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玉涛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莱夷先民以智慧和勤劳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龙口境内唐家、乾山、鲁家沟、小莱山溶洞四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代表了原始时代的文化面貌。其中乾山遗址和唐家遗址是典型的贝丘遗址。先后出土了大量石器和陶器。石器主要有石斧、石锛、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陶器有锥足鼎、彩陶残片、桥型耳和蘑菇形把手罐等。彩陶陶片中带有的刻画图案是原始文字的雏形，价值在于代表了文明曙光。
一、远古呼唤 、海岱风云
古史传说，海岱地区在远古，主要是夷人活动的地方。“东方日夷，被发文身。”夷人善猎，夷字就是一人一张弓的文字象形。夷人的早期代表主要是太昊和少昊两大集团。这两个集团是同时还是互有先后已不可考，但肯定的一点是，他们都是以太阳崇拜为特征的氏族。
大量考古资料中表明，从大汶口文化的中期，山东夷人的势力逐渐向西、向南，并且越过黄河和渤海，向北快速地扩张开来。向西越过郑洛地区至晚期，直扩至商丘、周口和开封沿线，个别的甚至进入了陕西东部和山西南部。这从同时期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存在着大量大汶口文化陶器，这一现实中反映出来。在中原二里头夏文化的礼器组合中，就有瓦足皿，这些典型东夷文化的陶器，说明在中原地区东夷文化的影响是何等的普遍和深刻。
龙山文化之后，山东夷人的势力并没有削弱，而是继续发展西扩。传说禹老年时，众人推举夷人部落的首领伯益接替他，但禹却暗中培置自己的儿子启的势力。结果是“益于启位，启杀之”把禅让制的面纱完全扯掉了，开始了独载和家天下的统治。启继承了父位，建立了夏王朝。夏初，夷人曾一度夺得过中原地区的统治权，传说中的后羿、寒浞、尧，这都是夏王朝时期东夷集团的首领和代表，有的甚至就是东莱的首领。《禹贡》载青州有莱夷和嵎夷，地望均在胶东。距今7000－4000年，胶东地区新石器文化是海岱史前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是古老中华文化组成部分，它经历了从繁荣到沉寂的过程。
龙口地处胶东半岛北部，面向浩瀚的渤海，风景秀美，气候宜人，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生活居住，繁衍生息的地方，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整个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都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全新世以来，由于全球的气候变暖，两极冰雪融化并以雨水的形式经河流入大海，海平面急剧上升，至六千年前，海水上涨达到最高峰，海平面高出现在海面4米以上。这也就是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的“洪水期”，当时的人们为了适应这种气候和生存环境，就在临海的山丘和台地上，选定居住地。他们依赖住地周围的自然资源，以采集、捕鱼、捞贝、狩猎和家畜等方式获取食物，繁衍生息。这样的生活持续了1000多年，至距今5000年前，由于气候的变化以及海退引起的自然环境的改变，特别是由于农业的出现，山东中西部大汶口文化的东扩，人们的生活方式才发生了根本变化。半岛人的历史也从此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经专家论证，胶东半岛的贝丘遗址，开始于距今6000年左右的白石村一期，经徐家庄一期至距今4860年前的紫荆山一期，历时1100年，龙口境内共有新石器遗址5处，其中乾山遗址和唐家遗址是典型的贝丘遗址。先后出土了一大批石器和陶器。石器主要有石斧、石锛、石磨盘、棒等。陶器有锥足鼎、实足、彩陶残片、蘑茹形把手和桥型耳等。陶片中有一块带有刻画图案，专家们认为似有原始文字的意义，它的价值在于代表了文明曙光。根据唐家、乾山、鲁家沟、邵家遗址地下出土文物考证，远古先民们当时已过着定居的生活，他们利用石斧。石锛、石凿等石制工具开垦土地，种植粮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粮食收获以后，用石磨盘、棒进行脱壳或加工成面粉食用。