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延斌
题记：我经常有这样的念头：在战争年代什么情况下才能被敌人缴了枪？一定是在麻痹大意子弹不上堂的时候。生意场上啥时候能上当受骗？一定是在几杯酒下肚意气用事的时候。
我难以咽下曾经用真情实意换得过的苦果。
（一）
北大荒大米，绝对是既好吃又好看的上好大米！曾经，北大荒大米在山东市场很受消费者青睐，且价格高于当地大米和南方大米。那么，北大荒大米为何就在某个局部，从优势渐渐变成劣势了呢？我得出的结论是：北大荒大米只是在某一个关口或者某个环节，遭遇了人为的坏心思。不是市场抹黑了北大荒大米，而是有些人图一己之私的蝇头小利，人为地糟践了北大荒大米的名声。
在北大荒，估计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记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北大荒各个农场，都被卖粮难所困扰。为解决北大荒的卖粮难，《工人日报》驻垦区记者王德连写的长篇报道上了专供领导层看的大内参，《工人日报》也发了专版。所以造成想卖粮的运不出来，想要米的人进不去的怪象，是因为当时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孰是孰非尚无定论，各个环节都出现了“肠梗阻”现象所致。
已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调回山东德州的我，正赶上下海经商的时潮。我应聘为德州市广合商行经理。我的主要经营目标，就是要把德州产的尿素，打进北大荒各大农场。
在上世纪一个相当长时期，尿素绝对是卖方市场。北大荒作为用肥大户，化肥缺口很大。而有些农场要出省采购化肥，又受必须买本省化肥的行政命令限制。而这种短视的垄断性限令，本意看似要保护当地化肥企业，但受伤害的却是绝大多数种粮农户。垄断的短见，使化肥更加紧俏而抬高价格。某些农场的尿素零售价，高达过每袋一百五十元，几乎是一倍于大米的价格。
先不论价格高低，只是现款现货这一点，就卡住了各农场的脖子。各个农场眼见堆积如山的粮食卖不出去，手里拿不出现钱买化肥。大有守着粮山挨饿的味道。临近春耕，农户就越是等肥播种，外省的化肥进不去，本省的化肥没钱买，逼迫有些农场或农户，不得不把白花花亮晶晶的大米贱卖到六七毛钱一斤。尽管这样，也少有买米大户上门。因为即便人家知道农场的米贱，也难下决心掏出大钱。就是有大商户购买大米，公路运输不是这儿堵就是那儿查，只要停一次车就要留下“买路钱”。且难料一路到底有多少填不满的坑。
谷贱伤农虽然是千年遗训，但却无情的在各个农场轮番重现。铁路运输更是一节车皮难求。个别能批下车皮的客户，一节车皮也得花几千块钱“好处费”。例如，当时要把六十吨大米从佳木斯站发到德州站，实际运费不到三千元。而要弄到一节车皮，就需要人托人，最后至少要拿出五六千元“好处费”。另外，你可别以为把大米装上了车皮就保险了，更大的危险还在路上呢。
在一条两千多公里长的铁道线上，火车至少要经过两次编组，每编组一次都要换车头，一路还要加几次水。危险就出在这一编组一加水的过程。绝大多数人想象不到这其中的险恶。你可能听说过，一车六十吨的大米，到站后很可能少几十袋子，甚至可能少几吨。你一定纳闷大米是咋少的吧？
问题就出在火车编组和加水过程中。那个年代有个常用词儿叫“车匪路霸”。我可领教过那些专吃铁路的车匪有多么的凶残可恶。车皮有罐车和敞车之分。有幸弄到一节闷罐车，一般不会遭遇车匪洗劫盗抢。要是把大米装上敞篷车，一路编组加水，说不上要遭遇几次车匪盗抢。后来人们想出一个雇人押车的主意，带上棍棒藏在车皮上的苫布下，每遇车编组或加水就钻出来，以为车匪看到车上有人就不会下手了。
狡猾歹毒的匪人发现有人押车，就用上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诡计，再或生打明抢。这样，押车费从开始的每车五六百元，上升到八百至一千二百元，再后来，一节车需要俩人押车，最少要两千元。仅这一项费用，每斤大米就会增加近两毛钱。即便这样，也时常有被车匪打伤押运员抢走大米的情况发生。
