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24.7%的女性遭受过家庭暴力，这是调查总结出的数据，但即使没有钻研过的人也不会陌生，“身边人的事”是最好的数据来源。
网络上，每次家暴事件一曝光，留言中，总能看到散落在各地的网友，诉说着“身边人”发生的家暴事件。
成千上万的转发，伴随的是一片片的声讨。愤怒、痛苦、无力这些情绪，最后纷纷引向同一个问题：该怎么做？
找妇联吗？去报警？去法院离婚？在网友的讨论中，总会出现这些关键词，但这些话最后也总巧合地接着：有用吗？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在一片期待的目光中施行，但事实上，这部法律在现实中帮助了多少受暴女性？
1.
黑暗“520”
5月20日，因为谐音似“我爱你”，已成为当代情侣们送礼物、共进晚餐的情人节。然而，在2019年的“520”里，却发生了一件与这个本该浪漫的节日背道而驰的事：
一支“打女人”的视频在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热传。视频中，一位穿白色短袖的女人在房间摆弄着摄像头，一个光着膀子的男人忽然冲进来，拳头往她的身上不停地挥。女人单薄，像纸片一样，迅速地被撂倒在地。她哭喊着“救命”，旁边站着一位男童，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哭泣。
女人的哭喊和孩子尖尖的叫声此起彼伏，成为这个情人节充满讽刺的一景。
女人的哭喊，似乎是贯穿着整个历史长河的声音，它并不参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但悠悠扬扬地晃荡在背景里，成为各个时代的注脚。萧红的《呼兰河传》中关于小团圆媳妇的片段，讲述了一个童养媳被戕害致死的故事。
「她在大缸里边，叫着、跳着，好像她要逃命似的狂喊。她的旁边站着三四个人从缸里搅起热水来往她的头上浇。不一会，浇得满脸通红，她再也不能够挣扎了，她安稳地在大缸里边站着，她再不往外边跳了，大概她觉得跳也跳不出来了。那大缸是很大的，她站在里边仅仅露着一个头。
我看了半天，到后来她连动也不动，哭也不哭，笑也不笑。满脸的汗珠，满脸通红，红得像一张红纸。我跟祖父说：“小团圆媳妇不叫了。”我再往大缸里一看，小团圆媳妇没有了。她倒在大缸里了。
这时候，看热闹的人们，一声狂喊，都以为小团圆媳妇是死了，大家都跑过去拯救她，竟有心慈的人，流下眼泪来。小团圆媳妇还活着的时候，她像要逃命似的。前一刻她还求救于人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上前去帮忙她，把她从热水里解救出来。」
萧红记录的悲剧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那时候的她大概未曾预料到，在80年后的今天，在家庭内部轻易向一个女人实施暴力的事情，还在发生。
2.
一扇门的背后
家门关起来，就和社会隔绝起来了。是互联网的产生，才让公众知道，掩藏在那些门背后的，原来会有这样暴力。
如今，点开@丽娜华的Mom 的微博，你会看到一位中年白人女性的日常，她分享自己的工作与女儿的成长生活，除此之外，时常转发一些中国反家暴的文章。
这个微博账户的主人叫Kim，她是著名“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前妻。2011年，她在微博上公开了自己流着血的耳朵、被打肿的额头、磨破了的膝盖。“抓她头发，摁在地上”，“我是不会让她反抗的”，李阳在后期接受柴静采访时，回忆当时的画面。
Kim在微博上公开被家暴的照片（左）
Kim参加反性别暴力行动（右）
这件事成了许多中国人对“家暴”的印象，和很多事情一样，“明星效应”会吸引更多的关注，包括家暴。但Kim是在中国众多家暴受害者中相对幸运的一个，由于李阳公众影响力，她的案件得到了社会各界重视和关注。但现实中，在每一户人家的门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暴力，是最隐匿而幽深的秘密。
2009年，发生了一起震惊公众的「董珊珊家暴致死案」。
董珊珊和丈夫王光宇婚后三个月，就被丈夫频繁家暴，董珊珊鼻青脸肿地逃到娘家避难，依旧被丈夫不断打电话骚扰恐吓。
“一听是王光宇的电话，女儿就浑身发抖，蹲在墙边，躲在门后，特别惊恐。再一看，湿了一片，尿了。” 董母回忆。
董家立即报警。“警察问完了情况，说不好管，毕竟现在还是夫妻。” 董母急了，“你们次次都说是合法夫妻，可是他们不是一般的夫妻，是不是早晚有一天我闺女被打死了你们才会管。”
董珊珊被王光宇抓到河北期间，有很多人看守，不能出门，王某对其反对殴打，边打边狠狠地骂：“我让你离婚，我打死你！”。
这个男人，最终以“虐待罪”被判了6年零6个月。
而许多公众不知道的是，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后续：2014年的一天，一位受到家暴的女性江英（化名），来到千千律师事务所。咨询过程中，一位值班律师猛然发现，这位女性提到的家暴丈夫，正是5年前打死董珊珊的丈夫王光宇。