当时人们已经能够烧制生活所需的各种陶器，例如锥足鼎、实足 用来烧水煮饭，陶罐用来盛水和盛食物。遗址中发现的2次迁葬墓，则是母系氏族社会婚姻制度的产物。小莱山溶洞遗址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石器、陶器兽骨化石，鱼骨和焚烧过的兽骨、兽骨化石是十万年前的肿骨鹿、剑齿虎的遗骨，位于洞口西南75米处的大洞，当初应有猿人居住过。邵家龙山至岳石文化遗址的发现是山东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它对研究山东地区考古学编年龙山文化的去向和莱夷文化的面貌以及东夷部族与中原华夏部族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诸由观镇东羔遗址。遗址位于一处坡地上，整体面积约3万平方米，已发掘路面上的600多平方米。考古人员发掘出9座古村落房屋遗址。这些房屋是大汶口文化时期人居住的半地穴式居，也就是木制的草房。古人在地上挖掘多个坑，在坑底放上石头，然后埋上木桩，作为支架，在支架上铺草，搭建成半地穴式居。
东羔遗址属于远古时期大汶口文化遗址，距今5000至6000年。这些房屋遗址保存比较完整，建筑方法有基槽式、直柱式两种，大规模集上被发现在烟台尚属首次。由发掘结果推断，这处遗址在5000年前有一个大村落。这反映了龙口地区大汶口文化时期古人的生活习俗，对研究这一时期先民生产、生活状况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在这次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大量陶鼎、陶钵、陶纺办、陶罐、陶片等陶器，石球、石磨棒、石斧等石器，骨锥等骨器。陶器有着大汶口文化的鲜明特征，有泥质、夹消等种类，多数为素面，少量有刻划纹、网格纹。
除此之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海蛎皮、哈皮。从出土的物件来看，当时这里的村落不仅有农业，而且从事渔猎，为研究烟台市、龙口市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葬风葬俗提供了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唐家、乾山、鲁家沟、邵家四处古遗址代表了龙口新石器时代各个时期的文化面貌。在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中期，由于受到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大汶口文化的普遍影响，胶东土著人逐渐废弃了过去那种以渔猎为主的生活方式，改为以种养为主的农耕生活，这个进步是巨大的，是划时代的，它不但改变了当时人类完全依赖自然环境的生活方式，同时又为以后的发展创立了坚实的基础，唯有如此，才会有后来龙山文化时期的历史辉煌和人类历史的全面发展。
二、城邑雏形、先民部落
欲问前朝事，无语对西风。在龙口市石良镇黄城集村东部，有一座秦代黄县故城遗址，因风雨变迁，地面建筑荡然无存，距今已有两千二百多年的历史。据文献记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于黄城集村东设置黄县城，隶属齐郡。秦代黄县的疆域大致包括今龙口、招远、栖霞、蓬莱、长岛县等地，比龙口市建市前的黄县大得多，仅陆地面积就有五倍之多，黄县做为全国最古老的县份，从秦代开始就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秦朝在胶东地区只设立黄县和垂县两个县，黄城集作为秦代黄县城驻地，从此成为全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垂县故城在今烟台市福山区境内三十里堡，它于东汉初年后并入黄县。
从公元前219年到前210年间，秦始皇曾三次巡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三次都亲自驾临黄县。第一次东巡时秦始皇在黄县城召见徐乡方士徐福，他遂陪同秦始皇祭莱山拜月主祠，然后过黄垂，穷成山，登芝罘。到了琅玡以后，徐福等人上书请求入海求仙，后来渡日本未归。秦代黄县故城，历经汉、魏、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于北齐天七年间（公元556年）迁到当时的黄冠村另建新城（黄城）具有七百多年历史的黄县城为什么要西迁，究其原因有两条，一是相邻的徐乡，垂县，弦县先后并入黄县，致使县城不在县境中心位置；二是与当时的一场洪水灾害有直接关系，当地民间流传的“开了东庭湖，淹了黄县城”的民谣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秦代黄县城东南（今蓬莱境内）抓鬓山，灿之涧有一个面积很大的高山湖泊，名叫东庭湖，北齐天七年间（公元550－559年）因发生强裂地震造成东庭湖决口，湖水飞流直下冲毁了县城，淹没了周围村庄，黄县城于是被迫迁移重建。
