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丽塔，照亮我生命的光，点燃我情欲的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
——《洛丽塔》
他把她折断了扛在肩膀上。捻开她制服上衣一颗颗纽扣，像生日时吹灭一支支蜡烛，他只想许愿却没有愿望，而她整个人熄灭了。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最近这两部作品被很多人反复提起和比较，虽然创作的时间相差了几十年，但12岁的洛丽塔和13岁的房思琪的遭遇却是惊人的相似。无论《洛丽塔》中，自述罪行的亨伯特如何辩解，如何剖白他的爱，都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两个恋童癖对未成年女童的性侵。
更可怕的是，她们并不是“个例”。
恋童癖都是什么人？
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恋童癖是一种精神障碍，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 ）》（DSM-5）中，它被定义为一种性欲倒错，症状包括对青春期前的儿童产生强烈且经常性的性冲动或性幻想，甚至导致精神上的痛苦和人际交往的困难[1]。
而《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版）》（ICD-11）给出的定义是，对青春期前的儿童，产生持续的、专注的和强烈的性唤起模式，表现为持续性的性幻想、性冲动或性行为[2]。
至于青春期前这个概念，虽然一般女孩的青春期开始于10-11岁，男孩11-12岁，但在恋童癖问题上，青春期前一般是截止到13岁[1]。
从两个权威版本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恋童癖对青春期前儿童是有强烈且持续的性冲动的，并非是偶然一次或几次，甚至他们可能只会对这个年龄段的人产生性冲动。
有多少恋童癖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那为什么说洛丽塔和房思琪并非个例？其实不难想象，恋童癖的发生率是很难准确获知的，患者一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有这样的“偏好”。一般人群中，估计男性恋童癖的发生率最高可达5%[3]，而女性数据极其缺乏。不过，在已定罪的儿童性犯罪中，绝大多数罪犯都是男性，女性罪犯只占0.4%-4%[4]。
看到这，我想有人会问，恋童癖虽然会对儿童产生性冲动，但他们不一定就会真的付诸行动啊，可能会“迈出那一步”的只是极少数呢？我们不妨换个视角来看一看。
首先有一点要承认，恋童癖这个词在当下确实存在一些误用，很多人习惯把所有儿童性虐待（child sexual abuse，也可以称为儿童性侵犯）的罪犯都归类于恋童癖。
但实际上，儿童性虐待罪犯一般被分为两类：恋童癖和非恋童癖。非恋童癖罪犯对儿童并没有强烈的性兴趣，他们是因为一些压力，例如工作、婚姻出现问题[5]，或是具有反社会倾向，再或者酒精的驱使[6]，才做出犯罪行为，他们的犯罪是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但恋童癖则是“目的明确”。目前，估计儿童性虐待罪犯中恋童癖的比例大约在25%-50%之间[7]。
而遭遇过儿童性虐待的儿童有多少？根据几年前的一项大型分析报告，全球范围内，有大约13%的女童和6%的男童都经历过儿童性虐待[8]。
图片来自于：pixabay.com大家觉得这个比例高吗？是不是高得吓人？那是因为儿童性虐待并不只包含插入式性行为，只要是一个成年人，或是年龄较大的青少年，利用儿童达到了性刺激的目的，就属于儿童性虐待了[9]。
举一些符合定义的例子方便大家理解：
1、和儿童发生性行为，除了插入式，利用手口等非插入式也属于性行为，无论是强迫还是询问过儿童的意愿都属于性虐待；
2、对儿童展示自己的生殖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露阴癖”，不过有些露阴癖只针对儿童；
3、制造、传播儿童色情制品（顺便提一下，有将近60个国家都把“[]”定义为刑事犯罪，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哪怕只是收藏起来看一看，因为这是儿童遭受性虐待或性剥削的结果，对儿童色情制品的需求也导致了制造和传播的增加）；
4、出于性的目的对儿童进行引诱，比如说通过和儿童本人甚至家庭建立良好的关系，或是向儿童展示儿童色情制品等手段，降低儿童对性侵犯的敏感性和抵抗心理，方便在日后进行1、2、3条中的行为。
恋童癖性犯罪者可能会给儿童带来什么伤害？
遭受过性虐待的儿童，除了身体外，心理上受到的伤害通常更为严重。
他们很多都会出现抑郁症、焦虑症、睡眠障碍、饮食障碍、低自尊和躯体厌恶等等，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自残和对旁人的攻击，以及产生错误的性观念，儿童性虐待受害者自残的发生率是普通人的4倍多[10]。另外，很多受害者都很难再正常参与社会和学校生活，出现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和对立违抗性障碍，甚至虐待动物。
所以，洛丽塔在第一次被侵犯后，说出了“我真是个恶心的女孩子”，后来，她越来越暴躁、喜怒无常，消极地对抗生活中的一切，对性也是病态地不感兴趣，即使最后逃离了侵犯并控制她的亨伯特，也无法回归正常的生活，还没成年，就因为难产失去了生命。
而房思琪则是直接失去了第一次被侵犯那晚的记忆，她一边痛苦一边开解自己“我已经脏了，脏有脏的快乐，要去想干净就太痛苦了。”她告诉自己必须要爱老师，“你爱的人要对你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吗？”但她还是整夜整夜的做噩梦，想自杀，在最后一次被侵犯时，彻底崩溃，精神失常。
没有逃离前的洛丽塔，和没有崩溃前的房思琪，是无数遭遇恋童癖性虐待的儿童的真实写照。那么，在让洛丽塔和房思琪们少一些这件事上，有什么可以努力的？
这就要说到恋童癖的成因和治疗了。
为什么会有人成为恋童癖？
恋童癖的确切病因目前还没有定论，已有的研究表明，它的形成应该是受到多因素的影响，比较受到认可的有：遗传因素、神经发育因素和环境压力因素。