那时来去东北铁路线的货物，不被抢算是幸运。后来发展到从山东往东北发运尿素，也得雇用押运员。记得1995年冬天，我们往三江方向发运五车尿素。有一对北大荒某农场的父子找到我，说他家因老伴儿有病，把家折腾得溜光，已经到穷困潦倒的程度。本来我已和别人谈好每车六百元，最后把五节车皮的押运，都给了这对父子，且有意把押运价格提到每车一千元。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哈尔滨铁路局某站派出所的电话，向我核实押车父子的情况。原来，车在进哈尔滨站前的一个小站停车待避时，这对父子为了保住尿素不被抢，和路匪们抡起了棍棒。爷儿俩难以对付二十多个歹人。儿子被路匪捅了好几刀，被送到哈尔滨某医院抢救才保住一条命。
想必读者都看明白了。北大荒的大米虽然起价很低，但经过几番折腾付出的代价，几乎是大米价格的一倍多。这些都是末端零售商和广大消费者不易知晓的隐情。在那种背景下，各农场一边是面对丰产而欢颜，一边又是眼见米粮堆成山卖不出去百般作难。当地的化肥也因为供不应求，炒得价格很离谱儿。
农民手中有粮卖不出去，化肥价格又居高不下。我曾经陪同《工人日报》记者王德连先生采访过卖粮难，不顺畅的“肠梗阻”现象，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广大农民。
我所领导的德州市广合商行，应运而生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针对当时山东和北大荒有关粮食化肥购销状况，我制订了一个至今还是个好对策的营销策略：以货易货。以山东德州为中心的方圆二百公里内，有二十多个化肥厂，都以生产尿素为主，总产能超过一千多万吨。当时国家失控的产业政策和各地多年形成的大帮哄惯性，一看什么项目好赚钱，就争先恐后你上我也上。在一个方圆二百多公里区域内有那么多化肥厂，必然是产能过剩的惨败结局，也等于是在酝酿一场残酷的化肥市场争夺消耗战。
经商的本质就是在商言商。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那时的卖粮难和不久后可能会出现的卖肥难，对于我们倒是个千载难逢的好商机。我盘算的是：北大荒卖粮难，不久后以德州为中心的方圆五百公里内，必然出现卖肥难。而卖粮难的北大荒地广人稀缺化肥，将来卖肥难的德州周围，人多地少也不生产大米或生产不出那么好的大米。看准这一点，我就想把北大荒大米和山东德州的尿素，来一个大规模南北长期对调，以期在北方创立一个化肥集散基地，在山东德州开发一个粮油集散市场。
客观看当时形式，除了北大荒卖粮难和鲁北华北日后可能出现的卖肥难，当时的铁路运输，还有个阻碍商品南北大流通的规定：所有在东北用铁路向南运输的货物，你想从哈尔滨铁路局任何一个车站，直接发到德州以南是不可能的，只能到德州站再办理一次转运。德州虽然是山东的行政区域，但铁路却属于京局。铁路自北向南的货物运输，德州站就是京局和济南局难以越过去的坎儿。假如你有幸找对门路，能用“好处费”打通关节，在天津铁路分局办理好转运手续，那就是简单地走走票据手续的事情。否则，你就得在德州站再卸车装车折腾一回。
从客观上说，当时的“铁老大”严重滞后于国家经济发展步伐。铁路这种令人费解的“肠梗阻”障碍，倒成了有利于我们的客观条件。我的以货易货请示报告递上去不久，上级认为具备天时地利条件，很快就同意了我的方案。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黑龙江有关报纸包括当时的《农垦报》发一条广告。广告词是“别人的尿素出厂价，永远是我们的发到价！缺资金不用去银行贷款，你手里的粮食就是钱！大豆玉米高粱大米豆油奶粉白糖饲料原木等等，都可易货化肥！”