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秦代黄县故城，在山东和中国历史上有重要的位置。秦代故城范围内遗物较丰富，历代都有大批文物出土。新中国成立后，在城区内相继发现了水井，石坊，砖瓦，青铜器，陶器等遗物。这些出土文物为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时光流逝，岁月峥嵘，弦县故城已成为历史遗迹，遗址虽早已变成农田，但从四周残存的城墙遗址，仍可看出昔日的风貌。据史志记载，弦县始建于西汉初期，方圆范围一华里等，地面建筑由于史料记载太少，只知道建有百支莱王祠，其疆域历史变化比较大，四周边界已难以确定，大致范围东临黄县，西底莱州东境，南至招远境内，北临渤海。弦县历史悠久历经东汉、魏、晋、十六国、南北朝北齐天七年间（公元556年）并入黄县，前后存在七百余年。
弦县地处龙口市北马镇古现和南仲家村之间的西部平原地区，土地肥沃，农业发达，纺织业历史悠久，当地人民发挥“厥匪 丝”的优势，创造出优质的纺织品，东莱的弦布，闻名于时。《说文》谓：“弦，布边，出东莱。从巾，弦声”段注《地理志》、《郡国志》东莱郡皆有弦县，盖以布得名也”西汉武帝时期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盐铁生产和买卖。全国共设盐官三十八处，其中一处就设在弦县，说明弦县当时盐业生产比较发达，西晋未期，弦县县令刘柏根起兵汉晋，震动全国，史书和地方志都作了比较，详尽的记载。
据《晋书.列传》记载，西晋未年爆发的“八王之乱”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导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各族人民奋起反抗，光熙六年（公元306年）弦县县令刘伯根以宗教作号召举兵反晋，自称弦县。刘柏根率兵攻打临淄和高密城，掖县（莱州）人王弥率永僮响应，被委为长史。刘柏根战死后，王弥统领义军转战青、徐、兖、豫等州。起义军一度攻下许昌、开封库，取器仗，众至数万人，这支以弦县人为主体的起义军队，在当时各路义军中很有影响。弦县自南北朝北齐时期并入黄县后，原来的县城随之被废弃。
“君房故里徐乡城，汉县秦乡载汗青”。西汉徐乡县故城遗址，位于龙口市徐福镇东村，村东南处的高丘地上。据史志记载，西汉初期，原黄县徐乡升格为徐乡县，隶属东莱郡，其县城就建在齐国土乡城旧址之上，徐乡县的范围大致在今龙口市北部沿海平原地区，这里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并拥有渔盐之利，是一个经济文化繁荣发达的县份。西汉成帝元延年（公元前12年）封胶东共王子刘炔为徐乡候，徐乡县由此改为徐乡候国。西汉未年，刘炔起兵反对王莽篡国，兵败后病死，徐乡候国废除。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徐乡并入黄县，前后历时二百余年。
关于徐乡的由来，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元人于钦在《齐乘》中说：“徐乡城，汉县，盖以徐福求仙为名”清代研究《汉书》的专家王先谦认为于钦的说法很正确，并在其《汉书补注》中予以著录。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徐乡县秦乡汉县，且因徐福求仙和徐氏聚族居住而得名。
胶东半岛进入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时期，这里渐渐繁盛起来，凭借这块肥沃的土地，进步了的农业生产使祖先们的生活有了巨大的提高。新的生产方式使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般部落，中心部落，甚至成立了方国，这种具有一定控制，辐射能力的权力中心的出现对促进农业生产和开展部落战争都具有重要意义。发达的农业同时又促进了手工业的空前繁荣。
