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文典藏文/吴明亮

　　桐城，作为中部省份的一个县级市，无论是面积（1571平方公里）、人口（74.5万）还是经济总量（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452亿元），在全国县级城市中均属于中间档次，说高不高、说低不低，真正在全国叫得响的品牌，一是入选中学语文课本、需要学生学习掌握的“桐城派”，二是2016年春晚后火起来的“六尺巷”。

　　桐城文化作为一个地方区域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一样，是由文学、书画、曲艺、民间文化等等汇集起来的一个综合概念，其中所含甚多、包罗万象，但其显著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自身独特之处，笔者以为，一是桐城派，二是包含“六尺巷”故事里张、姚二家在内的桐城世家文化，所谓张姚马左方吴叶，七大世家，说桐城文化，就不得不说桐城派，不得不说世家文化。

　　那么，桐城派和桐城世家文化又是什么关系呢？如果把桐城文化看作是一个大的集合，这两者则是两个彼此相交的子集，桐城派核心人物基本都出自世家，如桐城派三祖中的方苞是“桂林方氏”，刘大櫆是“陈洲刘氏”，姚鼐是“麻溪姚氏”，其他桐城派大家如马其昶是“扶风马氏”，吴汝纶是“高甸吴氏”等，但是桐城派还包括非桐城籍的一些人士，如桐城派的分支——湘乡派的曾国藩、阳湖派的恽敬张惠言等，即便是在桐城本地，桐城派中也有不少寒族子弟。另一方面，世家中也有不少人物并不是桐城派，如早于桐城派产生即已出名的“桂林方氏”的方学渐方以智、“左宕左氏”的左光斗、“马埠吴氏”的吴檄等，一般认为，大名鼎鼎的父子宰相、“清河张氏”的张英张廷玉也不在桐城派内。

　　正是在以师生传授为主要形式的桐城派和以家庭传授为主要形式的世家文化的加持下，桐城在江淮大地上大放异彩，不仅走出了233名进士、793名举人（注），而且还走出了近20位院士、5000余名博士。这些顶尖人才的产生，表面上看源自教育的成功，那么教育又来自哪里？答案是文化。受益于桐城文化的熏陶，整个社会形成了崇师重教、尊重知识的良好风气。中国封建社会受儒家文化影响最大，各地大多尊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但只有桐城等少数地方是真正将“文化”作为血脉印记，刻画在骨子里，传承在基因中。

　　相较于桐城文化的灿烂辉煌，桐城经济却没有达到同等的高度，在全国甚至在安徽省内也没有取得相应的位次，2022年省内排名县域经济第16名。桐城文化似乎未能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甚至有怀疑，是不是桐城文化潜移默化带来消极因素，如礼让导致不思进取，知足以致小富即安等，从而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是不是这样？笔者用四个问题来回答这一个问题。

　　是不是桐城文化之过？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虽然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力，但二者之间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基础，所以从理论上说，是桐城一直没有发展壮大的经济基础，或者说，是没有真正对文化建设进行合理的投入，从而导致表象上看，桐城文化相应未能对经济发展形成有效的支持。“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发达地区，因为整体实力的支撑，包括文化在内的各项事业均得到长足发展，而且有趣的是，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对自身文化的发掘更充分、更彻底，如广东、福建、台湾等地对客家文化的传承和发扬。经济与文化，在这些地方同频共振、相得益彰。反观桐城，近些年来，除了结合上级资金建成了文和园、安徽中国桐城文博馆等项目外，真正自掏腰包、真金白银投入到文化事业上的，有多少？算得上大手笔的，就是孔城老街的开发，但由于所托非人等多种原因，现在反倒一言难尽、成了负担。文化对经济的反哺，是需要平台、需要载体的，如果连有效的载体都没有，又怎么指望文化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呢？这个板子，应该打在桐城的经济基础上，而不是打在桐城文化上。

　　是不是桐城文化没有助力经济发展？

　　我们既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妄自菲薄。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的分析具体的情况。桐城的第一县情就是，桐城是一个中部省份的一个普通的县。桐城既没有煤、石油、贵金属矿藏等资源优势，也没有沿海发达地区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具有先发优势，更重要的是，桐城哪怕在省内也没有紧邻中心大城市的区位优势，虽然桐城是安庆市所属首县，又纳入了合肥经济圈，但实际上处于“娘穷爹不管”的尴尬境地。分析2022年度安徽省经济10强县，第1至第3名肥西、肥东、长丰，第6名庐江、第9名巢湖，都是举全省之力发展的省会城市合肥的周边县；第4名天长、第8名当涂，为南京辐射县，受益于中心大城市的溢出效应，这些县几乎就是“躺赢”。桐城历任主官都有一个共识，即桐城发展唯一靠的就是人才，就是近20名院士、5000余名博士及大大小小、各行各业的人才。留在桐城本地发展的企业家们，“两头在外、全靠脑袋”，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在外发展的桐城籍成功人士，有不少心恋桑梓，以不同方式回报家乡，桐城近些年几乎所有大的招商引资项目，背后无不凝聚着杰出乡贤的鼎力相助。人才来自教育，教育源自文化。如果说人才是桐城经济发展最澎湃的动力，那么文化则是桐城经济发展最深厚的红利。

　　是不是桐城文化影响了经济发展？

　　开派初祖方苞为桐城派制定的家法是“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桐城派、桐城文化最尊崇的是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力行孔子所说的“礼”，桐城人无论从政、经商、务农等，都以谦虚恭敬、儒雅有礼为信条。这种思想是不是影响了企业家们发展经济的决心呢？我们说，有影响，但不大，反倒是丢掉了桐城文化的危害更大。企业第一法则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企业家们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摸爬滚打，他们对企业发展有着最敏感、最清楚的认知，该扩大时扩大，该收缩时收缩，该转方向时转方向，他们对企业发展最有发言权，也具有当仁不让的决定权，企业的未来，最重要的不是别人以为，而是他们以为，任何外力都不应当企图剥夺这种权力。从桐城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发展史看，市场如大浪淘沙、优胜劣汰，我们看到一些桐城老一辈企业家们兢兢业业，勤劳、诚信、谦逊，几十年如一日为桐城经济发展做着或大或小的贡献，反倒是一些丢掉了桐城家法、丢掉了儒家思想的企业家们，忘记了自己来自哪里、姓甚名谁，虽然风光一时，却最终或失信跑路，或退市破产，甚至锒铛入狱，给桐城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破坏和长久的负面效应。到底是谁影响了经济发展，答案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