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本人以及父辈皆是读书人，而且是住在城市里的读书人家，用他自己的话说，“跟农村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可他却主动到农村去吃苦碰壁，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幼年时全家福。前排中为梁漱溟

　　梁漱溟年轻的时候，中国军阀混战，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再加上后来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转嫁农产品，使得中国农村经济雪上加霜，农民生活难以为继。

　　虽然是一介书生，但是他却有着入世的情怀。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京大学的职务，先去曹州办学，回到北京后，与熊十力以及青年朋友同住共学，学习和探讨治学、救国之路。此后，他又辗转广州、河北定县、山西、河南等地，寻求中国的出路。

　　几经思考，梁漱溟认为，中国要想大治，就必须实现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的重点和难点正是农村。对照西方国家，中国社会有两大缺陷，那就是缺乏“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因此，必须创办乡农学校，开启民智。他提倡的乡农学校是一种合作社，不仅是教育机构，更是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形式。在这个组织中，成员是广大的农民，教育是面向所有人的。

　　梁漱溟为中国的发展构想的一张线路图。通过开展农村教育，启发农民智慧，使民众开始“自救”，形成更加理性的思维，从而形成一种主动精神和民主意识。这是一种渐进的改良：“散漫的农民，经知识分子领导，逐渐联合起来为经济上的自卫与自立；同时从农业引发了工业，完成大社会的自给自足，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构造。”

　　从林琪、伍贻业的《至道无馀蕴矣》一书来看，乡村建设运动选在山东邹平试点是有多重考虑的。政治上，梁漱溟希望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所在地应当离省会济南较近，但又不能太近，不会有太大的政治干扰。经济上，当时山东108县分列三等，邹平属三等，规模不大，而且基本没有大地主，农民不算太穷也不算太富。地理位置上，邹平位于胶济铁路辐射范围内，离济南、周村较近，交通在便利与不便之间。故此，这个“中不溜”的县，成了开展试点、推广经验最好的选择。

　　1935年，乡村工作者合影于山东邹平。前排左一为梁漱溟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以重新塑造乡村的社会结构和注重精神陶炼为鲜明特色，目的是强化农民的自组织能力。村学乡学是其组织依托，乡村规约是其精神支撑，他试图通过乡村组织再造，达到乡村社会结构重组的目标，实现乡村治理的结构优化。同时，他还重视发展乡村产业，让村民既要富脑袋，又要富口袋，这种理念与今日的“乡村儒学”实践相比，更要略胜一筹。

　　然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打断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进程，他的实验结果未经长时段的检验，便归于终结，这不能不说历史的遗憾。退一步讲，在那个时代，即使没有抗日战争，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掣肘，改良的小苗最终难以长成参天大树。

　　不过，时至今日，梁漱溟培养一支“永久”乡村建设队伍的做法仍颇具启发价值。激发农民自身的成长动能，仍然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可忽略的内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