相信人们明白“出厂价和发到价”的含义，知道不管化肥市场价格怎么高低起伏，买德州化肥厂的化肥，永远比买别人的省运费。以三江用户为例，假如从大庆买尿素，得再加上运费才能到家。对于卖粮难的各个农场，最有吸引力的是可以拿农产品和我们兑换尿素。我是不是把一盘死棋走活了呢？
广告效应似一夜间就在许多大农场发酵了。 从此，我的9017530大哥大，每天从早五点至晚十二点忙不停，夜深时不得不关机。一个接一个的客户开始和我们接洽。来者除大兴安岭小兴安岭林场的客户外，大多是各农场主管生资的副场长或者场长。
虽然来德州考察的有数十个农场，但多数都不适宜以货易货合作。难以合作的焦点在于，双方都坚持对方要先发货。我熟悉北大荒，越是了解底细，越是不敢首先发货到对方。因为，北大荒许多农场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加上请车皮的难度，极易出现货到地头死的险情。我们可以保证随时在站台有数百吨尿素待发。只要对方货到德州，我们保证三天内发出尿素。
那个时候的以货易货，也算是个新鲜事物，我也得试探性地“摸着石头过河”。我感兴趣的是北大荒大米，根据近几十个种水稻农场的地里分布，选择了几个大农场为合作目标。
我只身一人，带着公章，兜里揣几张名片，游走在北大荒各个农场。我与所有农场的合作协议，都是在对方签订的。还有一点至今想起来还引以为自豪：我对选定合作的农场，都无例外的向当地学校赠送了书籍。
（二）
与我的做法相反的是，有些农场领导的信誓旦旦，都变作几句酒话而已。我所接触到的农场领导，基本都是那种酒桌上豪气冲天，大有一番为了农场信誉，不惜两肋插刀的豪言壮语。但酒后再谈正事儿却支支吾吾，那种展露在酒桌上的雄风，似在一夜间荡然无存。你若再和他们说到问题的关键处，他们都无一例外会说“一高兴喝多啦，说了些啥话也都不记得了”。他们言行的表里极不一致，让人心里极不踏实。
我只选择两个曾经以货易货合作过的农场，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能给亮晶晶的北大荒大米和北大荒的信誉造成何等负面影响。以下就以“西部某农场”和“东部某农场”代指相关农场。
我被这两个农场的场领导忽悠瘸了，轻信了他们的信誓旦旦，以至于最后上当受骗。这是我作为德州市广合商行经理期间，最刻骨铭心的两次上当受骗。我是用错误的方法，和错误的合作对象，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上当受骗！
先说西部某农场。我先期发到对方指定站台600吨尿素。大概一个月后，我在德州站接到西部某农场发来的180吨大米。在入库过程中，发现和样品大相径庭。
这个农场的场长接到我质疑大米质量的电话，极为恼羞成怒。他骂骂咧咧地说“老杨你真他妈能扯蛋，我们农场的大米是北大荒最好的大米！我们哪能把碎米风头子米发给你们呢？你说死我也不信！”
从对方一改先期的客客气气大爆粗口来看，他们从接到我方尿素开始，就认为主动权已经握在手中，不必再拿我当回事儿。我还善良地想，某某场长不可能事事亲历亲为，他不可能知道所属的米厂，会把残次碎米和风头子米发给我们。因为我心里侥幸地认为，我是在这个农场水稻堆成山卖不出去，正愁没钱买尿素春播下种时，用尿素兑换他们大米，使他们既解决燃眉之急，又可能为日后打开大米在山东的销路打下牢固基础。我心里曾经美滋滋地自我感觉，他们应该把我比作春天的及时雨才对。
一番冷静之后，我认为所遭遇的或许是偶然事件，还得把合作往好处想。我指望只要场长能拿出补救措施，我就该往好结果争取。经过再三斟酌，我再次打通这个场长电话，要求农场派两人以上来德州验证一下，并明确表示如不属实，我们承担贵场来人所有费用。
没想到的是，这个场长的态度更加恶劣。他说“老杨啊，你是不是没睡醒啊？我是场长还是你是场长啊？你要求派人我就得派人？我们整天得围着你杨延斌转吗？你要是总局局长，我天天听你的！这点屁事儿，以后别找我了，我委托某某副场长和你接洽行了吧？”我明白了，发劣质米是米厂蓄意所为。我感觉，这个场长导演的就是一场货到地头死的情景剧，只是在开场时的喜剧烟幕掩护下迷惑了我。
