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用蓬
高洪雷先生的《另一半中国史》是一本令人震撼的书。它既能唤起对于人类历史清明的记忆，也能搅动读者心中的情感波澜，还能将人们的思绪不时牵引到哲理的高度。因此，它既是一本和历史有关的书，也是一本和文学有关的书，还是一本充溢着哲思的书。
选择另一半历史——少数民族的历史来写，表现出作者用心的良苦与巧妙。头绪繁缛，瀚海荒原，蛮野剽悍，世事沧桑、命运多舛……这一切恰好是历史、文学和哲思所共同钟爱的。作者经常情不自禁的融入历史情景而不能抽离，参与着书中几十个民族的一路歌哭。
一
《另一半中国史》努力从遗忘中唤醒人类的记忆，在偏僻的角落里，寻找整理那些不该发生的历史迷失。
在历史的不断演进中，人类的记忆之树日益壮大繁茂，招风惹雨，遮天蔽日。这一方面给人们带来荫蔽与呵护；另一方面，也给人们带来了压力和烦恼。历史老人的凝视，使社会生活中所有的肆意放纵、为所欲为和隐秘的罪恶纤毫毕现。当记忆成为许多人的拖累时，遗忘就成了这部分人的生存预谋和策略。在这种情形下，遗忘或许是轻松而快乐的，但是，它必定是对未来的断送。《另一半中国史》所记述的错误有多少是不该重复而重复，不该发生而发生的。哪怕一点小小的胜利和成就，都能改变人们回头看的习惯，傲慢使人的头脑和脖颈变得僵硬。因此，有许多不该消亡的民族消亡了，有许多应该更为强大的民族终于没有变得强大。作者禁不住慨叹，“历史不能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启示，每一代人都从自己的错误中重新获取教训的。”这不禁让人想起《阿房宫》中杜牧的忠告，人类的历史不应该是连绵不断的“后人哀之”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忘记过去，确实意味着背叛，只有“勿忘过去，警惕未来”，历史才能健康发展。如果不主动地选择历史，就必将接受历史的逼迫，这正是《另一半中国史》的郑重告诫。
《另一半中国史》或许不是一本纯粹的历史书，但它毕竟是一种历史书写。陈寅恪在对冯友兰的历史著作进行评价时，提出了著名的“了解之同情”的观点。这个观点有两层含义，一是好的方面，撰写历史“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二是不好的方面，“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另一半中国史》既做到了对古人的“了解之同情”，甚至努力进行着设身处地、身临其境的体验；也做到了对于穿凿附会的断然拒绝，它尽可能地质疑诠释每一个历史定论，寻找补齐每一个缺失的历史环节，观点总是形成于史实之后。书中也分明可见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影响，把握历史是宏观的，研究历史是微观的；思考的是长时段的结构性、趋势性问题，研究的是具体而微的当下性问题。因此，书中更多使用的是归纳法而非演绎法。同时，对于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关系的关注，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诸如胡地的海拔与降雨量、“胭脂”的原委、“势”字的含义和“匈牙利”的由来等等，就都是从历史大树上生发出来的枝芽，却又招摇着历史生命的丰富信息。
另外，作者将可以见到的中国少数民族史料进行认真搜集和逻辑梳理，既不采取编年的方式，也不采用纪传的方式，而是采用典型事件与重要人物为经、时间为纬的方式，纵横交错，往复编织，使整本书呈现出极强的编织性。比如写乌桓，从袁绍和曹操的不同角度看过去，同一个对象，却成就了完全不同的风景。
二
被誉为“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既是历史的典范，也是文学的典范。当往昔的时光被指认为一种叙事的时候，作为文本的历史和文学完全有可能作等量齐观。《另一半中国史》不仅描绘了中国少数民族几千年的生活图景，而且穿透历史的沧桑传来声声深情的叹息。史与诗的水乳交融，成就了这本书最显著的诗学品质。因此，这又是一本情感丰沛的文学的书。
历史上少数民族的生存环境往往地处偏远，辽阔浩瀚，清风明月，血色黄昏，“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战事一起，好一派“金戈铁马秋风”；诗人一来，则“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他们的英雄个性鲜明，风格独具，爽直率性，敢恨敢爱，或许有着几分野性，但却绝对真实……冒顿、阿提拉、拓跋焘、松赞干布、帖木儿……各各搬演着自己的人生戏剧，松赞干布和阿提拉同是为了一个女人，一成一败，一荣一辱，人生境况截然不同。传奇色彩是他们的命运的基本底色，驰骋于马背，流浪漂泊，倏忽东西；正值困厄，忽遇良机；恰逢鼎盛，遂遭湮灭……这一切有大青山下的草原作证，有楼兰城边的绿洲作证，有白山黑水间的白桦林作证。苏武在朔方雪原矢志不移地兀立与期盼，蔡文姬挣扎于儿女与家国之间的心灵撕扯与疼痛，都是与另一半中国史有关的悲愤诗篇。《胡笳十八拍》不是寻常的歌哭，它是一位母亲和两个民族共同的泣血悲鸣。所有这些，都通过《另一半中国史》带给读者强烈地情感撞击。