恋童癖遗传倾向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大型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揭示与恋童癖相关的基因。
2010年 ，芬兰首个关于恋童癖的双胞胎研究[11]对3967名男性及其兄弟进行了分析，发现，在对16岁以下儿童怀有性兴趣、性幻想或是性行为这一点上，遗传因素只能解释14.6%的差异。
这一点和其他精神疾病很不一样，因为绝大多数精神疾病的遗传因素影响都在30%以上，像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更是能达到70%-80%[12]。
而另一个在性欲倒错，主要是恋童癖发生率异常高的5个家族中的研究发现，性欲倒错的家族性聚集没有明确的孟德尔遗传规律，但有意思的是，这些家族中不同类型的发育障碍（例如行为障碍、耳聋、失明和癫痫）的患者比例也异常地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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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和接下来要说的神经发育因素是相吻合的。
专门研究针对青少年的性犯罪的加拿大性学家Michael C. Seto博士总结过3种主要的与恋童癖有关的神经生物学理论，分别是额叶理论、颞叶理论和性别二态性大脑结构的差异理论[14]。
额叶理论指的是恋童癖男性中经常出现的，与普通人的眶额和左右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差异，眶额皮质是负责行为控制，特别是抑制性行为的区域，这个区域的差异可能解释了恋童癖相关的性行为。
额叶理论有个很经典的案例[15]。2000年，一名40岁的男子忽然开始对儿童色情制品特别感兴趣，收集了好多相关杂志和网站，后来甚至还对自己的继女进行性骚扰，继女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妈妈，也就是这名男子的妻子。
妻子在家里一搜，就发现了他收藏的杂志和网站，于是把他送上了法庭。医生诊断这名男子患有恋童癖，法官判决他猥亵儿童，要求他要么去康复中心按照12步治疗法戒掉性瘾，要么就去坐牢。男子不想坐牢，就去了康复中心，可是在康复中心他一直戒不掉，最后被康复中心赶了出去，只能去坐牢。
在去坐牢的前一天，他因为头痛进了医院急诊科，自诉有自杀冲动，还控制不住自己想去强奸女房东，但精神科医生的诊断表明他除了恋童癖之外没有其他精神疾病。第二天，他又向医生抱怨自己走路不能保持平衡，医生感觉不对劲儿，就把他转去了神经科，检查结果显示，在他的右眶额位置，有一个血管周细胞瘤。
进行了肿瘤切除术后，他的平衡问题解决了，恋童癖症状也逐渐消失了，几个月之后就回家了。后来发生了什么呢？2001年的10月，他开始再次收集儿童色情制品，并且出现了持续的头痛，没错，他的肿瘤复发了，于是，医生又为他安排了手术，术后，他的恋童癖症状再一次随着肿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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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眶额位置长肿瘤的患者不止一个，可不是所有患者都会变成恋童癖。这说明，额叶理论可能只能解释一部分的恋童癖行为。而另外2种理论则或许可以作为它的补充。
其中一个是颞叶理论，这个理论认为，颞叶区域出现的障碍，包括颞部病变和海马硬化等，驱动了恋童癖的性欲亢进和性行为的增加。
另一个是性别二态性大脑结构的差异理论，这是3种理论中最缺少证据支持的一个，这种理论认为，是男性化的大脑强烈地影响了恋童癖的发展。
虽然3种理论都有一些研究的支持和佐证，但是这些研究大都基于儿童性犯罪的罪犯和并发其他精神障碍的恋童癖患者病例，缺少女性和更普世的恋童癖的案例，甚至很多也没有经过充分且严格的恋童癖诊断。
除了这3种理论外，还有不少其他的理论，例如大脑代谢功能差异，甚至有研究总结了恋童癖患者的特征，包括左撇子、身材矮小、智力较常人低、青春期前经受过颅脑损伤、母亲产前雄激素水平高或年龄较大等等。当然，这些“特征”仅仅是小范围的相关性发现，目前还不能把他们当作是恋童癖的鉴别方法。
环境压力因素一般被认为是恋童癖形成的推动因素，一些曾经遭受过性虐待的儿童，长大后偏偏成为了恋童癖，这种现象被称为“受害者-施虐者循环”，不过这种情况的发生率在不同的研究中差异很大，从28%-93%不等。
研究人员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包括，对自我的不认可，希望通过成为施虐方获得“新身份”；儿童时期性虐待形成了印记式性唤起模式，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性快感；或者是由性虐待引起的性欲过度等等。
但是也有不少对“受害者-施虐者循环”这个理论的质疑，因为它们多是来自于罪犯的自述，有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只是为了博取同情，减轻刑罚的一种托词，并不一定是真实的。
恋童癖能治吗？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最开始介绍恋童癖的定义时我们提到过，DSM-5版的定义指出，恋童癖可能导致精神上的痛苦和人际交往的困难，这一点在儿童性虐待罪犯的研究报告中也经常有提及，恋童癖罪犯通常还合并有其他精神或心理疾病，自卑、焦虑、有人格障碍，性格多是害羞、敏感且压抑。
为了逃脱压抑和心理负担，有些人会自残、自杀，而有些人会干脆利用认知扭曲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把恋童癖定义为爱情和自愿的相互吸引，认为儿童也有性需求，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性行为是“无法控制的”，以此为借口将自己的性虐待行为合理化。
