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唐代秘色瓷的精神境界是怎样的？】
越窑瓷器是古代青瓷中的重要制品，历史上关于秘色瓷的记载。现今人们一般认为最早见于晚唐。如晚唐诗人陆龟蒙写有《秘色越器》，其中讲：“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霄盛沉溜，共稽中散斗遗杯。”
延至宋代时，曾别《高斋漫录》中说：“吴越秘色瓷，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从上述文献来看，历史上对秘色瓷的记载有较为强烈的倾向性。如唐代的记载偏重釉色，且诗人咏釉，重在赞美。
宋代的记载则偏重于五代时越窑为钱氏家族所垄断，其制品作为向北方统治者进贡的宝物，秘不示人。将文献记载结合起来看，秘色瓷应是秘和色的统一体，即具有供奉宫廷和特定釉色的器物。
然而这种对秘色瓷的解释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从釉饰色调的角度解释秘色瓷，其釉饰为青色是显而易见的；但其釉色为哪一种青色，则众说纷纭。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既有青绿色，又有青黄色，甚至还有青灰色。因此从釉饰色调的角度解释秘色瓷，显然是不行的。
其次，从秘不示人的角度解释秘色瓷，文献中存在着值得商榷之处。如宋代的记载，大多语句相近，似有一种说法，其余因循之嫌；所说世言也存在着根据众人的说法而定的迹象，并无严谨的考证。
同时，今人对秘色瓷的解释亦存在商榷之处。如有人根据古人记载，用寻常所说的“秘”与皇家有关，如禁中藏书处曰秘府、秘阁，又云稀见的书，曰秘文、秘典、秘籍，来套用对秘色瓷的解释。
其实秘府、秘阁因禁中藏书而为秘，而秘色瓷因“为供奉之物”是无法为秘的。因为从一般的意义上讲，秘色瓷的秘是修饰釉色的，作为越窑青瓷来说，无论其釉色怎样奇妙，无非是青色的清纯或者变调的奇境，不具有隐秘和秘不示人的特性。不然的话，作为士庶诗人陆龟蒙怎会知道有秘色瓷，赋诗赞美呢？
实际上，秘色瓷为越窑供奉宫廷的瓷器，而越窑为民窑，其贡瓷是选择制瓷条件较好的瓷窑生产，这种瓷窑称“贡窑”。但贡窑在满足人贡需要外﹐仍生产民用瓷器，满足百姓生活和贸易的需要。
因此，秘色瓷的本义为秘不示人的瓷器是无法成立的。
若探讨秘色瓷的含义，应首先把时间定位于唐代，而不能定位于唐代以后。因为秘色瓷一名在唐代已经出现，唐代以后的名词则是由唐代时延续而来。一种名词的出现，必定有其本身的特定内涵和概念，因此我们应该循着唐代时为什么会出现秘色瓷的轨迹来探讨。
有关唐代对秘色瓷的最早记载，人们长期以为是陆龟蒙的《秘色越器》。法门寺地宫的发掘对研究中国陶瓷史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通过记载与实物的对应，使人们了解到历史上长期所讲的秘色瓷到底为何物。
法门寺出土的瓷器，有瓶、碗、盘等。其中青瓷碗五件，釉色为青绿、青灰。青瓷盘六件，釉色为青黄、青灰，另有两件漆平脱银扣瓷碗。”这十三件瓷器均载入《衣物账》。此外，还有一件青瓷八棱净水瓶和二件白瓷碗。其中青瓷八棱净水瓶，釉呈青绿色。
此器未在《衣物账》上出现，显然与上述秘色瓷不是同时入藏。法门寺出土的见于《衣物账》记载的秘色瓷，与同时期见账的诸多宝物一样，为唐代皇室所赐予。据《衣物账》记载：“真身到内后相次赐到物一百二十二件。”其中包括“瓷秘色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衣物账》中有“恩赐”和“新恩赐”之说，据分析。前者乃懿宗所赐。
在唐代，公开隆重地迎奉法门寺舍利活动共有七次，其中四次与密教有关。如肃宗时，迎奉法门寺并于内道场供养，实际由密教僧人不空及其弟子们策划和行法奉事。德宗时，迎奉法门寺舍利，亦由密教僧人主持。无名氏《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载密僧惠果“奉刺于右卫龙迎真身入内”。
