大错而特错。知识之教导，真理之指引，会从根本上催发人的勇气。如果文明的培育不能给人以勇迈，那就只好求助于蒙昧和野蛮了。学习是求真、认真之过程，有了这样的追求之心，才可能不顾一切，为真理一搏。我们的历史记载中自然有好坏两种榜样，文明因为其强大的指引力和教导力，最终一定会抵消坏的榜样。仁者勇，儒学的核心即为仁；体制不仁，还需要“仁”与“勇”之外的东西：“智”。我们通观苏东坡的一生，可谓是大“勇”的一生，但因为缺少机心，缺少“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或因为任性、因为恃才，这让苏东坡在步入晚年时多有自省。但晓悟并不等于改变，这是源自血脉和文化的基因，源自苏氏家族。他对这一切显然无能为力。

　　记载中，告退金陵的王安石每次遇到从苏东坡贬谪之地的来人，一定要问一句：“子瞻近日有何妙语？”可见这位对苏东坡一生造成重创和伤害的宰相，对作为政敌的苏东坡畏惧和忌惮，但对一个拥有无限创造力、才情焕发且敏悟多思的诗人，又好奇和喜爱。有一次某位朋友带来苏东坡的新作《胜相院经藏记》，文章里使用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觉今是而昨非”之句，显然是从禅修的角度回视过去，检讨反思招致灾祸的内在原因。文中，苏东坡把自己的执着与强辩归结为四个字“强恨自用”，说：“我今惟有无始以来，结习口业，妄言绮语，论说古今是非成败，以是业故。所出言语，犹如钟磬。”说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人善博，日胜日负，自云是巧，不知是业”。

　　王安石看过此文大为赞叹，对苏东坡非常钦佩，但指出该文应改一字：“日胜日负”要改为“日胜日贫”。此语传至苏东坡，诗人即欣然提笔改“负”为“贫”。一字之易让人思索良多：比起“负”字，“贫”之含纳就更加复杂。“贫”是贫瘠、贫困、贫穷，当然这里不是指财富，也不是指处境，而是指生命的中气。它消耗的是生命中具有创造力和坚持力的根本的东西，唯有它支撑着一个生命的远行，冲破千难万险，向着一个目标。

　　在王安石眼里，在后来苏东坡的觉悟里，这个“贫”字活画出一个人步步趋近的那种尴尬、无助、难以为继的窘迫境地。苏东坡把纵情激辩、不停的言辞相搏视为“口业”，这在佛教经义里是多么重的一个词。在这种非常严重的认识中，苏东坡感到了无比的沉重，所以他才能认王安石为“一字师”。

　　“贫”是耗的结果，耗掉了生命中最宝贵的生长的汁水。哪怕稍有虚荣心和求胜心，这种“耗”都会不断地加剧。失于竞胜，耗掉真气，究竟用多少时间、多少失败堆积起来，才会让一个人大彻大悟地沉默下来。这种沉默会让对方喘息，留给对方一个反省和自觉的空间，也给自我来一个宽松和寻索求证的机缘。这种沉默会使双方视为一种休战的状态，各自免除冲动，理性也将慢慢回归。除了朝堂政争之外，这种“日胜日贫”还贯穿在生活中的一切方面。求胜之心总会把人引向虚妄，无论对方才华多么盛大，势力多么强悍，都难免被这种竞胜之心耗贫、耗光。“贫”字活画了人生，它应该成为始终的生命警示。

　　王安石一生历经两次罢相，饱尝仕途冷暖，由此看出他不愧是一个目光锐利的洞彻之人、一个大彻大悟之人。所以苏东坡曾称他为“野狐精”，这并非世俗意义上的贬语，而是指一代名相的心灵和城府、一切皆收眼底的细密心思。王安石说苏东坡“日胜日贫”之时，又何尝不是在提醒自己。作为一介书生，即便是真勇，也要有一个好的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