所以目前，对恋童癖的治疗的重点在于：帮助他们避免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Seto博士也认为，对于成年的恋童癖患者，想要彻底治疗他们的性欲倒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无论是遗传因素还是神经发育因素，都很难通过科学手段去改变。
虽然有人大胆畅想，希望通过精准的基因编辑，或者是神经元抑制来从根本上“改造”他们，但显然，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我们是无法做到的。所以，目前来看，最好的办法是控制他们的行为。
恋童癖的治疗方法可以分为3类：认知行为疗法、行为干预和降低性欲。接受治疗的通常是有过儿童性犯罪记录，或是未犯罪但生活受到极大困扰，主动寻求帮助的恋童癖患者。
认知行为疗法主要是为了抑制恋童癖患者进行儿童性虐待的想法和态度。虽然不同的医生采取的方法可能不一样，但总的来说，都是通过“戒除成瘾”的原理，帮助患者控制自己，改善他们的社交能力和同理心，通过认知重构改变他们对“儿童性行为”的认知，预防二次犯罪。
但认知行为疗法的效果在过去的研究中并不统一，既有研究认为它能够降低罪犯再次犯罪的概率，也有研究发现它对再犯风险根本没有影响，就好像戒毒的人总是忍不住复吸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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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疗法某种意义上可以算作“洗脑”，而行为干预则是“厌恶疗法”，它主要是通过各种手段，比如说闻氨气之类的难闻气体，从而让患者对“对儿童产生性唤起”产生反感心理，避免他们对儿童进行性侵犯。也有研究人员尝试用正面积极的反馈，企图增加恋童癖患者对成年人的性唤起，但是还没有取得成功。
行为干预疗法的一个不确定性在于，对性唤起的改变不知道能维持多长时间，之前的一项研究[16]曾发现，在治疗结束后一年，如果不持续加强厌恶感的训练的话，一部分患者对儿童的性唤起会恢复。所以说，如何划定治疗的时间和频率，可能很大程度上影响行为干预疗法的效果。
最后一类方法是降低性欲的治疗方法，我们常常说的“割以永治”就属于这个范围。通过手术去势，可以几乎完全消除内源性雄激素的产生，达到抑制性欲的目的。早年间（1970-1980年）的一项回顾性研究表明，在11年的随访期内，进行了手术的罪犯再次犯罪的只有3%，而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进行的则高达46%[17]。
不过，大家都知道，反对手术去势的呼声很高，一些人认为，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手术去势不利于患者的心理健康，甚至有人认为这是违背人权的。所以大多数国家都已经淘汰了手术去势，用抗雄激素药物来替代。
最近就有一项随机临床试验验证了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拮抗剂能否降低恋童癖患者对儿童进行性虐待的风险。和安慰剂相比，注射药物确实能够在2周内降低患者付诸行动的综合风险[18]。其他类型抗雄激素药物的试验中，也有患者反映，自己出现儿童性幻想的频率明显降低了[19]。
总的来说就是，没了雄激素，人就清心寡欲了。但是既然是药物，就免不了要考虑副作用，抗雄激素药物的副作用包括体重增加、乳房发育、骨质疏松和肝损伤。所以，在药物治疗方面，医生通常都比较谨慎，并且要和上面两种疗法结合使用。
图片来自于：pixabay.com其实，如何看待，或者面对恋童癖一直是很有争议的话题。
有学者提出，恋童癖是最受污名化的精神障碍之一，大多数人对即使是未犯罪的恋童癖者也充满了愤怒、恐惧和排斥，站在这些患者的角度考虑，人们的这种态度会降低他们的心理稳定性，阻止他们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增加儿童性虐待发生的风险。
但站在普通群众的角度，很多恋童癖患者钻法律的空子，实施了侵害行为却不会受到惩罚，甚至一些恋童癖的支持者主张恋童癖只是一种性取向，建议降低儿童“同意年龄”的下限，或者废除这条法律，更有人提倡儿童色情制品的合法化，想想就很难不让人觉得愤怒。
但无论是改变偏见和排斥，还是促进治疗和立法，我们只希望，洛丽塔和房思琪的悲剧，能少一些，再少一些。
参考资料：
[1]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ition.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2013.
[2] "ICD-11 for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Statistic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ICD-11. 2018. Section 6D32 Pedophilic disorder.
[3] Seto M. C. Pedophilia[J]. Annual Reviews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9, 5: 391-407.
[4] Cohen L J, Galynker I. Psychopathology and personality traits of pedophiles[J]. The Psychiatric times, 2009, 26(6).
[5] Howells, K. (1981). "Adult sexual interest in children: Considerations relevant to theories of aetiology", Adult sexual interest in children. 55–94.
[6] Seto, Michael (2008). Pedophilia and Sexual Offending Against Childre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 4.
