颤笔拟古 金石遗音

　　——李瑞清楷书师曹刘跨羲诞联

　　■王 方

　　“师曹刘比颜谢，跨羲诞越英繇”，这是清末民初清道人李瑞清（1867—1920）的一件书法对联。虽然此作在其众多的作品中并不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却也能窥见作者的大致审美取向和风格特点，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此作巧妙地脱开了李瑞清书作常见结体的拘谨与板滞，呈现出一派轻松洒脱的六朝格调，让人耳目一新。

　　李瑞清

　　 楷书师曹刘跨羲诞联

　　其点画迟涩顿挫，势大力沉，完全是李氏一贯的“颤笔”表现，但相较于其他作品中过度夸张的颤掣，此联的线条波动显得颇为克制，不过依然还能清晰感受到笔锋在宣纸上颤动前行的轨迹。这样在行笔中加大波动的做法最早大概能让人想到的是北宋的黄庭坚，其“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理论引导下的书法实践，让人第一次有了一种惊心动魄式的激荡感，而这种感受到了李瑞清这里变本加厉、过度强调了。黄庭坚追求的是一种沉郁顿挫的气势，而李瑞清则是在极力强化线条的迟滞斑驳以追求古意，二者的本质追求似乎是有所不同的。今天，我们很难清楚黄庭坚是否从《瘞鹤铭》中得到了这样的启示，但李瑞清的大量书迹及论书都清晰地反映了他“以柔追刚”的艺术理念，即极力用柔毫来表现金石文字铸造及自然风化过程中形成的浑厚与奇古，并将其转化为纸上富有韵律的震颤节奏。

　　时代发展到李瑞清所处的清末民初，碑学的大潮已经席卷整个书坛，而李瑞清无论是在仕途还是书法上，都算得上那个时代的精英人物。这位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早年曾以江宁提学使、两江师范学堂监督身份推动新式教育，却又于辛亥革命后避居上海鬻书，从官僚士大夫蜕变为职业书家的经历，一方面是仕途的失意，另一方面又恰是其书法风格突显的重要历史语境。在上海着道袍并以“清道人”自号的他，既需维系遗民文人的文化尊严，又不得不直面书画市场的生存压力，这种双重身份的交织，催生出他那“金石气韵”与“商业符号”并存的独特书风。作为清末民初碑学书风的代表人物，李瑞清在“求篆于金，求分于石，求真草于碑”理论旗帜下，构建起了自己以金石文字为本体的书法体系，其毕生致力于将商周金文的铸刻肌理、汉魏碑版的剥蚀痕迹转化为动态笔墨语言，通过捻管涩行、顿挫提按，使线条产生如青铜器氧化般的震颤效果，这种极力追求“金石气”的笔墨实践既是对阮元、包世臣碑学理论的技法发展，又缘于海上鬻书生涯现实的技法选择。在竞争激烈的书画市场中，程式化的颤笔书写既满足市民阶层对“奇崛古拙”的形式偏好，又以强烈的视觉辨识度区隔于流俗。

　　站在今天的艺术立场上，李瑞清的艺术表现难免显得刻意做作，并暴露出其对碑学认识上的历史局限，但李瑞清的选择在当时无论从他自身还是从碑学发展来讲都是最高明也是最合理的，同时他也坚决执行了最彻底的碑学实践。与同期碑学大家曾熙的对比，李瑞清碑学探索的彻底性更为显见：“南曾北李”同为碑学大家，但曾熙以圆笔化解北碑的生硬感，颤笔技法中暗藏南帖的流动气韵；李瑞清则刻意强化方折结构与枯笔震颤，甚至不惜牺牲书写流畅性以追求金石铸刻的冷峻质感。这种差异在二人同临《张迁碑》的作品中尤为显著，曾熙线条浑厚圆融，弱化原碑方折特征；李瑞清则夸张棱角，以侧锋皴擦强化碑石剥蚀的肌理效果。从文化身份上看，曾熙的维新派背景使其书法更具入世色彩，笔墨间透着士人参与社会改良的实践理性；李瑞清则以遗民自居，其颤笔的滞涩感始终带有文化殉道者的悲怆底色。总之，李瑞清的这种极端化的碑学实践不管是出于自身个性的主动参与还是商业化的被动选择，都让他的书法披上了鲜明的“金石标签”，虽然一度引发“刻意做作”的争议，却又不得不说他为碑学的变革转型提供了一个临界点式的样本。

　　回望李瑞清的书法实践，其价值并不在于创造了某种完美范式，而在于其全面性和彻底化的探索精神。举凡《散氏盘》《毛公鼎》《张迁碑》《石门颂》《张猛龙》《郑文公》等金石名作都留下了其改造和思索的痕迹。今天重读这副看似寻常的对联作品，似能窥见碑学发展过程中书家思想的复杂表现，这其中既凝固着文化遗民守旧式的孤傲，又铭刻着职业书家的生存智慧。李瑞清夸张的颤笔技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显得刻意和做作，但其笔情墨趣充盈生动，这显然是张裕钊（1823—1894）无笔无墨式的寡淡所不能比拟的。

　　（本文刊发于2025年 第12期《书法报》24版，责编唐福祥，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李瑞清书法作品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