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杜亚慧

　　相比离得太远的“老虎”，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小官大贪”直接侵害群众利益，其危害不亚于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贪。观政梳理十八大以来查处和巡视发现的案例发现，“小官大贪” 现象并不少见。这些小官虽职位不高，贪腐数额极为惊人，苍蝇大小的体格，却有着老虎的胃口！

　　“股级”干部侵吞贫困县四分之一财政收入

　　今有“亿元股长”李华波，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股级”干部，凭“一己之力”从国家级贫困县侵吞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曾经的李华波，是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他的日常工作，是管理该县农业、林业、水利等基本建设专项资金。据通报，2006年10月至2010年12月间，李华波利用职务便利，伙同该股副股长张庆华（已判刑）、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城区信用社主任徐德堂（已判刑）等人，采取套用以往审批手续、私自开具转账支票并加盖假印鉴、制作假银行对账单等手段，骗取鄱阳县财政局基建专项资金共计人民币9400万元。

　　2011年，李华波携款潜逃，去往自认为的天堂新加坡。

　　逃往国外，李华波就能安心了吗？他本人回忆，出逃后，每天都在恐慌、害怕和不安中度过。由于紧张、害怕，性格上逐渐产生很多变化，“爱人、女儿因此为我担心，看到她们母女在一起抱头痛哭，我就在心里责骂自己，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为什么一家人不能和谐平安地生活在一起”。在李华波潜逃期间，其岳父、父亲在老家先后过世，李华波也没能在他们临终前送上最后一程，“他们是带着悲伤、抱着遗憾离开的。每思至此，我心如刀割，仰天长叹，愧为人子”。

　　2015年5月9日，被遣返回国的李华波走下飞机，将头垂得低低地，不知道这时的他是否后悔？

图/潜逃新加李华波被遣返回国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谈及亿元某某，“亿元水官”马超群同样是“闻名遐迩”。2014年这位“史上最贪科级干部”被抓时，家中被搜出上亿元现金，37千克黄金，68套房产手续……新华社当时追踪报道称，“贪婪跋扈、嗜财如命”的马超群，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源疯狂敛财索贿。不管是民资兴办的企业、酒店，还是在北戴河的一些中直部门，只要是通水管，马超群都敢伸手要钱。“谁的钱他都要收，哪儿的钱都敢要。”一位熟悉马超群的当地干部反映，“不给钱就不通水，给钱少了就给你断水。”

图/马超群家中搜出的部分财物

　　官居微位，胃口却大得很。再举例，还有挪用资金1.19亿的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皇后店村原会计陈万寿；被中纪委称为“三最女贪”的抚顺市顺城区原国土资源局局长罗亚平；村民拉起横幅庆祝其落马的安徽省烈山社区原党委书记刘大伟；名下北京、海南等地房产达38处，涉案金额达3.05亿的山西蒲县煤炭局原党总支书记郝鹏俊等等。

　　小官大贪多发于所在单位关键岗位

　　盘点这些“小官大贪”现象，可以发现多发于处在所在单位重要岗位、掌管关键环节、拥有较大决定权的公职人员群体。如上文所说的马超群，在当地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掐住了供水这一要门，企业主和商户只能为他的贪欲“买单”。

　　近几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很多乡镇街道办掌握大量土地、房产等资源，集体资产膨胀，腐败也悄然滋生。2015年7月，陕西省一则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通报激起千层浪：西安市雁塔区丈八街道办事处东滩社区原党支部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于凡，违规收受土地开发商所送巨额好处费。雁塔区纪委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据了解，于凡单笔受贿5000万、涉案总金额高达1.2亿。

　　一个小居委会主任，缘何能过手如此大额资金？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披露，于凡所在东滩社区位于西安高新开发区内，属城中村。按照西安市政策，城中村改造过程中，为保障失地农民的权利，每户村民都留有一定面积的生活依托地，村委会可对其进行土地开发利用，收益由村民共享。

　　于凡正是盯上了这一块肥肉。

　　以土地开发权为筹码，于凡向开发商提出“进贡”要求，谁同意就给谁。在与多家开发商洽谈后，于凡向陕西卓立实业有限公司索要到5000万元巨额好处费，与之私下签订了开发合同。紧接着，于凡通过自己控制的企业，以远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承揽联建项目工程，然后再低价转包出去，通过高价承揽低价转包的方式获取高额利益。

　　为了掩盖违纪违法所得，于凡要求开发商将钱款以转账形式转入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而这家公司表面由于凡弟媳的父亲控股，实际是于凡投资并直接控制。此外，他还通过变更股东、伪造借款协议等方式掩盖腐败问题。就这样，用一高一低的倒手，于凡又侵吞千万。

　　“小官大贪”的另一个特点是容易形成小范围的“塌方式腐败”。为了掩盖自己的腐败问题，“蝇贪”者往往选择将周边公职人员变为“共犯”， 让他们和自己成为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一同“为祸一方”。

　　在于凡案中，为了减少阻力，于凡怂恿开发商通过赠送干股、帮助偿还借款、直接给付现金等方式，贿赂社区党委书记及两委会全体干部，村两委会干部集体“沦陷”，进一步助长了于凡“不会被捉”的底气。

　　深层次原因在于权力的时空

　　今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会通报，2018至2019年各级监委向检察机关移送职务犯罪40326人，经检察机关审查决定提起公诉28387人。发言人指出，贪污贿赂犯罪是主要职务犯罪类型，基层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占绝大多数。“乡科级以下公职人员占80%以上，且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增幅明显，蝇贪类案件占比较大。”

　　分析近年来发生的“小官大贪”案件，表层原因是基层公职人员的底线失守。一部分公职人员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沉沦其中。一部分自认为能力优秀却不得向上升迁，“郁郁不得志”，便用腐败来补偿“不甘心”。如李华波在自己的《忏悔录》中，提笔写到的便是“不甘心”。他称自己从事财政工作30年，曾多次得到嘉奖，从没在工作中出现差错、受过处分，但“行政级别依然是科员，连副主任科员的工资水平都没有达到，觉得自己一生就这样到头了，心中有不甘心的感觉”。

　　深究“小官大贪”，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权力的失控。如上文所讲，该现象多现于处在所在单位重要岗位、掌管关键环节、拥有较大决定权的公职人员群体。这一群体手握的权力极具“含金量”，如项目审批、资金管理，土地开发等，在决策权责不清和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往往一人就能决策，为贪腐留下了空间。

　　“小官大贪”发生在群众身边，直接侵害群众利益，更容易影响党和政府形象、恶化社会风气，治理势在必行。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针对“蝇贪”对症下药，扎牢制度的“笼子”。在福建、安徽等省份某些地方，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的施行，将村级事务公开化，让群众监督有据可循。在河南汝南、湖北监利，要求对腐败问题一律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与时俱进的技术发展也让贪腐无所遁形。近年来，为决胜脱贫攻坚，从中央到地方投入的扶贫惠民资金逐年增加，成为一小部分人眼中一块肥肉。观政注意到，大数据和信息化技术的应用让这部分人难有可趁之机。如甘肃建立了扶贫（民生）领域监督信息平台，把财政、民政、水利、教育、林业、残联等部门和社会团体的数据整合在一起，集惠农补贴项目资金公开、信息查询、数据对比、受理投诉举报等诸多功能为一体。平台的运行提升了职能部门管理质效，方便群众监督，同时也有利于纪检监察机关精准发现问题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