[7] Schaefer G A, Mundt I A, Feelgood S, et al. Potential and Dunkelfeld offenders: Two neglected target groups for prevention of child sexual abus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Psychiatry, 2010, 33(3): 154-163.
[8] Barth J, Bermetz L, Heim E, et al. The current prevalence of child sexual abuse worldwid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3, 58(3): 469-483.
[9] Board of Professional Affairs Committee on Professional Practice & Standards, Practice Directorate, Americal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9). Guidelines for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s in child protection matter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8), 586–593.
[10] Noll J G, Horowitz L A, Bonanno G A, et al. Revictimization and Self-Harm in Females Who Experienced Childhood Sexual Abuse Results from a Prospective Study[J].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003, 18(12): 1452-1471.
[11] Alanko K, Santtila P, Harlaar N, et al. Common Genetic Effects of Gender Atypical Behavior in Childhood and Sexual Orientation in Adulthood: A Study of Finnish Twins[J].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2010, 39(1): 81-92.
[12] Alanko K, Salo B, Mokros A, Santtila P. Evidence for heritability of adult men's sexual interest in youth under age 16 from a population-based extended twin design[J]. The Journal of Sexual Medicine, 2013, 10(4): 1090-1099.
[13] Labelle A, Bourget D, Bradford J M, et al. Familial Paraphilia: A Pilot Study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Genograms[J].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Research Notices, 2012: 692813-692813.
[14] Seto M. C. Pedophilia and Sexual Offending Against Children: Theory,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J].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8.
[15] Burns J M, Swerdlow R H. Right Orbitofrontal Tumor With Pedophilia Symptom and Constructional Apraxia Sign[J]. JAMA Neurology, 2003, 60(3): 437-440.
[16] Maletzky B M. “Booster” sessions in aversion therapy: The permanency of treatment[J]. Behavior Therapy, 1977, 8(3): 460-463.
[17] Wille R, Beier K M. Castration in Germany[J]. Sexual Abuse: A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Treatment, 1989, 2(2): 103-133.
[18] Landgren V, Malki K, Bottai M, Arver S, Rahm C. Effect of 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Antagonist on Risk of Committing Child Sexual Abuse in Men With Pedophilic Disorder: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AMA Psychiatry.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9, 2020. doi:10.1001/jamapsychiatry.2020.0440
[19] Greenberg D, Bradford J M, Curry S, et al. A Comparison of Treatment of Paraphilias with Thre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A Retrospective Study[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 1996, 24(4): 525-5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