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大型文博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风靡一时。这部作品不仅介绍了精妙绝伦的文藏宝物，还近距离展现了故宫文物专家的日常工作，有力地诠释了“工匠精神”。其实，故宫瑰宝的传承，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故宫人”的努力，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易培基先生，称得上是第一代“故宫人”的代表。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当时没有这位先生挺身而出，现在故宫里的文物可能大部分都遗失在日本了。

　　计划南迁，徐志摩带头反对

　　1924年，国民军占领景山，《清室优待条件》修正，溥仪也被逐出紫禁城。很快，北洋政府就下令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身为委员之一的易培基负责的就是筹备、整顿紫禁城，在这期间，易培基着手清点了故宫内的所有文物，并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将紫禁城正式更名为“故宫博物院”，而他本人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首任院长。

任职期间，易培基的远见卓识使故宫博物院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他将故宫分为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和秘书、总务两处，完善了工作机制。此外，他还主持创办了多种期刊，让故宫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唤起了国人保护古典文物的意识。

　　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国家就陷入了战乱。可能是预感全面抗战的爆发，易培基早就以“修建库房”为理由，对部分故宫文物进行装箱。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军又随后占领了山海关，眼看着硝烟就要弥漫到北平，面对着故宫博物院里的大批瑰宝，易培基心里很清楚：一旦北平沦陷，那么这些文物必定会落入贼手；国土可以收复，文物一旦流失海外，想要寻找回来可就比登天还难了。

　　在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再三提议下，北平政府最终批准了文物南迁计划。消息一传出，舆论哗然，南迁之事一下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不光是平民百姓不同意，就连鲁迅、胡适等社会名流也持反对态度。

　　对此，徐志摩曾用犀利的语言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言论质疑文物南迁计划；以周肇翔为首的民众代表也在太和门前集会，声称要与文物“共存亡”。

　　南迁受阻，张学良出面解围

　　1933年2月5日，西山碧云寺别墅。

　　易培基和张学良商讨了一整天，最后敲定了文物南迁的详细方案：为了掩人耳目，于当天晚上对第一批文物进行转移，将2118箱文物从太和门运出，经过午门送往北平前门火车站，连夜发往南京。

　　按理来说整个计划是绝密的，但依然走漏了风声。当晚，抗议文物南迁的学生将北平火车站围了个水泄不通，学生纷纷声讨易培基、马衡等南迁派成员，并反对文物转移。一些情绪激动的学生甚至趴在铁轨上，阻止火车前行。而护送文物的警方也和学生发生了冲突，甚至有警卫员开枪恐吓学生，两派争执得不可开交。

　　眼看着矛盾不断深化，这时张学良及时赶到现场，先是安抚了在场的学生，又用自己的人格担保，一旦北平安定下来，就把文物迁回故宫博物院。顾及到张学良的威望，学生们只好妥协，抗议一事也不了了之。就这样，文物成功躲避了战火，一路南下。

　　被扣帽子，易培基含冤而亡

　　文物南迁计划照常进行，时年5月，正当最后一批文物装箱起运时，有人控告易培基利用职权对故宫珠宝进行调包。舆论再次哗然，南运戛然而止。

　　检举人叫崔振华，是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成员张继的妻子。对此，易培基一点也不意外：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有人曾提议任命张继为副院长，却被易培基驳回了。原来，崔振华是出了名的“母老虎”，对丈夫管教极严，易培基认为张继听从妻子支配，不能担当大任。后来这件事传到了崔振华耳中，她一直怀恨在心。

　　1935年5月，地方法院邀请著名书画家黄宾虹对故宫装箱文物进行鉴定，最终查出赝品伪作共计62箱。

　　但凡有点文物常识的都知道，仅仅凭借黄宾虹粗糙的鉴定方法，根本无法断定文物的真伪。清朝坊间的赝品制造技术足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就连资深的古董玩家乾隆也时常看走眼，更别说黄宾虹一个行外人。

　　但偏偏是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扣在了易培基的头上，而他本人也在病痛折磨和心理压力的双重打击下于1937年9月含冤而亡。直到解放后，“故宫盗宝案”才真相大白，易培基先生的罪名得以洗脱。

　　据说，当年日军侵占南京后，不仅将库房中的宝物洗劫一空，还将正殿屋脊上的装饰品拆了下来，其贪婪可见一斑。如果不是易培基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坚持将文物转移，那么故宫博物院里的大部分瑰宝可能现在都下落不明了。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能有幸目睹这些奇珍瑰宝，真的多亏了这些老一辈的文物大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