原来，王光宇在2014年春天出狱后，和江英相识并闪婚。江英对王光宇殴打前妻致死的事情完全不知情。恋爱期间，被王光宇多次殴打，最严重的一次是打折了四根肋骨。
这恐怕是“董珊珊案”除了受害者的不幸之外，更为可怖的悲剧：这已经不是某个“渣男”的暴力了，而是社会结构性的暴力——一个施暴者，在侵害他人后，没能在法律框架内得到应有的惩罚和再教育，转而向另一位女性施暴。
而在中国的另一边，李阳和Kim离婚后，频繁上电视接受采访，并说出“打人的错误并没有多严重的错误”，“打了就是打了，道歉一次就够了”等言论。
这些悲剧的“后续”，比家暴事件本身更能说明，家暴是如何在当下，成为一件“不太重要的事”。
据国家统计局和全国妇联在2010年发表的《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报告》，仅在24-60岁已婚妇女中，24.7%遭受过配偶辱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强迫性生活等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公布，近10%的故意杀人案件涉及家庭暴力。
柴静在2005年CCTV做了一期“女子监狱调查”的特别节目，探访的是长期遭受家暴最终杀死丈夫的女性，这档节目有一个有深意的名字，叫做《沉默在尖叫》。
沉默，是关上家门后，家庭暴力在社会上的隐形和被忽视；尖叫，则是这扇门的背后，来自女人们的一声声哭喊，她们呼唤着和门外世界连结。
3.
一部法律的诞生
“董珊珊这个案子，是中国反家暴历程中，一个永远的伤痛。” 一个下午，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说。
千千律所坐落在北京北四环的一个居民楼里，昏暗的楼道里，只有打开手机照明，才能看见门口隐隐约约的招牌。而走进门去，两室一厅的房子，摆上几台电脑和书架，就是一个办公室了。
“简陋”这个词，似乎一直伴随着这个公益律所的成长。1998年，千千律师事务所的前身，北大妇女法律中心，在北大南门的一个狭小的办公室接见了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这个非常不起眼的办公室，它的创始人是郭建梅，很多媒体都报道过她的传奇事件，比如她曾在2015年与全球千名女性共获诺贝尔和平奖集体提名，比如她多年来为中国妇女权益、公益法律援助作出的贡献。
郭建梅和希拉里合影
和千千律所一起成长起来的，是中国近30年的反家暴事业——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场会议中不断被提及的，是“反对家庭暴力”这个词。2011年，修改的《婚姻法》明确制止家暴，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家立法中对家庭暴力作出明确规定。在这之后，《反家暴法》被提入议程，在撰写草案、征集民意、通过之后，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暴法》正式在全国施行。
然而，《反家暴法》仅实施一个月，就出现了新的家暴致死案件：阿梅（化名）是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一名记者，丈夫长期酗酒。结婚后，阿梅遭受着长达15年的家暴。2016年4月的一天，阿梅因为在外应酬引起丈夫的不满，被对方拽着头发往车玻璃上撞。第二天早晨，阿梅因为身体不适，向公司请了病假，丈夫中午再酗酒后，又暴打了阿梅，但是忽然发现她不动了，把她翻过来一看，阿梅口吐白沫，死了。
阿梅的施暴者丈夫最终被判以死缓。彼时，距离董珊珊悲剧案的判决仅过去6年多，受暴女性死亡，但施暴者的判决完全不同——6年6个月和死刑间的差距，让人们对前者唏嘘不已的同时，也对未来充满希望。
《反家暴法》的出台，是一场把长久以来“家暴是家务事”的传统观念打破的宣言。根据该法，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协助受暴者就医，鉴定伤情；简单来说，遭受暴力的受害者，可以可向公安机关申请“家庭暴力告诫书”，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些都是公权力介入家暴的有效手段。
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反家暴法》实施以来，截止2018年12月底，全国法院共审查5860件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案件，发出3718份人身安全保护令，核发率为63%，有效遏制了家庭暴力的发生。
“为平妇女权益机构”的创始人冯媛说：“《反家暴法》实施以来，我们每年都要发布一个民间的监测报告。从报告里可以看到是有进步的，比如说像公安，现在只要打电话说家暴，他必须要接警。”
4.