悲剧性成为《另一半中国史》最显著的美学特征。恩格斯曾经这样阐释他的悲剧观点，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冲突。少数民族当中，那些太阳的儿女、大山的儿女、森林的儿女、草原的儿女……那些善良的、淳朴的、勇敢的、勤劳的、聪慧的人们，谁不应该过上幸福的生活呢？谁能说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不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呢？然而，事实上，在更多的时候，温饱、安宁、和睦往往是他们永久的梦境；战争、饥寒、死亡经常是他们无法拒绝的现实。于是，在《另一半中国史》中，响彻着追求和抗争的呐喊，回荡着失败和灭亡的哀鸣。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是想象和虚构的，另一半中国史中的悲剧都是现实的。文天祥、陆秀夫的壮烈殉国；土尔扈特人历尽艰辛，战胜死亡，奇迹般的东归……作者这样表达自己的感受， “令群山蒙羞，让江河无语”；“刻骨铭心”“捶胸顿足”，“最伟大的长征”。书中这样阐发了自己的悲剧观：“悲剧是历史的必然……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这样的悲剧是对人类心灵怎样的磨砺、拯救与淘洗呵！
这本书的文学性，还表现在高超的写作技巧。书中每一个章节，都写得结构严谨而工稳，文气跳荡而灵动，过渡自然，流畅无碍，一气哈成。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它的语言形象、生动而优美，在繁琐的历史探寻和描绘中，荡漾出诗的涟漪。作者注重修辞，文学素养很高。他把“得意忘形是无知的”说成“得意无罪，但忘形的确是无知的”，有了变化也就有了巧妙。他写冒顿月光下的一次杀戮，“咔嚓一声，把皎洁的月光剁进了东胡大人的脖子里”。这已经不是日常使用的常规性语言，而是一种迥异于常规语言的诗性的陌生化语言，它不仅形象、生动而丰富，而且想象奇特，出人意表。书中随处可见这种诗意的语言，蔡文姬离开胡地返回中原，“去留两依依，中原故乡在这头，两个孩子在那头，这边是最刻骨的乡愁，那边却是母亲最深邃的爱意。”历史与文学的界限，就这样消失在情感的浸润中。
三
高洪雷先生是一位认真的思想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另一半中国史》中，历史不仅是客观描述的对象，更是作者丰富的思想资料。
《另一半中国史》始终贯穿着悲天悯人、世界和睦、兼容并包的思想，立意往往比较高远，很像中国北部边陲的蓝天、江河与草原。
探索民族兴衰、历史更迭的原因，是这本书的思考热点。励精图治、团结友善、体恤民生、宽容和睦往往是取胜的基础。残暴血腥、横征暴敛、狭隘刻毒、贪图安逸却是走向灭亡的必由之路。而后者又是各族各代大多数统治者的通病，有时它还是人类的通病，就此作者说：“一切的征服、占有终究会走向丧失。占有与丧失的尴尬对峙，使生活沦为一种在其形式后追赶而永远找不到这种形式的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夸父，终将渴死途中。”另一半中国史中经常出现的这种演进流转，一次又一次证明了战胜自己要比战胜别人困难得多，多少往昔的成功者，纷纷自愿跳进显而易见的历史陷阱和漩涡，如同扑火的灯蛾。历史错误的多次重犯，使改正错误变得越来越难，正如书中所说：“一件事如果一次次重演，它将变成一个永远隆起的包块，再也无法归复自己的虚空。”当不断重复的行为转化成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进而积淀为集体无意识，于是，某种习惯就可能成为所有行为的动机，而习惯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拒绝理性指导的，因而，这使任何改变现状的企图变得异常困难。这恰恰是《另一半中国史》思想的深刻之处。
书中对于随处可见的平庸的从众心理，也进行了反思。在很多情况下，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沿着前人的足迹在原处绕圈子，所有的人都不假思索地支持某一个既成的错误观点，没有人具备另辟蹊径的能力和胆识。虽然，看清真相未必那么困难，“连普通的船夫都清楚，所有的人都站在一边不一定是好事。”但是，既便如此，人们还是集结在一起，走向早已料定的黯淡的前途。针对这种现象，书中举出这样的事例，“翻开中国各朝各代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相似的现象：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几代之后，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直到血腥的起义或政变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熟悉的循环。”另一半中国史再一次告诉人们：人类的希望在于，不断超越历史，不断超越自己，敢为天下先，“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另一半中国史》的思索，经常超越民族，指向人类，不断地向哲理层面攀升。正如作者所言：“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生命是什么，生命的价值何在？”他说他在西方哲人那里得到了答案，其实他何尝不是在另一半中国史中得到了答案：“生命就是上帝派遣一个灵魂到世上来受苦，然后死去。可由于这个人的努力，他所受的苦，后人不必再受。”这不仅是哲学观念，也是历史观念和价值观念。书中呈现给读者的几千年来由几十个民族搅起的历史风云，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们，智慧不是技术的，智慧是道德的、人文的。善良、宽容、真诚、亲和才是智慧最耀眼的光芒。这一切由另一半中国史作证。
谁拥有了智慧，谁就拥有了胜利。
（作者：泰山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