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飞律师  （浙江佐钊律师事务所）

　　杭州市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巨大冲击，通过支付宝向社会发放消费券以刺激消费，激活市场。

　　微信公众号有详细的杭州消费券领取使用教程

　　截至4月2日，杭州消费券兑付政府补贴9410万元，带动杭州消费12.46亿元，实现政府、商家和民众三赢。

　　然而，消费券发放后，商场一时甚是活跃，很多人拿着消费券和商家进行支付套现。

　　消费者在领取杭州消费券后与商家串通，向商家支付30元人民币，商家账户则可收到40元，其中10元即是杭州消费券的抵扣金额，抵扣完成后，商家再将40元扣除相关“好处费”返还给消费者，实现最终的套现。

　　那么，从法律角度审视，如何定性消费者套现的行为？该套现行为是否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对此，民众及法律实务界众说纷纭。

　　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发放消费券是类似于赠与的单方民事行为，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后，成为消费者个人享有的个人财产，消费者用该消费券换取货币资金属对个人财产的合法处置，兑换货币的行为是等价有偿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更不存在隐瞒事实的行为，故不构成犯罪，仅是民事经济行为，虽然该民事行为具有一定的道德可谴责性，但是并没有触及刑法规定。

　　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通过支付宝向消费者发放消费券的目的在于刺激消费，增强市场经济活力，然而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后进行套现，将消费券的价值兑换为货币资金，其实质为隐瞒事实真相，使国家及支付宝公司陷入了错误认识，以不真实的意思表示支付了消费券等价货币，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如果兑换金额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或者有诈骗罪规定的严重情节，理应以诈骗罪追究消费者的刑事责任。

　　比较分析两种观点，我们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

　　首先，对于“红包”“大礼包”“购物券”等进行套现的案件已有很多司法判例。

　　比如，发生于广西的王某某诈骗案，被告人王某某为套取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手淘拉新活动”中的红包金额，在其注册经营的淘宝网店中以出售虚拟商品为由，招揽淘宝用户在其网店“刷单”方式套现红包,再按红包金额70%的比例返还给用户，以此获利51580余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财，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最终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且追缴被告人犯罪所得人民币51580元返还给被害单位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

　　那么，消费者领取杭州消费券进行套现是否构成诈骗罪？

　　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后，通过与商家串通，当其实际支付30元时，10元消费券抵扣生效，商家实际收到40元，商家再将40元返还消费者（这里不考虑手续费等问题），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操作，消费者则实现了10元消费券的套现目的。

　　根据消费券领取和使用规则，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后，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消费使用，否则失效，支付宝公司根据消费者最终实际使用的消费券数量，向政府进行结算。因此，消费者获得的5张消费券因具有使用方式、使用期限的限制，在领取时并不是确定性支付价值，仅是一种消费抵扣资格。只有当实际使用消费券进行消费抵扣，完成支付40元减10元的动作时，才实际得到政府的10元补贴。

　　我们认为，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后在实际抵扣消费之前，其未实际占有10元的政府补贴价值，而仅仅是持有消费抵扣的资格。消费者为了非法占有政府补贴的10元，虚构消费事实，支付宝基于消费者虚构的消费事实，实际支付10元到商家，但并没有实现刺激消费的目的，消费者的该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当然，根据浙江省司法机关相关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6000元以上的，应当以诈骗罪立案。由于每个消费者只能领取5张消费券，价值合计50元，因此消费者自己套现无法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涉嫌犯罪，但如果行为人通过建立平台或者结伙、帮助他人大量套现的话，很可能突破该6000元立案标准，甚至以诈骗罪条款规定的“其它严重情节”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当下新冠肺炎已经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政府在积极努力寻求各种办法稳定市场经济秩序，推进市场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作为公民，我们应同舟共济，坚守底线，杜绝违法犯罪活动。

　　作者：韩飞，浙江佐钊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专注于刑事辩护、企业法律顾问及民商事诉讼服务，长期研究刑事辩护及企业家刑事风险防控机制，在重大疑难刑事辩护案件中，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律师团队办理了大量的有影响力的刑事辩护案件，致力于刑事辩护理论研究，刑事风险防范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