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你自由了

　　来源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ID:cefco2012）

　　多年后，阎焱时常想起当年插队的经历。在安徽潜山县林场的三年里，他面朝黄土背朝天，终日目睹知青同伴们偷菜、打架，并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过去。当时他有个梦想就是吃上一碗红烧肉，而这个梦想很快就改变了。

　　1977年冬天，一代人甚至一个国家的青春被“高考”二字重新点燃。

　　这一年，复出的邓小平在其组织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决定，立即恢复考试，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以及应届毕业生等，符合条件均可报考。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关闭了11年的考场向570万中国青年重新打开。

　　随后的几年，社会大环境悄然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下海”经商。一个叫郭广昌的初中毕业生赢来了人生第一个转折点。他不顾父母的极力反对，放弃了去金华师范报到的机会，转读东阳中学。郭广昌对未来也有更大的期待，而不仅仅满足于中师毕业后当老师端“铁饭碗”。他无法说服父母，就悄悄卷走一床竹席，背着十几斤米和一罐霉干菜出发了。

　　1977年是中国恢复高考的元年。处于历史转折时期中的青年奋力抓住了命运的转折点，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典范。诚如熊晓鸽在回忆高考时说的那样：“这其间捕捉命运转机的敏锐，百折不挠的意志力，求知求真的上进心，又岂是简简单单的幸运二字可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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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77年到1979年，恢复高考制度的前三年，被打上了特殊的时代标签，很多人的命运因此改变。有人清晰地记得那年的情形：“所有的青年几乎都去参加了高考。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中学都开始开补习班、开夜校，辅导历史、地理、语文、数学、物理和化学。”

　　湘潭钢铁厂年轻的电钳工熊晓鸽，向单位请了三个星期的假，夜以继日，“以拼命三郎的方式”重捡阔别多年的课本。距离他1000公里外的西安市，18岁的高三学生冯仑看完母亲用蜡版复印的资料后，借来一辆自行车奔赴考场；江苏泰兴小城里一个昏黄的夜晚，文工团小提琴手徐小平决定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在安徽林场插队的知青阎焱，为了忍受暑热里的蚊虫侵袭，不得不抱着书，将脚放入水桶。

　　在录取率只有5%的情况下，他们如愿以偿地在570万“第一届”考生中成为胜者。阎焱对办理转关系的公社干部说：“我要去开飞机了，到时候我的飞机落在这里，就可以把你们接走了。”

　　1978年的7月，高考制度由局部到全部，在中国大地上全面落实。

　　很快，消息传到了千里之外的广东省惠阳县马安农场。20岁的李东生疲倦而枯燥地在这里耕耘了三年。他后来回忆说：“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我不能在农场待一辈子，我要尽快出去，我希望能够对社会有更大的作为，这个愿望一直是比较清楚的。”

　　此时距离高考仅两个月，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农场规定所有人不许请假复习。住在茅棚里的李东生只得晚上点煤油灯学习，为了让煤油灯更亮一些，他用纸卷一个筒，罩在煤油灯上面。

　　李东生

　　1978年春天，李东生以物理、化学考分惠阳县第一名的好成绩成为华南工学院无线电系无线电技术专业的一员。有趣的是，后来威震中国家电行业的创维集团董事长黄宏生、康佳集团掌门人陈伟荣以及TCL董事长李东生三人均出自同一个班，被业界称为“华工三剑客”。

　　而这一年，辽宁锦州铁路局工人马蔚华已经29岁了，仍执意参加第二届“新高考”，最终圆梦吉林大学经济系；12岁的张亚勤用一个月的时间学完了高中两年的课程，考入广为人知的中科大少年班。

　　陈东升

　　1979年的考场上，来自湖北天门的陈东升考上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在此之前，他在微生物实验站做技术工人。当时，上大学是他的唯一目标。这个20岁的青年用四年的时间，自学了化学和微生物学；山东滨州的宁高宁结束了三年的军旅生活，考入山东大学经济系。湖南涟源的农民梁稳根，也走进了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的大门。

　　1978年和1979年两年，中国大学的录取率分别为7%和6%，是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陈东升后来回忆说：“考上武汉大学可以说如愿以偿。因为当时高考很难，上名牌大学非常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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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是值得的。四年的大学生活，深刻改变了这些平凡人。这一群将在中国未来商业史上扮演极其重要角色的大学生们，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知识的重要。就像冯仑在回忆文章里描述的那样，“知识对人来说就像氧气和水，一刻也不能离开。

　　1979年，经历了两度高考失利的俞敏洪收到了很大的打击，同村跟他一样两次高考失败的一个同学已经决定在家务农了，想到未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对父母说：“我想再考一次。”这一次，俞敏洪考上了北京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俞敏洪仰天大笑，然后痛哭流涕。

　　俞敏洪

　　1980年9月，平生第一次坐火车的俞敏洪进入燕园，他感觉眼睛都不够用，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那么新鲜。与此同时满脑子的自豪感也烟消云散，他第一次感到了自卑。

　　同样感到压力的还有熊晓鸽，刚入大学的他只会说一句完整的英语，而同学之中却已有人能够捧着英文版的《红楼梦》读得津津有味。于是，熊晓鸽和同学张明春定了个‘君子协议’：每天每人必须背熟一篇英文小故事，不会的第二天就要乖乖受罚，帮对方买饭打开水。两年后，他的英语水平也能和班上那些优秀的人平起平坐。

　　而备受打击的俞敏洪在大学里做的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读书和交友。他整整读了200本书，写了200多首诗歌，背了上万个英语单词。也是在大学，他结识了徐小平和王强。而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有趣，正是这个全班唯一一个没有出国的“土鳖”后来创建了新东方。

