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首席记者 王昱

　　近期，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草案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出个别下调，该修正案一旦通过，意味着我国最低刑责年龄将由目前的14岁下调至12岁。

　　 最低刑责年龄该不该调低，这是近几年中国司法、舆论界一直在争论的话题。而在世界历史上，为该问题反复纠结的也不只有我们，比如英国，已经为该问题纠结了快两百年。

　　 在全球范围内，英国可能是最早意识到未成年人犯罪是个大问题的国家，原因在于这个国家最早爆发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塑造了城市，也把大量底层儿童抛入到了工业化旋涡中，而这其中，不少儿童因为种种原因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如果你看过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一定会对那个时代伦敦街头的儿童犯罪团体印象深刻。19世纪的伦敦街头活跃着上千个有组织的儿童犯罪团伙，他们利用儿童身手的灵活和成年人对儿童人轻视，进行偷窃活动。各团伙之间甚至还建立了从“培训”、偷窃到销赃的一体化网络，犯罪体系非常成熟，甚至还产生了很多“神偷神童”。

　　当时的《泰晤士报》曾报道过，一个名叫约翰·里弗斯的13岁男孩，仅在一周之内就能偷到价值一百英镑的财物，超过一个正经高级工程师的月薪。而这些少年犯们在长到十四五岁后就会开始“转行”入室行窃、抢劫、甚至杀人，为伦敦这座“犯罪之都”输送生力军。

　　 对此，英国的大人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那会儿的英国主流思想界没有今天这么讲“人道主义”，而是被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人口论所主导，政治精英们都认为这些少年犯就是国家的祸害，越早消灭越好，这导致了英国以重刑整治儿童犯罪。儿童偷窃一旦被抓住，轻则强制收容教养，重则判刑甚至处死。新加坡沿用至今的鞭笞刑，就是当时英国为对付“少年犯”而量身定制的。据统计，1801年至1830年，仅伦敦老贝利区一家法院就判处了103名14岁以下的儿童死刑，而同时期该法院受理的扒窃罪诉讼中，有一半以上是针对14岁以下儿童的。

　　 但如此严厉地整治儿童犯罪，在整肃社会风气的同时，也造成了新的社会问题——大规模囚禁、甚至处死还未成年的儿童，让很多人不禁自问：这么多儿童走上犯罪的道路，固然有他们自身的问题，难道社会不也应当负起相应的责任吗？简单地一判了事，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狄更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了《雾都孤儿》，在该书中，你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狄更斯认为大部分儿童是有可塑性的，他们可以因沦入贼窟而犯罪、也会因为好的教养重归正途。《雾都孤儿》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名著，就是因为狄更斯讲的虽然是个虚构故事，但反映的社会矛盾是真实的，作者也在其中暗示了自己的主张，而这种主张成功影响了他的读者。

　　 终于，英国在19世纪中叶开始进行对儿童犯罪的司法改革。1831年，英国肯特郡的十四岁少年约翰·贝尔因为在抢劫中残忍杀害了另一名12岁的小男孩而被判处死刑，此案因为引发舆论极大争议，成为英国少年犯史上的一个“拐点”。自此之后，英国再没有判处过未成年人死刑，而14岁也成为了法院是否判处其刑责的一个标准点，对该年龄以下的犯案儿童，英国开始以收容教养取代刑事处罚。

　　 但这套对儿童较为宽容的司法体系，在其后一百多年的运行中也不断遭遇质疑，很多“熊孩子”确实钻了这套法律的空子，不断胡作非为。1991年，英国利物浦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恶魔儿童”案，两个年仅10岁的男孩绑架、虐杀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婴儿。此案发生之后，全英震动，公众开始反思，英国此前信奉的对儿童司法从宽的制度是否过于宽松了？

　　 于是，英国对儿童犯罪的司法理念借该案完成了回调，未成年人犯罪的最低刑责年龄又被降到了10岁，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算低得惊人。

　　 当然，虽然经历了两百年的不断调整，英国人至今对这事儿也没想太清楚。近几年，英国内部比较倾向于大陆法系的苏格兰又开始出现极强的呼声，认为最低刑责年龄10岁实在太低了，应该仿照法德调回到14岁，目前这个官司还在苏格兰最高法院打着。

　　 儿童犯法，该不该问罪，又该从多大起问罪？这个问题也许压根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它其实更像是社会全体公众达成的一个暂时性共识，会随着时间、案件的发生而不断变化，而司法的任务，就是在不断的修正中找准这个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