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城邮政局“大清邮差”的合影
永久牌“邮车”
回忆过去，并非专属老年人，我那孙子今年12岁，有时他也会洋洋自得地说“我小时候”怎么怎么，让我惊诧也觉得好笑。他小时候是怎样的我最清楚，而且他现在也还正处在“小时候”。他要做错了什么事，他父母要惩罚他时，我就会说“他还小”，他父母又总说我“惯实”（溺爱）他。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惯实”，但当他回忆他“小时候”的时候，这让我明白一个道理，除了刚出生的婴儿，即使是少年儿童，成长的过程中也有他们值得回忆的地方，并随着后来逐渐长大，随着经历的增加和阅历的丰富而积累起来，可供回忆的事情也就越来越多。事实上，在我喋喋不休的陈年旧事中，有很多就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
乡村邮电所的记忆，也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
我的家在昌宁县达丙人民公社，达丙人民公社后来改成达丙区，几年后改为乡，再后来就变成了镇。“镇”的称谓与城市关系密切，我的家乡由乡村变成城市了？有那么点意味，但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道水，村还是那个村，鸡叫狗咬娃娃哭，这些都没有变，作为国家各级人民政府制度下的最低一级人民政府没有变。我们这里所说的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事，作为一级人民政府，人民公社的机关单位和部门都是齐全的，邮电所就是其中之一。
达丙公社邮电所就在达丙街上，不管是门窗、柜台、邮箱，还有邮递员的衣服和骑着的单车，都是特有的邮电绿。最初的邮电所不大，与缝纫社相邻，进门靠墙的位置是一个立柜，中间有许多小格，小格上写着各生产大队和社直各单位如供销社、粮站、医院等名称，里面有投往这些单位的信件、汇款单、包裹、电报、订阅的报纸杂志等，也可供社直单位自取邮件和报纸。
邮所工作人员的工作台是窗后的一张宽大的桌子，上面有一把天平秤，一个邮戳，一个印泥盒，还有几个红色的印章。天平秤是用来称重的，邮递员掂掂信件感觉会超重时，顺手放在天平秤上，确实超重就加贴邮票。天平秤也用来称包裹的重量，那时给外出工作的亲人或是亲戚朋友寄土特产什么的都只有通过邮电，哪像现在有那么多快递公司。
窗子向外伸出的一块木板，半人高，算是服务台了，是让寄信人填写信封和投寄邮件地址的地方。上面摆着一只拴了线的墨水笔，一瓶墨水，一瓶打开的糨糊，里面有一把小刷子，用来封信口和贴邮票。
邮票是寄递邮件贴用的邮资凭证，不论是寄信还是寄包裹，都是贴邮票，证明是付过钱了。邮票贴上后，邮递员要在邮票上加盖邮戳，承认你贴的邮票有效，同时也是防止邮票再次使用。邮递员每天打开邮箱将信取出来，把所有信件贴有邮票的一面朝上，拿过圆形胶垫，左手拿着信，右手盖邮戳，既快又准。邮戳上还有当天的日期，可以查看是什么时间从邮电所寄出来的。
少年时对乡邮员是十分敬佩和仰慕的，一身绿色工作服，骑着绿色邮电单车，后架上有印有“人民邮电”四字的绿色邮袋，穿梭在乡村的道路上，将一封封书信、电报，一张张汇款单，一个个包裹送到乡亲们的手里。他们的工作与千家万户相关，传递着亲情、友情、爱情，邮递员也因此让人感到亲切，被称为绿衣使者，传书的鸿雁，不管到哪里，都会受到人们的热切欢迎。
最记得的是70年代初，高中毕业生要上大学也必须回乡锻炼两年，然后由贫下中农推荐才能上大学，历史把这类大学生定义为“工农兵大学生”，不论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还是我们这种回乡知识青年，谁不希望跳出“农门”，进入吃“国家粮”的队伍。1975年7月的一天，当乡邮员将云南大学的入学通知书送到我村里一个女孩子手中时，说邮递员是他们的福星，其家人一定要乡邮员在家吃了饭才准离开，好似是因有了乡邮员，他们家的孩子才上了大学似的。
