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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2022。
85年前的今天，南京沦陷，30万生命屈辱地死去。
虽然我们至今未看到日本政府承认暴行，但历史绝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绝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
南京大屠杀是国耻，更是国难。
这场惨无人道的暴行不只是中国人永不磨灭的记忆，也是全世界都不可回避的历史。因此除了国人以外，还有很多外国人同样致力于还原这段历史——
《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是第一部以见证、亲历以及探寻南京大屠杀浩劫的外国人视角来表现的作品。
纪录片以曾经在南京的西方亲历者、侵华日军老兵、日本普通民众及历史学者为视角，利用大量亲历者的原始资料和珍贵历史文献档案还原历史，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
每集一位外国人物，共十集。
比如拍摄南京大屠杀唯一动态画面的美国牧师马吉。
约翰·马吉 屠城影像记录者
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期间，以马吉为主席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随即成立，全力救助难民与士兵。
不止如此，马吉牧师在此期间一直用16毫米摄影机秘密地将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这组影像被称为“马吉默片”。
当时年仅19岁的李秀英老人
“马吉默片”现有的胶片，总时间为105分钟，这些真实的镜头是留存至今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
2007年11月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老人反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日方败诉，审判中有一件重要证据就是马吉牧师的这些胶片。
1946年马吉牧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
遗憾的是，马吉牧师所拍摄的剩余胶片，至今未被发现。
以及被称为「生命孤岛中的守护神」的明妮·魏特琳。
魏特琳，美国人，1919年应聘中国南京女子金陵大学，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魏特琳拒绝了大使馆的撤离通知，选择挺身而出，保护了大批妇女儿童。
从1937年8月12日，到1940年4月，魏特琳坚持每天写日记，记录下在南京发生的一切。
当年在安全区避难的孩子们，至今还能记得魏特琳与日军抗争的场景。
“魏特琳不再是以前那个说话柔软温文尔雅的华小姐（中文名华群），她像卫兵一样守护在学校大门，奔波在大门口、小门、南山和宿舍，拼命驱赶伺机闯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内心迸发出的愤怒，化作无畏的力量在呼喊。”
另一位乔治.费奇，美国人，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
费奇出生在中国苏州，辛亥革命期间曾暗中帮助革命党人，1932年，日本发动了一二八事变，费奇不仅撰写了很多中国十九路军抗击日军的报道，还亲自驱车，积极救援闸北战区的中国友人和他们的亲属。
1937年7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费奇将家人送回美国，自己却不顾大使馆的警告，返回南京，战争爆发期间，他联合多名人士一起向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发出电报，希望美国绝不要辜负中国。
乔治费奇穷其一生都在为中国服务，甚至以身犯险将马吉牧师拍摄下来的胶片偷偷带到上海。
战争期间，他用尽各种办法呼吁美国谴责日本抵制日货，并且立即停止向日本出售战略燃料和装备。
约翰·拉贝，德国人，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是南京浩劫的见证者。
今天，越来越多人通过拉贝当年所写的日记来了解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后所犯下的暴行以及国际安全区委员们救助难民的义举。
《拉贝日记》内容记录详尽，排序工整，很多简报和照片整齐的粘贴其中。
1997年《拉贝日记》出版，并被译为中、英、日、德四种语言，被公认为是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
约翰·拉贝所著“南京卷”《拉贝日记》是二战时期日本的同盟国——德国的公民所做的第三方视角记述，是证明南京大屠杀的最有力证据之一。
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则是当时南京城里唯一的外科医生，他为南京缝合创伤。
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威尔逊在金陵大学鼓楼医院任职。
和大多数在南京的西方人不同，威尔逊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战争爆发后，威尔逊送走了妻子和女儿，自己一人孤身返回了南京。
在南京，威尔逊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战争下的手术，随后，大量医护人员撤离，鼓楼医院成了南京仅有的一家还在收治伤者的医院，威尔逊成了这座城市里唯一的外科医生。
12月14日，仅是南京沦陷的第二天，威尔逊一天之内就做了11台手术。
1938年6月，英国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是最早向世界揭露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书籍，这本书里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提供者就是当时在南京的美国人贝德士。
贝德士是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是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
