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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的高考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火了。
阅卷过程中第一位阅卷老师只给了39分，后两位老师给出55分，经商议后最终被判为满分。
作为一篇学生的考场文章，以其用词之深奥、引用之冷门，让不少人都叹为观止。
而这篇作文也被不少人拿来与2001年高考（全国卷）江苏满分作文《赤兔之死》做比较。其立意高、故事新、通篇使用古白话，在当年轰动一时。
从“到底是水平高超还是虚张声势”，到“写作应该更注重深度还是可读性”，再到“将其评为满分会不会对学生造成误导”，网友们已经吵了两三天了。
然而争论了那么多，我们可能都搞错了真正的问题。
01
把它捧为“神作”，
也太过了吧
正如此前的很多差点变成“沧海遗珠”的满分作文一样，《生活在树上》的遭遇也颇具戏剧性。
据媒体报道，这篇作文在三位阅卷老师那里分别获得了一个39分，两个55分。由于分差过大报给作文审查组，最终被判为满分。
从第一眼看，《生活在树上》的确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高考作文。
一篇短短几百字的文章，不仅遣词造句方面极为艰深晦涩，还几乎每一句都出现了“海德格尔”“卡尔维诺”“达达主义”等普通人大多不太了解的人名和概念。
平时人们看到难懂的文字时，经常会开玩笑说：“每一个字都认识，连起来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如今大概不适用了——毕竟，不仅连在一起看不懂，像文中的“嚆矢”“振翮”之类的词语，就算是拆开也真的不是每个字都认识。
看这篇作文时我的感受。
出于这种“文字仿佛随机组合”的直观感受，有网友略带刻薄地评价称，这篇作文堪称是人类深度模仿AI写作的巅峰之作；
也有人被唤起了当年被“狗屁文章自动生成器”支配的恐惧。
然而在度过了最初的震惊之后，却有更多人发现了华点。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篇作文虽然看起来有点“不说人话”，但仔细读下来似乎也不是一味地胡乱堆砌。
有人对照着作文中出现的典故一一查询比对，发现很多比喻和引用至少在语义是对得上的。
尽管全篇那种“非要把地铁口发传单说成拓展下沉市场”的感觉挥之不去，但起码与背几个万能模板的“套题式”写作还是有所区别。
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点，随着网上的讨论渐渐激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这篇作文本身表示宽容。
有人提出高考作文的题材和时间都受到限制，不能用学术论文的标准去品评一个高三学生的作文；
而较为激进的网友，更是怒斥批评者“自己文化知识不够就对别人指手画脚，是你的水平高还是阅卷老师的水平高！”
甚至还搬出了古诗词，试图证明“艰深难懂的辞藻也自有其美感”。
这就有点过了……吧。
在时间和阅卷标准有所限制的前提下，我们当然不该居高临下地对这篇作文的思想深度和行文精彩度有过高的要求。
但绝大多数努力读了5遍但还是忍不住在一半就放弃的人，大概都会觉得把它捧成“高考作文神作”的行为纯属抬杠。
更重要的是，如果用“好文章”的标准去衡量，在保证内容深度的基础上尽量满足可读性，是一个几乎被公认的写作要求。
然而《生活在树上》却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
考生拽了那么多生僻字，但只不过是用晦涩的概念讲了一个人人都能理解的观点——我们应该批判性地继承传统观念，用超越的目光继续前进。
甚至很难说它达到了“论证详实”的要求。因为主体部分基本是把同一个观点用不同的理论循环复读。
正如一位网友所说：“这篇作文中看似高深的表述并不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达意思，感觉倒像是刻意制造阅读障碍。”
02
每篇“反套路”的作文，
都成了新套路
如果说大家对于考生本人，还怀有一种“孩子也不容易”的善意，那么给出了满分评价的阅卷组，显然面对着更大的争议。
在专家评价中，浙江作文阅卷组组长陈建新给出了“文字的老到和晦涩同在”“需要考生阅读大量书籍，而非背诵几条名人名言就行”的评语。
这似乎是将《生活在树上》视为某种脱离了套路的范文案例。
然而与之相对的是，更多网友反而展现出了“明年肯定一大堆考生模仿这种文风”的新担忧。
有不少人认为“可以给高分，但不能给满分”的理由，就是因为满分作文往往会成为后续几年里高考作文风格的隐性指导。
尽管陈建新在评语中不忘提到“其中的晦涩不希望同学们模仿”；
但大多亲身经历过高考的网友们，显然并不觉得这么一句轻飘飘的“免责声明”，就能完全抹除“满分作文”这个光环带来的影响。
毕竟在高考中出现所谓反套路的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并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像是2001年的那篇著名的《赤兔之死》，尽管已经过去将近20年，但对于高考作文的影响至今也很难说已经完全消失。
当时的作文题目是“诚信”。按照一般的操作，应该是篇中规中矩的议论文。