而我与邮电所的结缘，却是因我父亲在外面工作，给父亲写信就是我的任务。我常会问母亲要告诉父亲些什么事，用自己的语言把这些事叙述清楚，又把我自己的想法融入其中。信写好后还要念给母亲听，母亲觉得想要说的都说清楚了，就会给我一角钱，让我到邮电所买信封，贴邮票，投进邮箱。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温馨的过程，就如同跟父亲直接对话了一般。
我对邮电所的记忆，就这样从少年时代开始了。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手机，亲人的牵挂，情感的交流，就靠书信的往来，人们对离家远行人的叮咛永远是“记得写信回家”。但因当时的人大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村里识字的人不多，能写信的更少，特别是妇女差不多全是文盲。寨子里那些大妈大婶们就找我代为读信，读信后又要我帮她们写回信。当我阅读那些书信时，会被字里行间的真挚感情所感动，会被那些优美的文字所吸引，会从那一笔一画的楷体或是龙飞凤舞的行书中猜到写信人的性格和脾气；当我替她们写回信时，会把她们要说的事从她们的角度用家常话写出来。我一直在想，后来喜欢写点文章，是不是跟这段代人读信写信的经历有关。
那时年轻人谈恋爱也靠写信，更深人静时将信写好藏着，寄信也不会请熟人朋友代寄，直接到邮电所亲自贴上邮票，把信交给柜台营业员，看工作人员在信件上盖了当日的邮戳后，才高兴地离开。接下来的每天，就是留心有没有自己的信件。当收到熟悉的名字，熟悉的笔迹的信时，心中那刻的悸动，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即使是同村同寨子的青年恋爱，生产劳动忙是个原因，更多的还是当面不好意思表达爱慕之心，就通过写信来传递和表达各自的感情，只是这种信是约会时当面交递，不需要劳烦邮递员。
我从小就有个文学梦，这个梦一直做到现在也还没有醒。1974年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就订阅了《人民文学》《云南文艺》（《边疆文学》的前身）等刊物，最惦记的就是邮递员会不会将我订阅的杂志投递到别处去，好在邮电所长是寨子里的老俵，在我叮嘱又叮嘱之下，他总会按期将杂志带回送到我手中。好多优秀的作品就是那个年代在《人民文学》上读到的，如老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刊载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10期上，通过对地质学家李四光后半生事迹的叙述,热情歌颂了一代科学家热爱祖国、献身事业的可贵精神和他们对祖国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讲述陈景润攻克世界数学难题的故事《哥德巴赫猜想》，被誉为是科学春天到来的报春鸟，刊登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上。老作家徐迟紧接着又到云南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里采访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又一篇报告文学《生命之树常绿》刊载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3期上，接二连三的发表了不少报告文学作品。于是乎我也喜欢上了报告文学，知道有个诗人作家叫徐迟，他会写报告文学。
看得多了，就想自己也试试瞧。当时全国都是农业学大寨，就想把那“火热”的生活反映出来，圆自己一个文学梦。劳动之余就写稿，投往《云南日报》《云南文艺》《人民文学》，现在回想过去是真真切切的自不量力，是异想天开，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我还是佩服自己的志向高远和不知天高地厚。毫无悬念的是，稿件没有一次被采用。有一次，《人民文学》编辑部给的回信被村里人看到了，立马引起轰动，说有个叫人民文学的给他写信了。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是一封退稿信。那时的编辑很好，有文稿寄去不采用也会将稿子寄回来，并附有一小张退稿单，当我看到编辑老师亲笔写的意见与鼓励的文字，更激起我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