一本书的附录
根据《反家暴法》，受害者可用各种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一是报警，《反家暴法》规定，警察在接到家暴案件后，必须制止暴力行为、制作书面记录、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向施暴者进行警告、帮助受害者联系就医，必要时开出伤情鉴定；二是去法院求助，若施暴者纠缠不休，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让施暴者远离自己。
这个程序听起来滴水不漏，但在现实中的施行却困难重重。“家庭暴力告诫书”被评论为《反家暴法》的亮点，并在实践中对家暴制止卓有成效。但是，吕孝权说，在他11年的公益律师生涯中，从来没向警方申请到“家庭暴力告诫书”，也没听说过身边的律师同行有申请成功的案例。
至于原因，还要追溯到法律本身。《反家暴法》第十六条写着：“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家暴告诫书。”
“看到了吗，它写的是‘或’字，二选一的问题，没规定一定要发告诫书。” 吕孝权律师解释道，“比方说今天她被踢了一脚，骂了两句，警察处理时大多数会选择调解，即使真的处理了，也基本会选择对施暴人进行批评教育，而很少考虑后续保护的问题。从法律条文上来看，他们也并不违法。很多时候，警察还是将家暴当作‘家务事’看待，没有认识到家庭暴力行为的本质和危害。”
要想遏制家暴案件，非常依赖于基层警察的举动，这是专业人士的共识。北京师范大学的王曦影教授说：“公安机关面对家庭暴力更倾向于采取调解的方式，办案人员在判定是否要签发告诫书的尺度把握上存在疑问。有的公安机关并不知道家暴告诫书制度的存在。他们认为，只要发出告诫书，就启动了相关工作按钮，还要承担后续的职责，工作链条无疑大大延长。因此公安机关在面对这些‘家庭纠纷’时，就会启动‘调解优先’的原则。”
“首先你一定是有法可依，这个‘法’指的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可执行性的，能够真正解决这个现实问题的一个完备的法律。” 吕孝权说，“而不是一个为了立法而立法，存在大量漏洞、模棱两可、原则性、纲领性、不确定性、口号性、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
这位公益律师几乎是把这几个“xx性”脱口而出，作为一个每天和《反家暴法》打交道的律师，他太明白其中的疏漏。
吕孝权带着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谈起打过交道的民警：“北京普法工作做的不够，很多基层民警没有经过类似培训，可能都不知道有《反家暴法》。一些地方省份，比如江苏、湖南就做得不错，人家做了大量的培训。” 面对现实，他只能耐心，“我会尝试跟他们交流《反家暴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安机关的职责，尽力说服办案民警能给施暴人出具书面的告诫书，遗憾的是，当前还没有成功过。”
在这样充满不确定性的现状下，公益人的乐观就显现出来。公益律师们一直倡导受暴女性的自救，搜集证据，包括微信聊天记录、亲友们的证词、被打后的伤痕。在别人靠不住的情况下，要靠自己。
但靠自己也是需要学习的。“有些妇女被打了，她们懂得拍伤口，但只拍一个局部的手臂，人家怎么知道是你呢！正确的取证方法是，先拍案发现场全景和你的全身照，再拍受伤部位，最好设定有拍照时间，才能形成相对有说服力的家暴证据。”吕孝权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曦影在去年，带着团队走到北、上、广、深四地，做了一项流动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调研。从事反家暴事业十几年，她发现，今天不少在大城市打工的女性，已经学会在遭受暴力时保护自己，她把她们称作是“新一代受暴妇女”。她们有较强的维权能力，即使对《反家暴法》不理解，也会在求助的过程中自主学习。
阿花（化名）长期遭受丈夫家暴，但善于学习的她主动了解《反家暴法》，胸有成竹地去报警，但警察就把她打发走了。她说：“你怎么不给我发‘家庭暴力告诫书’啊？”
但是，女性的觉醒，在这一场权力悬殊的战役中，注定只是微弱的反抗——听了阿花的“控诉”后，办案警察生气地回答她，“难道还要你来指导我工作吗？”
“最令人痛心的不是施暴者的凶残，而是系统性的怠慢和姑息。” 这是董珊珊案件时，一位网友的评价。直至今日，它听起来依旧没有过时——家暴不是家务事，而是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结果，它急需要公权力的介入。
由千千律师事务所撰写的书《扬法治之剑，惩家暴罪戾》，里面记录着近年来中国社会各种血淋淋的涉家暴典型案件。而这本书的最后，有一个长达20页的附录，那是一个很长的表格，里面标注着《反家暴法》的每一条法律，和对应的的修改意见，从对家暴的定义、强制报告，到那个小小的“或”字。
若遭受家暴，需要帮助，可联系
千千公益律师事务所：010-84833276
为平妇女权益机构：15117905157
撰文：提图
监制：猫爷
感谢：吕孝权、王曦影、冯媛、刘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