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诗人，他被鲁迅先生称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创作于上世纪４０年代的《十四行集》把新诗从浪漫主义经过象征主义推进到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成为中国十四行诗的代表作和里程碑；作为学者，他对杜甫的研究卓有成就，一生致力于外国文学的教学、研究和推广，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日耳曼学者；作为翻译家，他从事翻译工作近６０年，堪称中国德语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先行者和奠基人。他，就是冯至先生。日前，世纪文景推出四卷本《冯至译文全集》，这是冯至先生译文首次以全集形式出版，其中包含数种目前市面上已绝版的译作。尽管译著等身，冯至却从不以“翻译家”自称——“我只是德国文学丰饶领域中的‘导游者’”。

　　《冯至译文全集》

　　［德］歌德［德］海涅［奥地利］里尔克　等著

　　冯至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冯至的里尔克 

　　上世纪２０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德文系的冯至加入“浅草社”“沉钟社”，他一面创作一面译诗，迅速在新诗诗坛上崭露头角。与许多浪漫的诗人不同，他的诗作显示出沉思的特性，也获得了诸多赞誉，但他敏感地意识到了抒情中心主义的缺陷。

　　１９２６年秋，冯至第一次读到德语诗人里尔克的作品——叙事散文诗《旗手》，觉得它“像一阵深山中的骤雨，又像一片秋夜里的铁马风声”，立刻就被吸引住了。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留学德国时，他便完全沉浸在里尔克的世界中。他开始研读存在主义哲学和德国文学，并向里尔克和歌德学习，思考如何寻找更加深刻而隽永的表达方式。

　　到德国不久，冯至读到里尔克写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一小册书信集，“字字都好似从自己心里流出来，又流回到自己心里”，忍不住读完一封便翻译一封，寄给国内的朋友在报刊上发表，与年轻人一起分享里尔克关于诗和生活的言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赤城地把他介绍给中国青年，我只恨在二十岁上下无人把这样好的东西翻译给我。”

　　译稿于１９３８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为《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诗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是情感——诗是经验”“诗人最不应该有的是嘲讽的态度”“人到世上来，是艰难而孤单”“人每每为了无谓的喧嚣，忘却生命的根蒂，不能在寂寞中、在对于草木鸟兽的观察中体验一些生的意义，只在人生的表面上永远往下滑过去”……里尔克的话击中了冯至的“要害”，也影响了他后来的作品和为人处世的态度。

　　为何在那个时代翻译里尔克，冯至个人的解释是，“青年们现在正陷于错误和混乱之中，我的责任是翻译一些里尔克的作品，好让他们通过里尔克的提示和道路得到启发，拯救自己，以免错误和混乱。”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的这个译本，至今仍为广大读者所喜爱。诗人王家新说：“我们这一代人与里尔克的相遇是通过冯至先生，是与‘冯至的里尔克’相遇。冯至的里尔克也可以说是两个诗歌灵魂的融合。从冯至翻译的里尔克那里，我们真正体会到何谓‘诗歌精神’。”

　　沉思的诗人 

　　从１９３９年７月起，冯至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讲授德国抒情诗、德国文学史、浮士德、歌德研究及尼采选读。

　　那时日军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每次跑警报，冯至夫妇只带两样：一个是女儿冯姚平，另一个是装着译稿的小皮箱。

昆明杨家山林场

　　有段时间，冯至一家人住在昆明东北郊杨家山林场的两间茅屋里。在小茅屋里，他开始翻译《歌德年谱》《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夫人姚可崑则在翻译德国赫尔曼的《楼兰》。

　　为了避免敌机的骚扰，学校把上课的时间安排在晚间和清晨，他常常是傍晚离家进城，第二天早晨下课后上山回家，随身背包里装的是在菜市买的蔬菜和从学校图书馆借的《歌德全集》，还有袖珍本《歌德谈话录》《歌德书信日记选》。

　　冯至此时接触到的歌德，不再是写《少年维特的烦恼》时那个狂飙突进的歌德，而是走入古典主义、对宇宙和人生有了更深刻认识的歌德。对诗歌的研读，也走向了里尔克式的冷静沉思的境界。

　　在昆明的生活是贫困的。冯至夫妇把从国外带回的留声机、照相机甚至结婚礼物都一件件地卖掉，连女儿最喜欢的大象玩具也被送进了旧货店。冯至每天穿一件灰布长袍去学校，回到家赶紧脱下长袍挂起来。他戏改冯延巳《鹊踏枝》句“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说自己的衣着“百孔千疮衣和袜，不知针脚如何下”。

冯至姚可崑夫妇与女儿冯姚平在昆明大观楼留影

　　而这里，又是冯至“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的地方”。他摆脱了同济附中不愉快的政治环境和繁琐的行政事务，在师生思想活跃、学术气氛浓厚、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西南联大，他认真教课，努力研究，心情十分舒畅。与新老朋友见面，“或畅谈时势，或评骘文坛，既不觉时光流逝，也忘却生活的贫困，相反，却丰富了生活，打开了思路”。