咸通十四年(873年)，懿宗迎奉法门寺舍利，规模'类且历时长。在这次迎奉活动中，来自皇室或其他地方特意为这次迎真身制造的供奉物，大都具有密教风格。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菩萨像，臂、腕饰钏，座上有梵文种子；银金花双轮十二环锡杖的顶部饰金刚杵；瑜伽瓶上有金刚杵；鎏金铜浮屠具有密教曼荼罗的造型等。
在迎奉真身舍利的活动中，密教僧人积极参与制作供奉物，主持道场仪式，显示出在法门寺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宋高僧传》卷二十三中讲南方的密教僧人元慧于“咸通中，随送佛中指骨舍利，往凤翔重真寺，炼左拇指，诵《法华经》，其指不逾月复生如故”。表明当时参与法门寺迎奉舍利活动的密教僧人来源面广，参与的程度也较为深刻。
在唐代，密教是一种深深影响着皇帝信仰的宗教。肃宗及代宗时，皇帝、后宫及主要权臣都崇信密教。由于在平息安史之乱，促成肃宗即位的事件中，密教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因此它受到肃宗的极大重视。
德宗时，皇帝请密僧惠果行法祈雨，奉惠果为国师，亲自受灌顶，懿宗崇信密教，突出反映在迎奉法门寺舍利的活动中。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大唐咸通启送歧阳真身志文》载，懿宗受表，在法门寺真身舍利塔下结坛，便是指密教结坛。同时，懿宗授命密僧智慧轮和智英制造供奉品，如法门寺出土的宝涵上就写有智慧轮于咸通十二年闰八月造就的文字。
如果我们再看一看密僧不空的作为，或许更为明确一些。
不空(705-774)，法名智藏，密号不空金刚。唐肃宗为了表示对其的尊崇，不指其名，但称其号，故至德三年(758）正月之后行用不空之号。不空祖籍北印度，属于颇罗门种姓，十三岁游太原府，后到长安师事金刚智，十五岁时落发。天宝元年不空前往师子国求法，回国后得到玄宗的重视，遂入宫廷中，设立曼荼罗坛场，使玄宗受五部灌顶，给玄宗祈雨止风，广译佛经，使密宗得以中兴。
在安史之乱时，不空为肃宗出谋划策，其后便得到肃宗的重视，使肃宗信其教，尊其人。肃宗在禁内开设道场，由密教僧人主持，他本人也持念行法，请密教僧人不空修护魔法，为自己授转轮王七宝灌顶。代宗时，不空仍受重视，受命在禁内设灌顶道场。其间土番起兵，郭子仪征伐，代宗敕法师“为国传经行道”。
结果郭子仪获胜，代宗于是对密教法师尤加厚待。代宗时，不空通过一系列的宗教活动提高了密宗在佛教诸宗中的地位。由于它是当时佛门的领袖，因此对皇帝的宗教政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得到代宗的恩宠。不空的行为，反映出他虽然是一个印度人，但由于自小来到中国，对中国文化极为精通，因此他十分懂得宗教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重要性。
他把皇帝比作天之子，因此皇帝的一切行为都是替天行道。这样，不仅皇帝的所作所为都是必然的，合理的，符合天意的，就是自然界所发生的一切有利于人类的现象也是皇帝的意志所为。如此不空实际上是在为巩固和扶持封建王朝，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保证皇权的至尊而服务。
但是按照不空的思想，密教之所以区别于显教，就在于显教需要长期的修行，秘教可以即身成佛，而即身成佛就是一生成佛、现生成佛、生身成佛，这种佛教境界特别能够适应封建统治者的精神追求和自我标榜，使其对密教倍加尊崇，也使其相信，只有信奉密教，并且保护它的发展，自己才能得到它的保佑，从而使皇权得到加强。
于是唐代时，封建统治者信奉密教，修持佛法的政治特征十分明显。法门寺地宫的密教色彩十分强烈，其原因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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