邮电所除了收信送报外，电话、电报也是重要业务。那个时候装有电话机的不多，农村各生产大队有一部电话，再就是公社办公室、社直单位和县驻当地单位各有一部电话了，所有电话都是通过人工接驳。而且电话线与乡有线广播是同一条线路，广播一响，电话就不能打了。
邮电所的电话总机还没现在一张电脑桌大，左侧有一个装有璜片的接口，是连接县邮电局总机的插口。前面一块木屏，上面排列着有近30个插孔，可想而知，那个时候一个公社的电话不超过30部。每个插孔下面贴着某某生产大队或是单位的字条，一旦有电话进来，插口前面的翻板跌落，于是就可以问打给谁电话，得到确认后即说我帮你接过去，你听着啊，不要挂，然后把桌面上的插头插进前面的电话插口，再拿起最前面的摇臂一摇，接通后告诉对方是谁的电话。
遇有紧急情况就拍电报，拍电报无外乎是生老病死这样的大事，如“妻昨产，母子健康，勿念”，或“父病重，速归”等。拍电报的费用以字数计算，收电报人的地址不出钱，电文三分钱一个字，所以字斟句酌，用最少的文字把事情说清楚。电文拟好后写在专用的电文纸上，邮电人对照电码本找出相对应的四个数码数字填上，通过电话机将电文编码告知县邮局电报室。念电文编码时，把0说成“洞”，把1念成“腰”，把7念成“拐”，把2念成“两”，如“两两洞拐，拐捌腰三”，阿拉伯数字有了“绰号”，听起来就很有趣。报完后还要对方把这些数码重复核对一次，无误了才发出去。过去腰疼不说腰疼而说“1疼”，就是从电报员那里学来的。
今天，如果你想拍电报，来到电信大厅，非但找不到相应的业务窗口，一旁的年轻人会误以为你是“出土文物”。在人手一部手机的今天，短信、微信比电报快多了，一触即发，一发即收，收到即回。手写的家书早已被短信、微信、电子邮件所取代，普通信件邮寄离我们越来越远，各种信息可以从电视、手机、自媒体、融媒体上轻松获得。写作用电脑，投稿就是将电子文稿发往对方的邮箱，很少有作者还会坚守爬方格文稿纸了。原来的邮电所改名为邮政所，业务涵盖邮政业务、储蓄、快递、农资分销等。
一个乡村邮电所，我就说了这么多话。人老话多不是坏事，年轻人不要觉得烦。因为老年人话多是他们已经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是成功和挫折酿就的美酒，是没被记录到“正史”中曾经的社会生活细节，也会随着这一代人的消逝而被历史淹没，但对于活在当下的人来说，却是可供借鉴和阅读的史书。
说到史，邮电发展也有历史。古代传递书信靠的是驿道、驿站，传递的是朝廷官方文书和国家军事情报，民间书信的往来很难搭上政府的驿车，只能托亲戚朋友和熟人携带转交。如果在半年或是一年能送达收信人手中，已是万幸。如果带信人途中发生什么变故，就有可能永远无法送达。有时一封家书几经辗转，到收信人手中时早已时过境迁。郡人王宏祚读书出仕，入京做官，十多年后（顺治十六年）才知父母已经亡故，这才疏请回籍守制。朝中大臣都是如此，更不用说普通庶民百姓了，“家书抵万金”，并非夸张。中国的邮政业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仿照欧洲模式建立的，称“大清邮政”，有了邮政总局、邮递员和信差，发行邮票。新中国建立后，邮政兼管电话电报通讯，所以叫邮电局，在乡镇一级的就是邮电所。
今年春节回老家，故意去看了看那个我思念的邮电所，居然还在原地没有搬过。右边两隔用作邮政储蓄，宽敞明亮、装潢讲究，里面的工作人员当然也是换了几拨了。身处这个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可以想象十年后又会有很多现在相像不到的变化，科技会更发达，社会将更繁荣，我们经历着的是民族从弱小到强大，国家由贫穷到富强的伟大时代!
□ 高 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