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与理科之间的分歧时常引发讨论，理科生常被视为“更理性”“更有用”，而文科生则被贴上“空谈家”“就业难”的标签。

　　关于文理科的一些刻板印象

　　然而，知识的多样性与深度不该被如此简单地划分。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每个学科都在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科学家爱因斯坦热爱哲学和音乐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设计过飞机螺旋桨

　　钱学森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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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理界限完全可以被打破

　　其实，人类创造的文化，包括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两大部类，它们分别发展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如何认识和处理两种文化的相互关系，成为人类长期思索的问题。

　　时至当下，这一问题更具有尖锐的挑战性。为此，著名人文学者冯天瑜先生尝试破解中国文化的奥秘，以应对科技时代的挑战，这就是《中国人文大义》。

　　作为“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

　　冯天瑜先生打通中西、沟通古今

　　打破文理科鄙视链，跨越两种文化的鸿沟，在新的文明高度上重塑两种文化间的统一，探索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关系，一起看看冯天瑜先生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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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万能梦由来已久

　　19世纪被誉为“科学的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能量的转化与守恒定律、生物进化论、细胞学说的提出，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进入20世纪，科技更是昌明，自然科学的四大成就——相对论、量子力学、电子计算机及信息论、分子生物学等，标志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广泛应用，使科技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展示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的恢弘前景。

　　正是科学技术的伟力及其给人类带来的福祉，使人们产生了对科学技术的“崇拜”。19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相当多的人将科学技术视作全知、全能、全在的救世主，认为包括精神、价值、自由等所有难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技术获得解决。这种思维定式被称为“科技万能论”。

当原子弹研究成功后，爱因斯坦与“原子弹之父”奥本哈默联袂反对使用原子弹。图为爱因斯坦（左二）和普朗克（中）在聚会上。

　　科技万能论的基本信念是，所有的实在都在自然秩序之内，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科学方法包括经验原则、数量原则、科学的机械性原则和科学进步原则。

　　这些原则在自然科学中屡试不爽，也在许多社会活动中行之有效，于是被一些人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唯一途径。

　　然而，科学方法的有效范围并非无限。在处理非生物界的现象时，科学方法获得了最大的成功，但在处理生命体、意识层等领域时，其成功率就降低了。

　　人类的情感、意志、审美等意识层面的问题，不一定能够通过实证和量化处理等“物质化”方法获得结论，而需要感受、体验、直觉、顿悟等“人格化”的观照。 

　　亚里士多德说希腊人并非因为实用，而是出于好奇方求知，正是此种精神的“元典式”表达。图为意大利拉斐尔《雅典学院》。

　　在中国，虽然科学技术在20世纪有了长足进展，但“科技万能论”“唯科学主义”仍有广泛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多数人尚未自觉意识到人文文化的不可取代性，以为科学技术的方法论原则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2

　　现实呼唤人文传统！

　　科技文化是“价值中立”的，只有依赖人文关怀，方能确定其造福人类于久远的健康方向。现代科技在创造巨大能力的同时，也导致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如果听任科技对自然无限度地掠夺、榨取，人类必将耗尽地球资源，破坏生态系统。

　　对人类自己创造的科技文化的无节制性危险的认识，来源于人文文化，来源于人类的人文关怀。东西方哲人都从深切的人文关怀出发，对工具理性可能导致的文明悖论提出警告。这种警告在科学技术空前强大的当代已具有极大的现实紧迫性。

　　古代中国以“忠”“孝”“仁”“义”等儒家伦理为道德规范，与其时的农业宗法社会相契合，故行之有效。图为明代佚名《关羽像》。关羽被奉为中国古代“忠”“义”的化身。

　　科技文化并非万能，需要人文文化弥补的又一原因是，科学技术可以提供日益强大、有效的工具理性，却不能满足人类对于政治理念、伦理规范和终极关怀等层面的需要，这些正是“价值理性”的范畴。

　　在“价值理性”缺失的领域，现代人正面临着“意义危机”的困扰。科技文化在带来便捷与效率的同时，也让不少人在精神上无所皈依，导致正义感、使命感、公德心、自尊心等价值观的弱化。

　　当下人类所患的“现代病”，其症状之一便是工具理性的过度强化，而价值理性的缺失则让人陷入精神迷失。历史学家张濒将中国人的“意义危机”概括为道德迷失、存在迷失和形上迷失三个层面。

　　在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旧道德失范，新道德未能及时建立，导致道德真空的出现。同时，工业文明偏重物质，市场经济以利益为中心，不断刺激人们追求利益，当利益原则无限制地渗透到人的意义世界时，便会造成道德失范。

　　人文文化的不可或缺，还在于它能够提供人类所心向往之的审美意趣，这便是中国人将其与“礼”相并称的“乐”。人文文化创制价值理性、营造审美情趣的功能，对于人类而言是绝对需要的。图为敦煌壁画《迦陵频伽乐队》。

　　人文传统，尤其是其道德层面，具有超越性的意义，可以成为文明人类共认的生活准则。诸如不忍人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仁爱之心等，都是贯通古今、中外认可的道德观念。

