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生　刘知鑫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乡村，阿来的嘉绒藏区，迟子建的冰雪北国，刘震云的延津世界，毕飞宇的苏北水乡……个体是有空间性的，这一点，在作家身上体现尤为明显。继文坛“老炮儿”之后，青年作家的崛起，让中国当代文学版图的风景变得日益多元丰富。

　　放不下的小镇

　　有一句老话：你出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的命运。

　　最近，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带领观众跟随六位作家重返故乡，走进他们文学梦萌芽的地方，同名图书《文学的故乡访谈录》日前由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推出。

　　片中六位作家是属于一个时代的精神画像，他们有着“５０后”和“６０后”的时代标签，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历经过贫困挨饿的落后阶段，也目睹改革开放后的复苏腾飞。他们将家国情怀付诸笔端，从个人视角出发，凝视着社会的发展进程。

　　对于每个人来说，故乡都是离不开的命题。随着“８０后”这批作家日渐摆脱掉反叛情绪、步入而立之年，乡土“８０后”的生存体验书写，也已完全褪去青春期的青涩与稚嫩，取而代之的是中年的成熟与老练。他们对故乡的描绘，与文学前辈们截然不同，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别样的中国社会。

　　颜歌

　　“８０后”作家颜歌的许多作品，均以平乐镇为发展空间，其原型是其家乡四川郫县。

　　《关河》是少时写作的古代奇幻故事，《良辰》里开始出现了故乡的痕迹，《异兽志》中故乡的痕迹逐渐加重，到《五月女王》中，故乡这一熟悉的社会空间已经演化成颜歌的取材空间，成为颜歌“第一步彻头彻尾关于平乐镇的长篇”。到《我们家》与《平乐镇伤心故事集》中，平乐镇正式成为显著的空间标志。

　　平乐镇不仅承载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塑造着性格各异的故事人物，更体现着作者的选择与思维方式。颜歌坦言：“我对我们的生活生来悲观。我所看见的世界就像十年前从成都回郫县的那条马路，肮脏，无序，混乱，尘土飞扬而令人窒息……我相信这样的城乡接合部是我的伊甸园，而我充满喜悦地从这里翻找诗篇。”

　　颜歌在《我们家》《平乐镇伤心故事集》中，运用了大量家乡元素。其中，既有“婆娘”“瓜皮”“龟儿子”“白脸鸡儿”等方言词汇，又有肥肠粉、花椒、海椒、豆瓣酱等地方美味。川味语言、川味人物、川味风情一起，熔铸在颜歌的小说中，成为独特的颜歌风格。

　　西门成长的豆瓣厂青年薛胜强，南门操扁褂的青年子弟，北门办商的外地人，东门的官家子弟，颜歌将镇上的各种各样的人物裹挟进她的作品。作为城乡接合部的平乐镇，既有“乡”的特征，也有“城”的特点，具有城镇化时代的典型性。

　　从少时走出小镇，到青年时期回归小镇，颜歌说：“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一直写平乐镇，我想是因为自己总是非常地怀念过去，怀念我和父母一起生活的世界。因此，不管我人在哪里，我总是写过去的小镇，现在想起来是一种心理治疗。归根结底，我只能从自己的趣味和经验出发来写作。写平乐镇是我的一个心结，纠纠缠缠写了快十年。”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化率显著提高。固然有许多的年轻人闷头去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奋斗，但也有越来越多从小镇成长起来的青年重新回归故土。同样是写乡土，与莫言、贾平凹那代作家相比，以颜歌为代表的“８０后”作家显然已经有了新的视角。

　　家在老工业城

　　２０１８年，１９８６年出生的班宇以“未来文学预言”的形式，宣告了一个作家群体和一座小说城的崛起。几乎同时，１９８７年出生的郑执，在被称为文学界“蒙面歌王”的“匿名作家计划”中荣膺首奖。在此之前，１９８３年出生的双雪涛已获得多个文学奖项，成名多年。

　　三位来自东北的“８０后”作家，接连凭借书写东北城市的小说受到瞩目，这种关注，某种程度上与人们对东北的想象紧密关联。传统工业在过去４０年间由盛转衰，时代的巨大落差，对应着无数个体的命运跌宕，东北被赋予了某种悲情色彩。

　　作为沈阳人的双雪涛、班宇和郑执，或多或少都能从父辈中感受到东北工业曾经的荣耀。班宇短篇《盘锦豹子》里在新华印刷厂上班的孙旭庭，大年三十在厂里分到了“两袋冻虾仁、两瓶口子窖、一箱饮料和一袋面粉”。双雪涛短篇《跷跷板》里的李默，向刘一朵表达爱意的方式，是找厂里的工人做了一朵铁玫瑰。

　　旧有的生活方式被打破，所带来的心理落差是很难面对。当原先的优越感，渐渐坠落成为束缚的“老黄历”，包括“８０后”作家在内的东北人，不得不面对着身份认同上的危机。

　　收录于班宇小说集《冬泳》中的《工人村》，恰如其分地揭露了这种落差。开古董店的老孙、足疗店的吕秀芬、摆烧烤摊的战伟等形形色色的人物，都以各自的方式谋取生活。短篇《梯形夕阳》则叙述了在工厂转型艰难之后，职工不知何去何从，骑着自行车绕着工厂转圈的场景。