目前，从楼子庄遗址的考古发掘，清理出了内涵更为重要的窖穴遗迹，这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十分珍贵的科学资料。一是在一个窖穴里发现了塌倒了的木柱和约5－10厘米厚的米粒堆积，虽然这些遗存均已炭化，但经科学测试，确认这些米粒是黍米，由此证明该窖穴应是当时贮藏粮食的窖穴，这是山东地区岳石文化以后唯一一处发现粮食窖藏的地点，对认识当时的粟作农业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二是既在数处大型窖穴的上部或下部发现了完整的人骨架，也在两处窖穴出土了较完整的马骨架。人骨架经鉴定既有成年人也有儿童，马骨架中一匹颈椎有数块散落在腿和足部，另一匹则不见马头骨，应是宰杀所致。
这些马骨和人骨都丝毫不乱地放在坑中，显然不是人们的随意行为。众所周知，人们食后的马骨是零散破碎的，被肢解的各部分骨骼可能被扔得随处可见，而此马骨被整齐地摆放在十分规整的窖穴中，应包含着较深刻的文化内涵。结合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这些人和马是杀殉所致，很可能与当时的某种重大祭祀活动有关，至于是敬天地日月，还是礼祀山海，抑或与战争有关，尚有待对考古资料进行更细致的整理和分析加发判定。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国内外的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驯养马的历史比较晚，或者说商代中国人不懂得养马的技术，没有驯养马，中原地区发现的驯养马是从世界其他地区引进的，甚至说商周时期的中国人只会乘车而不会骑马，这显然与我们的考古发现不符，也与历史逻辑相背离。
从楼子庄遗址出土的驯养马来看，这是继中原地区发现驯养马之后的第二个区域，为中国商代就有自己的驯养马提供了新的科学证据。何况偏远的胶东半岛尚能发现驯养马，其他地理条件优越的地区此时有驯养马的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说，商代驯养马可能已成为当时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新石器时代考古成果表明，驯养马的一些线索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已有发现，所以中国驯养马的历史源头理应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继续向前追溯。
楼子庄遗址还采集到制作比较精细的青铜镞的残片，马骨的头部也有零碎的铜件出土，从这些青铜制品的质量来看，胶东的青铜铸造业此时已进入较成熟的发展阶段，也是珍珠门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的主要标志。
因此，从珍珠门文化陶器和石器等特征明显的文化内涵来看，与中原灰陶系的绳纹鬲、甗、罐及豆、簋等制陶风格迥然不同，虽然其中也有中原商文化的某些痕迹，但其主体更像东方的岳石文化。而那些西部文化的痕迹应看作商人东进时对胶东地区的微弱影响，胶东的古文化此时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仍然保持了相对独立性，商朝统治也没有真正到达这里。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在商周青铜文明的压迫下，山东原来十分强大的东夷集团此时已走向衰落，不得不渐退至地理褊狭的胶东半岛，在顽强保留本土文化传统的封闭状态中，其文化的发展也逐渐落后于时代了。
阎家店东周房址，南北成排分布，东西共两排，两排座成一组，房子占地面积3－5平方米，呈线穴式， 面呈圆角方形或不规则椭圆形。门道呈东南向或西向。房穴里一角有一个生土挖成的烧灶，由长条形投柴间，圆形火膛和烟道三部分组成。火膛底部中心有生土烤成的圆柱，起支撑器皿及匀散火力的作用，这种烧灶尽管比较原始，倒也比较科学，有的灶侧还挖筑有圆形器物平台，根据现场专家推测，房页周边原有土坯筑成的直墙。有的为两座房子共用中间一墙（隔墙）推测当时用两坡式或平顶草式屋顶。村落已有基本布局且沿用时间较长，面积较小的浅穴式东周房址实属少见，且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成排房址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古代民居的村落布局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
三、莱国起源、诠释文明
胶东半岛的地理位置，居于中华大地的东方边陲。我国古代文明的中心，主要在黄河、长江流域，而先秦时期的夏商周王朝，则主要在黄河中游地区上演着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之剧。对于这些中心地区而言，胶东半岛似乎置身政治漩涡之外。在浩如烟海的先秦古籍中，有关胶东先秦古国的记载却寥寥无几。在史籍中，真正有一点明确记载的胶东古国只有莱国。