　　1983年，临近大学毕业的陈东升返回家乡湖北天门，找到一个老石匠拜师学艺，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将心中那枚寄寓千里之行的“始”字凿上一块大石。陈东升不甘平庸，他说，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改造命运、改造社会。这种强烈的愿力在陈东升心中已积压日久。

　　创业初期的郭广昌

　　时间到了1985年，高中毕业的郭广昌再一次面临选择。念理科的他以史无前例的高分报考了复旦大学哲学系。据高中班主任吴加清老师回忆，郭广昌过得非常刻苦，非常清苦。当时的郭广昌很喜欢学习一些课外知识，对商业传奇和哲学类的书籍尤其感兴趣，往往一看就是数个小时。

　　在复旦，郭广昌热爱哲学，却并没有死守哲学，他还选修物理和经济学。当然，泡图书馆的习惯他一直没放弃，在复旦汗牛充栋的图书馆里，每天都有郭广昌如饥似渴饱读各类图书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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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之后，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也被急剧拉近。这一年的12月，50名首批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在夜色中飞离中国。1985年，自费留学政策开放后，全国又掀起一阵留学潮。

　　熊晓鸽

　　1986年的秋天，熊晓鸽揣着38元美金去了美国，先后攻读了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学位，以及塔弗茨大学与哈佛大学合办的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的亚洲经济与国际商务研究生课程；同一年，阎焱在取得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学位后，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国际经济政治学博士学位；张亚勤也在这一年来到美国；次年，徐小平奔赴美国和加拿大留学。

　　这一年，同样准备出国留学的郭广昌，又赢来了一次转折。

　　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在历史的另一个切口里，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浪潮不断加热。陈东升、冯仑、梁稳根这些留下来的第一批大学生则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这个老人热情洋溢的讲话，让25岁的郭广昌热血沸腾。经过权衡和思考，郭广昌放弃了出国的念头，决定在上海的热土中根植自己的理想。

　　如果说1984年前后崛起的那一批创业者们是出自对市场和利润的本能，那么1992年——这个属于陈东升、冯仑新一代创业者的时代，则更多了一些深思熟虑。

　　万通六君子

　　1991年，前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冯仑，在给牟其中短暂打工后回到海南，与潘石屹等人创办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公司，成功赚得第一桶金。两年后，著名的万通集团正式诞生，冯仑任董事长。

　　1992年5月，陈东升辞职下海，选择了当时中国尚处于空白领域的拍卖业，成立了一家名为“嘉德”的综合性拍卖公司，以经营中国文物艺术品为主。到了1996年，他又通过筹资，创立泰康人寿。

　　陈东升的商业理念和思想的形成与他早年在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的训练不无关联。他时常流露出对母校的情感：“她改造了我的人生，为我打下在人生道路中成功的基础。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同学是我最好的老师，学校就是我的家。”

　　同年，25岁的郭广昌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他和同校4位同学凑足人民币10万元，办起了当时还相当少见的信息咨询和调查专业公司——广信科技咨询公司。恰巧碰到台湾元祖食品公司进入上海，想找专业咨询公司为其发展出谋划策，广信最终获得合同，赚到人生第一个100万。此后，郭广昌决定退出市场调查业务，率领团队转而主攻房地产销售和生物医药领域。复星成为了上海第一批房地产销售公司之一。

　　1993年，梁稳根创立的“三一集团”还没有正式更名。下一年，他这家企业将转战国内尚属空白领域的工程机械行业，销售额也将突破亿元大关。在随后的日子里，三一集团一路走升，成为中国重工民企的标高。

　　此时，刚刚拿到美国绿卡的熊晓鸽先行回国。从1993年回到中国到2000年，熊晓鸽几乎是投一个亏一个，整整七年颗粒无收。随后的几年，靠着对互联网时代敏锐的观察，熊晓鸽一改1990年代的颓势，主导了IDG在中国投资了包括百度、搜狐、腾讯等中国网站，被称为“中国引入高科技产业风险基金的第一人”。

　　与熊晓鸽相比，阎焱的投资事业则显得顺利得多。1994年，阎焱进入AIG旗下的AIF基金，担任该基金北亚和大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和熊晓鸽一并成为在海外进入风投行业最早的中国人之一。2003年，他力排众议投资盛大，这笔交易在一年后为赛富带来15倍回报——5.5亿美元，开创了中国风投行业的历史，成为教科书式案例

　　1999年，张亚勤回到祖国，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出任首席科学家。而在成为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八年后，常常自言“希望生活多一点不确定性，有一点挑战”的山西太原“神童”张亚勤，刷新了自己的简历，成为百度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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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多年前，很多企业家因高考改变了命运，他们成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型创业者，也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拓荒者。他们的故事诠释了知识在阶层流动、财富创造和财富使用过程中所发挥的正向作用。

　　高考还是那个高考，但时代不同了。如今的高考也许已经不再是改变命运唯一出路。但正如俞敏洪昨天在致高考生的文章中说的那样：“到今天，高考依然是面对所有孩子们最公平、也最透明的一项考试，尽管高考有很多的弊病，但我觉得高考也蕴含了一种精神存在，而这种精神存在和精神力量，恰恰是我们参加高考的人，或者是理解高考的人所应该拥有的，并能从中间汲取营养。”

　　2013年，张亚勤回到母校，参加第一届少年班毕业30周年。他穿着汗衫、戴着墨镜偷偷进了食堂——他要去找一道菜梗肉片。这是他上学的时候最喜欢的一道菜。“可是，怎么就没有30年前的那种味道了呢？”

　　资料来源：界面《始于1977：高考“新三届”企业家和他们的时代》，作者刘海川、杨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