　　面对急速到来的社会变动，新的人际关系、生活方式和环境选择，带给“８０后”东北作家翻天覆地的考验。这显然不同于迟子建笔下对东北故乡的深沉眷恋，或是孙惠芬叙写城乡夹缝中的挣扎。他们不自觉地向城市空间靠拢，成为书写城市的年轻一代。

　　他们在城市书写中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了一代人的伤痕与尊严，再次召唤出生而为人的精神力量。他们以严肃的创作姿态，对城市文学做了一次新的拓展，让我们重新关注到这片北方大地上的故事空间。在信息化、经济化、城市化都迅猛发展的今天，这批“８０后”东北作家的城市书写，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思考价值。

　　外乡人在北京

　　在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版图上，北京是少数几个建构起自己文学形象的城市。提及“北京叙事”，老舍、陈建功、刘心武、王朔、邱华栋、铁凝等都在其列。不同的作家，构建了不同的城市空间景观，同时也在不断定义着北京人和北京城的关系。

　　１９７８年出生的徐则臣，是“７０后”实力派作家。在徐则臣的“京漂”系列小说中，那些都市的“外来者”与“边缘者”，在过去与现在的时间交错中，试图重构自我的身份认知；在中心与边缘的空间区隔中，倔强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老舍笔下的《四世同堂》，描写的是近代的老北京，那些北京的胡同小巷和市井人情，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王朔的《看上去很美》等作品，则聚焦北京的大院生活，表现大院文化特有的温暖和优越感。

　　徐则臣则将他的目光，放在了北京四环，甚至四环以外的郊区地带。四环路上聚集的多是知识分子，中国最好的大学都聚集在这里，北大、清华、中关村，这里是知识最密集的地方，而四环以外便逐渐往郊区过渡了。

　　徐则臣所描绘的北京，不是老舍笔下“地域性”的北京，也不是王朔笔下“开放性”的北京，更不是邱华栋笔下“欲望化”的北京，而是一个更加接地气的“烟火气”的北京。

　　这里是城市外来者的聚居地。都说北京遍地是黄金，很多外来者来到了北京，成为假证制造者、盗版碟贩卖者、做小生意的人。那些高大气派的写字楼、繁华热闹的商场都与他们无关，与这些城市外来者密切相关的，是低矮破旧的平房、简陋拥挤的地下室、逼仄杂乱的旧单元楼。徐则臣向我们呈现的，是独特却真真切切存在的都市另一面。

　　《啊，北京》中的“我”和大学同学，租住在北大承泽园的一栋破楼里，后来因为“我”与边红旗的偶然交集，成了合租的室友。孟一明要上课教书，“我”要写小说和到处乱逛，边红旗写诗的同时还是一名伪证制造者。

　　平时各忙各的，彼此只是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唯一的交集，就是晚上偶尔串门聊天或聚会。但他们在聚会时，却可以敞开心扉边说边聊，没有丝毫算计和陌生。他们善良、仁义，可以不计报酬地帮助对方。

　　就像徐则臣在《跑多远才能回到家》中所说：“在北京，宾馆、酒吧、夜总会和高尚社区是一个人间，很多人围着麻辣烫的摊子也是一个人间，热气腾腾的烟火人间。”他向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有烟火气的北京。他能够从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来挖掘出更深层面的社会问题，展示现代城市中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困境。

　　徐则臣的北京书写，并不是所谓的“底层文学”。虽然他笔下写的是底层人物，写的是底层的生存状态，但是在这些人身上，没有底层人的自我怜悯与愤懑，也没有因为生活窘迫而对整个社会心怀怨恨。“他们不是想当然的‘底层’——除了从事职业的不同，他们和我们没有任何区别。他们和我们一起站在天桥上看人来人往。”

　　在徐则臣的小说中，故乡和城市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充斥其中，笔下的人物在“弃乡”和“逃城”之间不断思考。他们都有一颗躁动不安的心，不满足于故乡现有的生活，充满了对大都市的向往。

　　然而现实中，他们在北京却饱受生存的压力，陷入精神的困境。他们向往的资源和机会都没能获得和实现，面临的是没有固定的住所、没有合理的身份，甚至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他们既不愿回到家乡继续过平淡的日子，又无法融入北京，“弃乡”和“逃城”的主题，构成了徐则臣小说的叙事张力。

　　人与城的矛盾，不仅仅属于北京，而是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徐则臣的书写，向我们展示了华丽外表包装下的北京，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城与人的关系。如果从这个角度去阅读其作品，那么不仅能理解徐则臣身为作家的人文关怀，而且也能引发社会对城市外来者更多的关注，其意义已超出了文学本身。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故乡。曾经认为回不去的乡土，并没有阻碍文学“后浪”的灵魂思索。他们只是用另一种角度，去书写故乡、记录时代，丰富着属于“后浪”的精神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