1937年秋天，为了躲避战火，保护学生，金陵大学决定西迁成都，当时正在日本和家人度假的贝德士立刻返回南京，作为负责人留守南京保护学校财产。
战争期间，贝德士开放金陵大学作为难民营，竭尽全力保护战火中的平民，安全区保护了25万平民。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贝德士同样认为自己有责任将在南京发生的一切记录下来，这些资料后来成为人们了解南京大屠杀最重要的文献之一，被称为“贝德士文献”。
下图这位辛德贝格来自北欧丹麦。
他17岁开始浪迹天涯，1937年，辛德贝格来到了中国上海。
在上海，辛德贝格遇到了英国记者史蒂芬斯，史蒂芬斯雇佣辛德贝格作为自己的司机以及助手。
从此以后，辛德贝格就开始了自己穿越在战火中报道采访并且运送受困中国伤兵和平民的生活，直到史蒂芬斯遭流弹袭击身亡。
史蒂芬斯牺牲后，辛德贝格接受了丹麦一家公司的高薪工作，自愿签下生死状，前往南京的水泥厂保护公司财产。
在南京期间，辛德贝格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并且在照片后面写上了说明，这组照片现在被收藏在美国哈利瑞森中心。
战争爆发后，辛德贝格在水泥厂附近建起了难民营，收留了成千上百的中国平民，日军每天都来厂里骚扰，每一次辛德贝格和同伴京特都给予难民门不遗余力的帮助。
《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中，还出现了三位日本人的身影。
2000年4月，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长跪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石碑前，久久不肯起身。
这位老人叫东史郎，他是极少数敢于向中国人民公开忏悔的原侵华日军老兵。
1937年8月，25岁的东史郎应召入伍，4个月后，他跟随部队，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1987年，他整理出版了自己战时所写的《东史郎日记》和《东史郎战地日记》，真实记述了自己和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1999年，东史郎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向人们坦白了他所犯下的罪行。
东史郎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和子”，是“谋求和平”的意思，1987年，时年75岁的东史郎抵挡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谢罪之路。
东史郎的女儿和子说，我想这是父亲人生的全部。
第二位日本人是松冈环，1982年，她考取教员资格，开始担任小学历史老师。
在为学生们准备更丰富的历史教材时，她发现了一组制作于1937年的战时连环画。
这些连环画上是一支日本军队像神一样为了天皇英勇战斗。
但在更深入地了解后，松冈环发现，日本教材中大多数书籍对南京事件都是“暂无定论”，为了给学生们准备更充足的资料，松冈环跑遍了日本图书馆，却所获无几。
松冈环认为，如果孩子们只知道日本作为受害方的历史，就不会真正明白战争与和平。
既然资料里找不到真相，她决定亲自寻找，从1988年开始，20年间，松冈环90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收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侵华老兵的证言。
这些年，松冈环希望，能够带领更多日本年轻人到南京来看一看，与亲历者对话，真切地了解这段历史。
松冈环明白，从下决心探寻南京大屠杀真相的那一刻起，就走上了一条漫长、艰难的取证之路，但为了渐渐离去的受难者，也为了那些不了解战争的日本年轻人，能够铭记历史，永不再战，松冈环一直坚持，与受难者同行。
最后这位则是在日本被叫作“卖国贼”的笠原十九司。
作为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一生都在致力于还原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为日本学生讲述真实历史与教科书上历史的区别。
笠原十九司说，日本人对日中战争的认识非常差，但他认为，理解事情的真相，是做人最基本的。
笠原十九司的爱人，原本是英文高材生，在与笠原十九司结婚后，便辞去了日本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与丈夫合作翻译了首部日文版《魏特琳日记》。
在过往的岁月中，笠原十九司和爱人，将大量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外文资料翻译成日语。
他说，他理解日本人为什么不相信这个事件，但事实就是事实。
最后，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加深大家的仇恨。
今天是第九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目前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54人，平均年龄超过93岁。
他们，直至生命的尽头都没等到那声道歉。
比如李秀英老人，南京大屠杀期间怀有身孕的她奋力抵抗日军的强暴，身中数刀，胎儿流产，自己也险些丧命。
然而1998年日本作者松村俊夫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一书，在书中污蔑李秀英老人是南京大屠杀的“假证人”。
1999年，李秀英老人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松村俊夫、出版社以及发行人在日本主流媒体公开道歉。
2004年12月4日，李秀英老人在南京逝世，享年86岁，她始终未能亲眼看到最终胜诉。
合影中站在李秀英老人身边的是如今94岁的夏淑琴老人。
她是战后第一位踏上日本国土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幸存者。
今年，当媒体再次采访夏淑琴老人时，老人说，我没想到自己活了九十多岁，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
夏淑琴老人至今都没有放弃发声，她说——
如果能在有生之年听到日本承认南京大屠杀，就算死去了也非常高兴。
在今天这个格外特殊的日子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铭记这些为和平、正义、人性坚持奋战的前辈——
我只有对青年人讲，你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