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山县400亿的教训：凯恩斯的办法适用于萧条，而非脱贫。

　　文 / 巴九灵

　　贵州有一个人口不到40万的县城，名叫独山县。县城虽小，最近却因为一座“天下第一水司楼”，吸引了众多关注。

　　从航拍来看，这座楼尽管烂尾了，但是依然气势磅礴，华丽的废墟，颇有点像游戏里终极Boss之所在。事实上，独山县不但花了2亿建这座大楼，还有其他一系列的配套建筑，如今债务积重难返，达到400亿元之巨。

　　据说，建造这一系列的人工景观，是为了打造奇观景点，让独山县“旅游脱贫”。但是钱花出去了，游客却没有来，反而让当地背负上了巨额的债务。

　　其实，从经济学角度去看这件事，并非不“合理”，为什么呢？

楚王的弓箭，到底丢了吗？

　　先讲一个2000年前的故事吧。

楚王出游，亡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闻之，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楚王出去玩，丢了一把弓，但也许是当时心情高兴，便说：反正左右落在楚人手里，不找了！

　　孔子听到后说：何必说楚人？直接说有人丢了，有人得了不更好么！

　　基础建设也是这样，一开始不要去想到底谁赚了，谁亏了——因为无论谁赚了，谁亏了，都是在这个体系内，都是要消费或者投资出去的。甚至很多时候，生产者、消费者包括投资者，都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所以就是“有人投资了，有人生产了，有人消费了”。

　　通过“大基建”来拉动地方经济，一直都是一剂屡试不爽的良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将大量的资金撒向民间，带动民间经济的发展，同时基础设施建设本身也不会浪费，可以发挥交通、旅游、招商等等作用。

　　而它背后的道理，有点像是凯恩斯的“挖坑理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想对抗萧条，政府要敢于花钱，宁愿雇人在大街上挖坑再填上，也要行动起来，通过这种方式来让经济“流动起来”，最终振兴经济。

　　简单来说，就是投资100块钱，这100块钱会到某个人的口袋里，他会存一部分，但也一定会花一部分，而花的部分又会到另外一个人的口袋里……于是循环往复，这100块钱流通所带来的总消费，就可能远远大于100块钱等价的物品。

　　而消费则对应着生产，也就是这100块钱，同时刺激社会生产出了大于100块的商品。

　　如果政府投资100块钱挖坑，这些工人拿到钱，也会去消费，盘活了面包店，面包店有了钱，就会雇佣其他的工人，然后其他的工人也有了钱去买衣服、买车、看电影……最后整个经济盘活了，政府收的税也多了，投资的这100块钱也回来了。

　　这就是挖坑理论背后的逻辑。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推演，似乎只要建了，不管建成建不成，建成之后有没有作用，当地的经济都应该有巨大的发展才对。然而，现实并不是这样的。

　　至少我们看到，在独山县，它就失效了。

为什么这一套逻辑，在独山县失效了？

　　我们要知道，凯恩斯的观点自有其适用的场合和条件，而悲剧的是——

　　独山县，恰恰都不具备。

　　首先，凯恩斯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正值大萧条，很多人都无所事事，也就是有大量劳动力是闲置的，很多人的专业技能也根本发挥不出来。此时政府给老百姓多少找点事情干，哪怕是无意义的，也是变相地把钱发下去了。

　　有了这点基本的钱在社会内流通，很多人都有资本来发挥自己的特长，商业也就慢慢复苏了，而更多的人会发现自己有报酬更高的职业，就会离开挖坑，去做自己更擅长的事情。

　　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已经接近满载了，这时再投资，能起的作用就没那么大了，甚至可能还是负效果。因为再投资无非意味着让一些人放弃自己的本职工作去挖坑，这时其实就没什么正面的效应了。

　　这在经济学上，称为“挤出效应”——相当于政府的投资把私人的投资挤掉了，白白把钱浪费在这个工程上。此时，挖坑这项工作就占用了真正有意义的工作的时间。

　　比如说，有人本来有个小生意做，现在一看挖坑给钱，就放弃小生意来挖坑，其实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浪费——毕竟挖坑不创造任何真正的价值。

　　其次，凯恩斯的政策是普惠的。它的核心是通过政府投资，让很多手里没有流动性资金的人，能够获得生产和生活的资金，从而“盘活”了和这些人生活生产相关的、实实在在创造社会财富的产业。

　　这其实有点像注资一家企业，解决数家企业之间三角债一样。

　　但是贵州并不是一个失业大省，在独山县建立的这些“奇观”，本地能够真正参与进来施工的非常有限，大都还是用外地乃至于外省的施工队。这样一来，建设过程中的支出大头，并没有落入当地人的手里，那么“盘活”产业自然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离开了这两个前提，去机械地搬运凯恩斯当初的结论，是非常有害的。独山县的烂尾“奇观”，就是一个教训。

　　凯恩斯的理论是针对萧条，而非贫困的。大基建的做法在东部地区会更加管用，因为东部地区经过了数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已经拥有了很大的消费潜力，大基建只是把这些潜力充分发掘出来，成为了真正的购买力。

　　而显然，在西部地区，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西部脱贫

　　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Banerjee，写过多篇关于贫困的经济学著作，其核心思想就是：对于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很难通过单一的手段来解决。

　　我们可以把贫困地区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针对极端贫困的人口和地区，人们往往已经处在非常贫困的状态很长时间了，而长期处在“缺乏”的状态，会降低人的两种能力：做出长远规划的能力和自我控制的能力。

　　所以在这个阶段扶贫，最适合的方法是直接提供固定用途的物品从而缓解救助对象的燃眉之急，然后慢慢增加他们的认知带宽和长远规划的能力。

　　而到了第二个阶段，这个时候贫困户的基本生存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他们往往面临严峻的现金流问题，会选择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后果就是，两边的墙都不牢靠了。

　　对这个阶段，可以以各种灵活的金融工具为依托，给他们提供资金上的周转，帮助贫困户提升“跨期选择”的能力——通俗地说，就是人们进行长期规划的能力。

　　而第三个阶段，才是用产业政策，定向扶持的方式，给当地一个可持续的、有上升空间的、可以和更大的区域经济相结合的财源——这个财源可以是当地特产，可以是旅游，可以是其他。但是前提是这个产业一定是可持续的，而非“只要投资建起来”就可以的政绩工程。

　　反过来再看独山县，问题就很明显了。独山县上来就直接用各种产业政策来刷政绩，忽略了前两个阶段的基础工作，而刷出来的政绩又无法推动当地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所以到现在债台高筑，只留下一座座雄伟的“奇观”，被后人评说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司马懿|当值编辑|杨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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