从我把主动权丢弃在酒桌上开始，就注定了必然是输家的结局。我和农场议定的易货比例是一比一。这样说来，对方还欠我们420吨大米。而这时的情况却发生逆天转向。在两方没合作之前，他们急于谋求以货易货的成功，那个场长和主管农资的副场长，一天要给我打几个电话，那种热情奔放的积极态度，真是炽热烤人，似把天下好话说尽。
从我把尿素发出德州那刻起，主动权就攥进他们手里，除那个场长态度由和颜悦色变恶语相向外，他们对于我的电话，态度和语气都生硬冷漠至极。这种突变，好似从三夏猛然到寒秋。
这之后的二十多天里，我就是天天打十个八个电话，他们都是以车皮批不下来为由，迟迟不发所欠大米。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委托某律师向这个场长发出最后通牒说：一，我处已将贵场发来的劣质大米，报送当地工商局，技术监督局并已取证备案。二，我处欲将贵场劣质大米照片和双方合作过程有关资料见诸报端。三，拟以诈骗案向公安局经警大队报案。
做了多年宣传工作的我，深知其中哪一条最有杀伤力。毫无疑问，前两条无论引起多大后果，也只是农场形象受损而已。而最后一条，如果我方真的报案，公安局一定会抓那个场长。
果然不出所料，对方的态度陡然来了个转暖。那个对我爆粗口的场长亲自打来电话说：“延斌老弟呀，你看你打两次电话，都赶上我喝多了。正赶上事儿多心烦。不就是说几句酒话嘛，你别当真啊！”
这回我可没惯着他说：“北大荒的酒还有这个功能吗？需要装虎时就醉人，需要演时就千杯不醉？我知道你在农场把自己当皇帝！我觉得现在不是个没处讲理的社会。对于你个人而言，我手里握着的就是定时炸弹。炸不炸，啥时候炸你说了算！”
那个场长又故伎重演热情起来，还请我在总局的朋友打来电话，让朋友安抚我要协商解决问题。两个小时后，这个场长又来电话说：“这样吧老弟，要不你再来一趟，咱们消除误会把问题尽快解决喽！”
我以为他是缓兵之计：“说实话，我已经不信你说的话了。不过，从善意角度说，我还是再去趟农场吧。你来了，公安局一定会请你喝茶。我可不忍把北大荒的情面丢在山东！”
随后某某副场长打来电话说：“既然大米不好，那我们还有糖厂，给你白糖也行吧？”
事情发展到这个份上，你是不是想到事情还没糟糕到不可回旋？是不是想这些人在好大米中夹杂着碎大米，只是个误会而不是使坏心思？我再次到农场后，场长指派主管农资的某某副场长和我谈判。我坚持要大米，他说好大米没有了。这时我才明白已经掉进陷阱任人宰割。
我被迫同意接受白糖后，又掉进他们另一个陷阱：故意太高白糖价格。他们以为我在白糖方面外行，岂不知，经销白糖也是我们主营之一。我比他们还了解全国各地的食糖行情。那个副场长却睁着眼说瞎话：“我按最低出厂价格4800元/吨给你，争取一次性快点儿给你了结这个事儿。”我当然明白，他是在向“好处费”使劲儿。
我也假装对这个副场长感激不尽，许诺事情了结后，一定重谢他。我把“重谢”二字故意大声夸张地说出口。心里却在骂“这个家伙的心眼儿更坏！”当时东北的甜菜糖，最高价格3500元/吨。他每吨抬高1300元。事情到这一步，我只能装傻到底，以争取在最短时间内，能拿走多少算多少。
重新签订易货协议后，这个副场长把我领到糖厂接洽。其实我明白，直到事情了结之前，他一定会天天陪着我。反正他招待我吃喝是花公款，绝不是他对我的热情，他在跟着“好处费”的感觉走。
一波刚平，糖厂厂长又掀起波澜。他一看手里的肉被狠狠咬掉一块，便想出坑我的新花样：“库里的糖不多了，原来都是留着包小包装的。这样吧杨经理，请你多等几天。有场领导面子在，你每袋就加一毛钱加工费就行了！”
我问他小包装多少钱一吨，他说每吨7500元。我的天呐，当时商场白糖的零售价才2元5毛500克。我加上运费和差旅费等等费用，成本价就超过4元/500克。这些人真是心黑手狠！
再说这个农场先期发到德州的180吨大米，因为袋子上标注的是免淘洗优质北大荒大米，袋子里装的却是连山东当地一般大米都不如的劣质米。我们不能也不敢坑蒙山东人，更舍不得糟蹋北大荒大米的声誉。我辗转找到一个锅巴厂，以六毛一斤处理给他们。农场总局牵线的朋友气愤地说过：你咋不起诉他们！？