莱国始建国的年代已不可确考。最早见于记载的是：西周初年莱国便已存在。当时周王朝刚刚灭商而立，为屏藩周室，立即大兴封邦建国。当时封于山东地区的有两个主要国家，一个是当国首辅周公旦的儿子伯禽被封于鲁，另一个是更为远在东方的齐国，受封者正是灭商之役的头号功臣姜太公。姜太公至齐时，“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根据《史记.齐世家》的这段记载，至少在商代这个莱侯之国就已存在了。西周初年时，莱国势力已经很大，“莱偪营丘”，压迫得这位战功卓著的姜太公不得不做迁都之举。我们知道的齐都是临淄，那么姜太公一开始就国的营丘在什么地方？一般都认为它在临淄以东的弥河流域，今寿光一带。也就是说，当时莱国的兵锋已直指弥河之畔，对齐国构成了严重威胁。而姜太公就封之初，立足未稳，所以只能暂避锋芒，退而迁都。从这一次齐、莱双方较量的情形看，两国的边界或者说势力范围的界线应在弥河一线，弥河以东相当大的地方是莱国的地盘。
商周时期的山东东部地区，就该是一个方国林立的情形。所谓方国，在这个地区也只能是一个个很小的国家，否则史籍中怎么会“名不见经传”？因资料的缺乏，目前我们很难知道这些小国的详细情况和准确的名号。但胶东半岛如此广袤的范围内只有一个莱国是很难想象的。胶东半岛在先秦时期的一部地理书籍《禹贡》中被称为“莱夷”或“嵎夷”。夷是当时中原王朝对周边地区小国或部族的泛称（晚期的夷则有轻蔑的含义），嵎夷，即指胶东滨海地区（有人认为嵎字与渤海海峡有关）的夷人。莱夷，即指以“莱”为名号的夷人。在胶东半岛，名号与莱有关的山川事物很多。胶东半岛与西部内陆的分界线是胶莱河。实际上这条河由两部分组成，向南流的一条为胶河，在胶州湾入海。向北流的一条为莱河，在莱州湾入海。当然，胶州湾与莱州湾都是近现代的地理名词，可是胶河、莱河却肯定是古代才有的名字。莱河应与莱夷、莱国关系密切。西周初期的“莱偪营丘”在莱河以西地区，至春秋时齐国与莱国的几次大的战争，发生的地点都在莱河流域，可见，莱河正是莱国境内最重要的河流，也可以说是代表性的地理概念。
除河流之外，与国名、族名关联密切的还有山脉。这方面在莱河以东的胶东半岛可以看到更多与莱有关的迹象，名声最大的莱山位于今龙口市（旧称黄县）兰高镇，海拔690米，这在胶东半岛虽算不得最高的山峰，但此山位于渤海湾畔的冲积平原，显得拔地而起，气势雄伟，作为古人自然崇拜的对象，确实具备了名山大川的形象条件。当然，古人以山川为神、为崇拜祭祀的对象，并不主要因其外在形象的崇高，而是有深层的文化内涵－与当地发达的古文化有关。莱山的周围正是这样一方文化根基十分深厚的土地壤。莱山的东、北两侧有条黄水河，它由南向北再向西北，几乎环绕了大半个莱山山脉。黄水河沿岸，可谓文物遗迹星罗棋布，而且级别甚高。
黄水河的干流在莱山东侧，其上游龙口市丰仪镇的鲁家沟村在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出土二批西周时期的铜器，《黄县志稿.金石目》有如下记载：“（黄县）城东南鲁家沟田中出铜器十：钏三、鼎二，钟无款识。尚有壶一、盘一，盘无款识。若甗、若盉、若觯皆有铭。”与此记载稍有不同的是《山东金文集存》记录的一件有铭铜鼎也说是光绪二十二年黄县出土，鼎铭内容与鲁家沟出土甗铭略似，都是一个叫“禹”的人受到赏赐而作的纪念性器物，可能二者是同一批。这批铜器中有一件鼎铭文只有5字：“莱伯作旅鼎”非常重要，这是很多学者认为莱国就在莱山附近的证明。
面对丰富多彩的出土文物，说明了莱山脚下的黄水河流域是胶东半岛青铜文化的中心区域，从墓葬到城址，都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规模。而且，从文物的等级看，这个国农也是胶东半岛最大、最强的国家。从历史记载看，这个国家只能是莱国，归城是莱国之都。史载表明：齐灵公十五年（公元前567年）齐国军队征伐莱国，莱国战败，并入齐国版图，经五百余年的莱国就此结束，国都废弃；唐太宗征伐高丽时，曾在此驻军，征伐高丽获胜后，复驻军于此，故城遂又称“归城”。
尽管铜器铭文中莱国的直接证据不是很多，但归城所依凭的莱山却是难以撼动的力证。莱山，已发现秦汉宫殿遗址，证明此山就是秦皇汉武礼祠月主的莱山。这个古老的月主神山，其庇佑之国，舍莱国其谁？古时国族名号与山川名称关系甚密，归城之国必为莱国无疑。莱山月主神庙的等级超过胶东半岛日主、阳主、阴主中的任何一处，正是莱国地位的反映－国强其神也尊。莱国的辉煌已成历史，但它留下的无数文物瑰宝却依然闪烁着不息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