而南京考生蒋昕捷却以一篇古白话文的寓言故事，获得了阅卷老师们的欣赏。
这种“四大名著式文风”，现在看来可能已经成为了高考作文的选项之一，但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对于作文标准答案的突破。
甚至在《扬子晚报》作为满分范文刊登之后，还因为“过于出格”在社会上引起了一番激烈的争论。
人民网还开办了专栏，展示不同观点。
反对者觉得，因为不符合常规的作文要求，贸然给高分是对其他考生的不公平；
而支持者则觉得，这篇作文体现了考生的写作和阅读功底，完全符合“可造之才”这个标准。
双方对于该不该的高分这件事互相难以说服，但至少公认的事实是，《赤兔之死》对于当时千篇一律的应试作文来说，是颠覆性的。
而作者蒋昕捷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险些被应试教育埋没”的典型人才。
2001年高考满分作文《赤兔之死》作者。
在当时的争议中，工人日报曾经将《赤兔之死》看作是“素质教育受重视的信号”，谈到：
积习沉重的应试教育欲向素质教育转变，需要高考这个指挥棒的导引，现在这个指挥棒在蒋姓考生那里，在判卷者那里。
世上万题，答案种种，关键之处在于考生平时的功力。但是，当把作文变成八股，把作文的“中心思想”变成某种惟一的“标准答案”，把一段段的文章变成必须几步几步的“解题程序”时，表达思想的文章就“死”了。
然而没想到，《赤兔之死》的确成为了一个指挥棒，指向的却仅仅是“古文”的表象，而非对于套题式写作的否定。
在《赤兔之死》的争议过去之后，几乎每一届高考作文中，都会出现一大堆用文言文写作文的考试。
最夸张的要数2010年江苏的一篇作文《绿色生活》。
通篇生僻用词，不仅普通阅卷老师看不懂，连教古典文献的老师也有四五十个古字不认识，还专门回去查阅资料，光注释就写了满满4页。
如果说蒋昕捷写出《赤兔之死》，是源于他平时对于《三国》《水浒》的爱好；
那么后来的考生将作文越写越“古”，越写越拗口，则很难说不是将其当成了另一种已经在高考考场上证明可行的套路。
而“如何在不偏题的基础上，通过求偏求异博取阅卷老师的青睐”，也成为了不少高考生在作文上求高分的新晋目标。
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面对《生活在树上》的争议，几乎已经不再有人觉得它会是“促使考生拓宽阅读面”的契机。
曾对《赤兔之死》给予厚望的人们早已明白，在现有的作文评价标准下，任何的所谓打破僵化都只是换汤不换药。
甚至当一篇反套路的作文成为了被承认的范文之后，它本身也就被纳入了标准化套路的一部分。
03
在应试作文里谈文章好坏，
是掩耳盗铃
正如上文所说，绝大多数反对将《生活在树上》评为满分作文的人，一个主要的理由就是“会给之后的考生传递一种错误的示范”。
但也有人认为没那么严重，理由是这种文风很难模仿，“一般人很难有足够的知识积累驾驭这种方式”。
然而令人警惕之处也恰恰在于此：当一种写作方式难以靠正常的积累而完成，就更容易让考生寻求形式上的捷径。
毕竟，与其花上大量时间去啃成年人都未必看得进去的哲学著作，倒不如多背几个冷门的万能名句。
如果人们还能想起当年写高考作文时的心态，就很容易发现——
抛开“应试”这个大目的，去争论《生活在树上》到底算不算好文章，其实是有点可笑。
每一个经历过高考的人都知道，在考场上想要拿到高分，文章的逻辑性和可读性似乎总要排到后面，关键的反而是“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阅卷老师的心”。
正如一位网友形象的吐槽：“高中写作文就像在揣度一个透明人的脸色，只是我总也猜不准。”
而对于作文的一切训练，与其说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倒不如说是一场“读心大赛”。
要笔迹优美，要重点突出，要用优美的辞藻抓住阅卷老师的心。
有学校甚至颇有针对性地发明了“完形填空式写作法”：根据作文要求“量身定制”几篇模板，在考场上根据题目填上关键词，一篇作文就成型了。
《生活在树上》看似与一般的高考作文有所不同，但细究起来其实是一篇应试作文的“极致”之作。
一切生僻的用词、冷门的引用，都是为了高密度地展现自己的知识积累和阅读量。
就像这样。
虽然论证薄弱，但通篇都在强调“我的观点很辩证”；虽然很多高深词汇都让人觉得大可不必，但炫技式的“掉书袋”无疑精准地踩在了应试作文的点子上。
或许正因为《生活在树上》太符合“标准”了，才强烈地唤起了人们的不满情绪。
然而看明白这一点之后，针对这篇作文本身的评价似乎变得更加没有意义。
真实情况是，在应试作文的评价体系里，重要的只有符不符合阅卷标准、能不能拿高分。
人们煞有其是地谈立意、讲文采，试图从文章质量上得出它“配不配”成为满分作文的结论，也只不过是在掩耳盗铃。
毕竟当学生执着于把作文当成“触点得分”的宣传栏，我们很难从中看到真正的“写作”。
只要“老师想看什么我就给什么”的解题式写作依然在应试教育中大行其道，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炫技型选手，就永远不会消失。
而每一次网友对于类似话题的讨论，也似乎也更像是在替曾被应试作文“折磨”的自己提出一个迟来的问题——
如果套路式写作成为必然的结果，那我们的作文教育将要去往何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