糖厂厂长宰了我，还得跟着“好处费”的感觉走。正是因为我只给他一万元，让他自己“买几条烟”，没满足他的胃口，他就给我留下二十多万元的尾巴。以后，他们一次次说“下个糖季给”，但就是只说不给。
民间有句老话说“不能把送葬的人埋进坟里”。意思说不能让帮助自己的人感到没面子。而这些不仁义不诚信的人，根本没给为他们说过两次情的人留情面。
（三）
在和西部某农场合作同期，东部某农场的某某场长，也在农场总局朋友牵头介绍下和我接上头。朋友再三强调我们两方，要当面向他郑重承诺，相互之间必需言而有信。有朋友见证，农场宣传部门又是照相又是录像的，把个签字仪式弄得挺隆重。我们双方在聚光灯下，信誓旦旦地签订了以3000吨尿素易货3000吨大米的合作协议。朋友甘愿以中间担保人身份签上字，还边按手印儿边调侃道：“哈哈，我咋有杨白劳按手印儿的感觉呀？你们俩一个经理一个场长，可千万别把屎盆子扣到我头上啊！”有了一式三份的协议，我便放松了防范心理。在担保人和那个场长再三请求下，我同意先发给这个农场300吨尿素。
场长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实在。他陪着我们参观了大米加工厂，还让农场招待所食堂用新大米蒸出一锅四溢飘香的大米饭。用北大荒新大米蒸出的大米饭，满屋子飘着喷喷香味儿，沁人心脾，勾人食欲。我难以抵挡住饭香的诱惑，用筷子挑起一箸冒着热气的大米饭，有意不就菜肴品味起来。北大荒大米蒸出的大米饭，绝对是最香，最可口，最劲道，米粒最完整，色泽最亮，我认为哪里的米也没有北大荒的大米好吃！
我看过一篇《中国哪里的大米最好吃》的文章。文中说五常的大米，河北御田的大米，新疆伊犁的大米，江西万年的大米，江苏的南粳大米最好吃。我说北大荒大米比以上五个地方的大米味道都好！
再说说那个担保朋友的为人担当。在他陪我即将离开那个农场前，忽然要求陪我再去米厂看一眼包装。到米厂一看，袋子上虽然印有国家绿色食品标志，但农场却没有国家认证手续。
违规包装的大米，一旦被工商或技术监督局查出，性质很严重。我坚决要求更换包装。米厂厂长却说这样的包装袋子印了几十万条，最好不再花钱印新袋子。我坚持让对方减除包装袋子成本，由我方自出大米袋子。我的这个坚持，引起米厂厂长极大反感和坚决反对。但有农场场长表示理解和坚决支持，米厂厂长也只得悻悻然表示同意。
事后我才明白，米厂厂长为何反对换大米包装袋子。我在温州平阳印的大米袋子，质量比米厂印的袋子透明好看结实耐用价格低。我印的袋子每条六毛五，而米厂的袋子一块二。我在无意间威胁到别人的发财路，人家必然会在悄悄而不动声色中，给我制造麻烦。
我方第一批尿素发到对方后，接到第一批大米360吨。我们双方都对有了良好的合作开端表示释怀。我和这个农场场长约定，同一天打电话给中间担保的总局朋友。我们都很感谢朋友的热情撮合并让他把悬着的心放下。
记得当时还有二十几天就过年，德州化肥厂老总和书记把我约到厂办公室，了解大米质量和到货数量。他们想为职工每人发一袋北大荒大米。我说只到货360吨，已经卖出300多吨，库存不到五十吨。年前能否再到货，主要是看铁路能否批下车皮。
几天之后，因为北大荒大米，发生一个意想不到的插曲。德州化肥厂自建厂就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每逢年底，厂部都要组织一次全厂职工大聚餐。厂领导说既然北大荒大米暂时不够分，就先在大食堂蒸几锅大米饭，让职工们在年前尝尝北大荒大米饭的味道。我们给大食堂送去五十袋大米。没想到，当天下午，厂办秘书就打电话给我，说几个厂领导都非常气愤，正在会议室里等着我。
我有点儿蒙头转向，厂领导们为啥气愤呢？老总见到我很气恼：“看看你干的好事儿！你用我们德州化肥厂的尿素，换来的嘛大米呀？”我疾步走进会议室，一眼看到会议桌上放着一袋大米。老总手指大米袋子怒斥着我说，“袋子上明明印的是免淘洗大米，你看看袋子里装的是嘛行子？”我一听大米又出了问题，顿时觉得脑袋嗡嗡一阵阵轰轰作响，身体几乎扑到大米袋子旁，双手捧起大米要看个究竟。只见眼前的大米，几乎没有完整的米粒，都是些碎米或发青绿色没长成的米粒儿。毫无疑问，碎米一定是米厂长期加工筛选出来的，青绿色不成熟的米，就是米厂在加工前筛出的风头子。