　　昆明时期，政治环境、学术环境与生活环境唤醒了冯至那沉睡多年的创作意识。１９４１年１月，冯至进城上课的途中，“望着几架银灰色的飞机在蓝得像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想到古人的鹏鸟梦”，触动诗心，信口说出一首诗，回家写在纸上，正是一首变体的十四行诗，这无疑是受了里尔克《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的启发。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一年时间里共写了２７首，表达人世间和自然界相互关联又不断变化的关系，后来这些诗集结成了著名的《十四行集》。

　　关于那段岁月，冯至在散文集《山水》的后记中有提及——“在抗战期中最苦闷的岁月里，多赖那朴质的原野供给我无限的精神粮食，当社会里一般的现象一天一天地趋向腐烂时，任何一棵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树木，都曾给予我许多启示。……它们始终维系住了我向上的心情，它们在我的生命里发生了比任何人类的名言懿行都重大的作用。我在它们那里领悟了什么是生长，明白了什么是忍耐。”

　　彼时，冯至已经由上世纪２０年代鲁迅所谓的“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转变为散文家李广田所说的“沉思的诗人”：“他默察，他体认，他把他在宇宙人生中所体验出来的印证于日常印象，他看出那真实的诗或哲学于我们所看不到的地方。”

　　可贵的“自知之明” 

　　对外国文学研究和介绍，冯至一直秉持着严肃认真的态度。１９４４年，冯至在报纸上发表《论现在的文学翻译界》，对当时文学界热衷于翻译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而对像英国的劳伦斯、法国的纪德、德国的卡罗萨这样努力为人类创造新理想的“严肃而寂寞的工作者”视而不见的现象，提出了措辞严肃的批评。他说，翻译和接受一些可以启迪人生的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可能是艰难的，他批评“一种民族的惰性：只接受轻易的，拒绝艰难的事物”，认为“文学工作者，无论翻译或创作，都应该对于这个惰性加以砭针”。

　　冯至关注的诗人多具有浓厚的哲学意味和鲜明的现代特征，翻译过歌德、荷尔德林、海涅、尼采、格奥尔格、里尔克、布莱希特等诗人的作品。此外，冯至译文还囊括书信、小说、年谱、散文等多种体裁，如席勒《审美教育书简》、海涅《哈尔茨山游记》等。

　　尽管译著等身，但冯至从不以翻译家自称，也极力否认自己是翻译家。他说：“一般人认为我也是翻译家，这是我不能同意的。我不是那种掌握熟练翻译技巧的翻译家。跟我的爱好有一定的距离的作品，硬着头皮去翻译，往往是失败的。”

　　冯至以极其严谨的态度对待翻译，每一个用字都仔细斟酌，在几十年的时光里对每一部译作不断打磨，直到做出最满意的版本。

冯至（高莽速写）

　　１９７２年，已过古稀之年的冯至因身体原因从河南干校回到北京。在那动辄得咎的日子里，他开始翻译海涅的长篇政治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原诗中有一个词“Ｋｒａｍｍｅｔｓｖｏｇｅｌ”，字典上译为学名叫“田鸫”的一种鸟。冯至不满意用这个名称，特地写信请同事到北大生物系询问还有无其他叫法，“最好看一看标本”。同事打听到了这种鸟在我国不同地区六种不同的俗名，冯至选了北京地区“穿叶儿”的俗称。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上世纪五十年代，冯至与北大的同事接到任务，要在几十天时间里编出一部《德国文学简史》。在多年教德国文学的讲稿的基础上，他与几位年轻同事合力完成了任务。这部《德国文学简史》后来在高校用了好多年，冯至却一直对这部匆忙中编成的书非常不满意，甚至当成自己人生中的一大憾事。

　　１９９３年冯至病重住院期间，外文所打算编一本集子为他祝寿，要拍一张他的著作的书影放在集子里。他特别叮嘱女儿：“不准拿《德国文学简史》那本书。”

　　１９９１年，冯至写过一首名为《自传》的诗：

　　五十年代我否定过四十年代的创作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

　　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

　　于是又否定了过去那些否定

　　到底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

　　进入九十年代，要有些清醒

　　才明白，人生最难得到的是“自知之明”

　　对自己的诗和学问，他都觉得平平淡淡，总说：“我有自知之明，我有许多地方不如其他现代诗人、学者，我在他们之中不过是名列‘中等’而已。”

　　1987年冯至参观魏玛歌德纪念馆时在纪念册上留言

　　１９８７年冯至去德国接受国际交流中心授予他的艺术奖，行前做名片时，他只同意印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一职，因为这标明了他所在的工作单位，甚至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称谓都是在劝说之下他才同意填上的。在给一位写关于他的文章的作者的信中，他嘱咐那位作者在文章中不要提及他的职务，说“职位没有意义，不必提”。他还在遗嘱中交代，去世后“不举行任何仪式，若有必要通知亲友，名字前不冠以任何头衔”。

　　在外国文学研究界，冯先生是公认的一面大旗，但他却说：“在德国文学丰饶的领域里，我常常把我比作是一个‘导游者’，我把‘游人们’领进这个区域，在这区域里能有更多发现、更深入了解的，往往不是‘导游者’，而是真诚的‘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