　　传统道德中的讲信用、讲义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原则，也是现代社会人际关系须臾不可脱离的法则。尽孝、守信、宽恕、礼节等传统美德的淡出以至丧失，已经使社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至于“孝”道，当扬弃其保守内涵，抉发出“敬”与“养”的精义，对于社会建立情谊与秩序都是非常必要的。图为当代戴政生、黄静《孝治天下》。

　　此外，人文文化还能提供人类所心向往之的审美意趣。如果人类丧失了以人文精神为土壤的审美追求，全然落入机械化、利益化的思维框架，将会陷入可悲可笑的境地。

　　在现实生活中，“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现象虽然借重文化促进经贸，但文化事业终究得不到实在的发展，这并非真实的“文化热”。

　　总之，现实呼唤人文传统的回归与弘扬。

　　3

　　科技人文应协调发展

　　自工业文明兴起以来，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逐渐分离，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发展轨迹。然而，在古代社会，科技与人文尚未明显分离，它们保持了一种原始的统一或同一。

两种文化对立，是工业文明出现后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的产物。在古代的时候，二者尚未明显分离。图为当代韦辛夷《吾问西东》。

　　古人所倡导的“正德，利用，厚生”，即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应共同发展。古希腊的哲人如亚里士多德，以及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都展现了对宇宙、社会、人生的全方位思考，体现了科技与人文的原始融合。

　　进入工业社会后，科技与人文分途发展，这既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带来了负面效应。科学家与文学家、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逐渐形成了彼此隔离的知识分子集团。

　　当人类意识到这种现象的不合理性后，开始寻求跨越两种文化鸿沟的途径，以期在新的文明高度上重塑两种文化间的统一。现代化导致社会分工趋于细密，两种文化分途发展势在必然，但二者间达成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完全可能的。

　　人类的“价值理性”还较为脆弱，往往并未寻找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是无形的，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它需要大力营建，需要精心培植，这便是古人所云：“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图为宋代赵佶《瑞鹤图》。

　　事实上，科技与人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和互补性。近现代中国的学术泰斗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以及20世纪发展起来的计量经济学、计量历史学，都是人文学者借鉴科学实证原则的成功例证。

　　同时，自然科学家也往往在人文学科中得到启示，如达尔文和华莱士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获得灵感，创立了进化论。科学家李政道也论述了科学与艺术的不可分割性，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追求的都是真理的普遍性。

　　从人类整体而论，必须同时汲取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果实方能茁壮成长。科技理性解决为达到人类目标的实施手段及有关技术问题，而人文理性则解决符合人类长远利益的目标选择与确定问题。二者缺一不可，强行割裂亦不可。这是人类历史所雄辩证明了的。

　　因此，科技与人文协调发展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所在。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需要关注人文文化的发展。科学技术将继续长足进步，但人类的“价值理性”还较为脆弱，需要大力营建和精心培植。正如古人所言，“礼乐所由起，百年积稳而后可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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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精神互鉴生辉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人文知识分子间开展了一场以呼唤“人文精神”为中心命题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动因在于转型时代所引发的文化失范现象，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陷入迷惘无序。

　　为了确立社会秩序并重建伦理，人们开始清理、选择和重铸中外古今的“人文精神”宝库。要深入这场讨论，首先需要明确“人文精神”的含义。

　　由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所推动，西方自17世纪、18世纪以降，工具理性日益强大。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创造着空前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不倦地探求意义世界。自20世纪60年代以降，西方的哲学等人文学科重返“人”这一主题。图为英国纺织业的机械化。

　　“人文精神”这一概念在中国古已有之，但现代则用作翻译西方文艺复兴时期humanism的基本词素。因此，“人文主义”在中国便具有了“西方的”与“中国的”两种含义。

　　西方的“人文主义”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强调人的意义、个人价值和现世幸福，与中世纪盛行的“神文主义”相抗衡。而中国的“人文传统”则强调人的群体生存需要、伦理道德自觉，以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等价值观。

发端于南部欧洲的文艺复兴，其“人文主义”由意大利人彼特拉克于14世纪首先阐明。图为彼特拉克像。

　　中西人文传统在理解“人”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西方人文主义以古希腊的原子论和雅典学派的人论为根据，强调人的独立个体性，要求个性解放和摆脱封建等级观念。而中国的人文传统则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注重人的角色和伦理道德自觉，强调人与群体的紧密联系。

　　中国的人文传统，颇具“早熟性”。远在周代，与殷商时期的“尊神”“重鬼”思想相对应，“重人”“敬德”观念应运而兴。图为明代沈周《南山祝语图》。

　　尽管中西人文传统存在差异，但它们都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西方的人文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效应，但也引发出了一些弊端，如享乐主义、物欲主义等。而中国的人文传统虽然缺乏自发走向现代的动力，但经过现代诠释后，有可能为克服某些“现代病”提供启示。

　　因此，中西人文精神文明应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不能简单地对西方人文传统或中国人文传统褒此贬彼，而应该将它们置于历史进程中加以具体分析，在现代生活实践中探索二者统合的可能性，以推动人类精神文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你觉得文理科如何借鉴互补？

　　中国人文精神在今天能给我们什么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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