很显然，这是米厂厂长有意把破烂碎米混装上车充数。我立即想到已经卖出去的300多吨米，脸上立即冒出冷汗。我不知道有多少劣质大米到了消费者手里。想到这层麻烦，我感觉脑袋要爆炸。一种犯罪感袭上心头，我当着厂领导的面儿流下羞愧难当的泪。
我忌惮这样的北大荒大米流放到了消费者手里，将会惹出多么恶劣的社会影响啊！面对怒气未消的厂领导，我硬着头皮鼓足勇气，说明隐藏在消费者中的潜在危险，向领导们征询能够尽量缩小坏影响的办法。经过领导们紧急磋商，认为不幸中的万幸是，卖出去的大米都集中在德州市区，我们可以通过电台电视台和报纸，发一条紧急通知，除了向消费者公开道歉外，要声明对买到劣质大米的消费者，进行退一袋赔两袋的补偿。
我打电话给那个农场场长，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不可能是他所为，便以最克制的口吻，把事情向对方详细说明，请他紧急向米厂厂长了解一下，到底有多少劣质大米装上了车。对方场长回电话说，一共有碎米200袋，多数都装在最后一节车上。只有20几袋装到另一节车上。
阿弥陀佛，多数碎米还在库里，只有二十多袋碎米流到消费者手里。
我的心里就像钻进了小兔子，血压升高，心率失常，并时不时感觉心绞痛，脸上一阵阵冒虚汗，晚上睡觉会突然惊醒。这个时候的每一次电话响，都会让我心惊胆颤。我担心的是，每一个电话，都有可能把事态引爆放大。我希望这个农场能有人来德州说明情况，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以减轻我的精神负担。我以公函的形式，向对方提出这个要求。
我感觉就像做了多大的亏心事儿，恐怕随时会有消费者揪住我的脖领子，指着鼻子臭骂我一顿，甚至会掌掴我几个嘴巴。幸好几天之内，多数买到碎米的消费者，陆续带着碎米到门市换回好大米。因为知道卖出的只有二十多袋碎大米，我又决定给他们退一袋换三袋，以平复这些受到伤害的消费者。
在我以为碎米事件能安稳平息的时候，一天上午，有一辆工商局的执法车突然停在我办公室门前。四个车门同时打开，先后下来俩女四男六个穿制服的人。几乎是在同时，技术监督局的人也到了，竟然还有两个记者随同。门前围上来许多市民看热闹。场面令我十分尴尬难堪！
我们被消费者举报到工商局和技术监督局。面对执法人员的质询，我无言以对，更是百口莫辩。因为碎大米装在新袋子里，显然是米厂有意为之。我在两份等待调查处理的执法通知单上签上字。库里的几十吨大米被查封，两部门都勒令我通知米厂来人接受处罚。
那个场长答应派副场长和米厂厂长到德州，最后连电话都不接了。那些受窝囊的事儿，罚款的事儿，挨骂的事儿，所有倒霉的事儿，都砸到我头上。多么难得的合作机遇啊，万没想到米厂厂长却是个搅屎棍子。唉，那些日子，我像躺在针毡上。
先后与两个农场的合作，都是以吃亏上当为结局，社会影响极为恶劣！我就像老鼠钻进灶坑里，憋气又窝火。这事儿与北大荒大米没有关系，是因为好大米遭遇到坏心思所致。
作者简介：杨延斌，笔名水务。1956年2月生于山东省平原县王凤楼镇水务街。1990年加入北大荒作家协会。现为德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华散文网创作委员会终身副主席。作品曾获《黑龙江日报》征文优秀奖（1987），黑龙江省征文一等奖（1989），山东省杂文奖（1995），《工人日报》优秀文学作品奖（1988 1989）， 报告文学《魂归》获北大荒文学特别奖（1991）。散文《老黄》2015年荣获第二届中外诗歌散文邀请赛一等奖（钓鱼台授奖）。《让人心碎的笑声》同年获全国散文大赛银奖（钓鱼台授奖）。《二月春雨细无声》入选2020《中国当代散文精选300篇》。著有长篇小说《无癌城市》。常态发稿《济南头条》《北京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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