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离成功很远,离幸福很近,所以《奇迹》通向的是幸福。
春节档过去了一个多月,市场的硝烟味儿散了,可以好好聊片子了。
虽然每年春节档都号称“史上最强”,但平日大盘持续低迷,今年春节档确实像“全村的希望”,全行业一起端上了一桌大菜,战争、喜剧、爱情要啥有啥。
不过各式各样的菜品中,我最关注的反而是看似春节档鲜见的现实题材《奇迹·笨小孩》(简称《奇迹》)。
原因很简单——导演文牧野。
这位中国最受期待的青年导演(可以不加之一),不仅功力了得,还相当爱惜羽毛。《我不是药神》后,除了执导《我和我的祖国》的《护航》单元,其余时间都在做田野调查、写剧本。
今年,第二部长片与观众见面。
结果,不负众望。
人物群像、叙事功力、类型创作都还在,文牧野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准。
但《奇迹》从何而来,两部作品中导演的变与不变,电影本身的小巧思,留下了不小的讨论空间。所以趁新片还没开机,烹小鲜(pengxx01)对话文牧野。
银幕内外的疑问,文牧野都给出了答案。
2020年末,文牧野开始筹备《奇迹》。
作为业内有名的“手艺人”,他的宗旨一直是慢工出细活。《我不是药神》光剧本,他就足足打磨了两年半。
但《奇迹》从剧本到拍摄到后期,只有一年时间。不仅考验基本功,对导演的创作习惯也是一次挑战。
文牧野在《奇迹》片场 / 图自受访者
不过时间再紧,准备工作也不能马虎。开拍前,文牧野花大时间到深圳采风,搜集了不少的人物故事。
之后的创作中,这些积累意义非凡。
首先,是增强了创作的信心。
田野调查期间,文牧野发现东莞、惠州等城市,周一到周五街上根本没人,像是空城。但一到周末,打工人才有时间出来逛逛,找一丝生活的感觉。
这份追求幸福的热忱,打动了导演,也给电影提供了能量。
其次,是找准了主角景浩(易烊千玺饰)的设定、前史及行业。
文牧野透露:“采访、调查时,我们接触过一个年轻人,23岁到深圳,做电子垃圾回收,也就是合法炼金。深入了解后发现他的父母都是患病的拾荒者。我们以他的经历切入,并融合了其他故事与戏剧想象,创造了景浩。”
所以片中景浩所处的手机维修行业、只有妹妹相依为命的残缺家庭,大多来自深圳的现实世界。没有特定的原型,反倒让景浩有“泛底层”的特质,揉杂了大量普通人的影子。
“现实”“普通”是文牧野的长期追求。哪怕题为《奇迹》,他也不希望把概念做大,而是将镜头对准小人物:“深圳是奇迹的前提,肯定是深圳的打工人都是个体的奇迹。”
定好了调,“电子厂七人组”几位最普通的小人物纷至沓来,并起到了三重作用。
《奇迹》海报 / 图自豆瓣
第一重,是展示景浩,并在创业过程中完成自我救赎。
“我选择的这些人,都是刻板印象里被淘汰的人,可以加引号说‘废人’。比如汪春梅(齐溪饰)耳朵不好使,还在跟之前的雇主打官司;比如张龙豪(公磊饰)是劳改犯;比如网吧大神(许君聪、王宁饰)是已经放弃自己的闲人;比如老钟头儿(巩金国饰)是脾气暴躁的80岁老爷子。
这些所谓的‘废人’虽然被社会边缘化了,但他们在和主角创业时,不仅通过努力,让手机变废为宝,人物也在过程中‘变废为宝’。”文牧野介绍。
第二重,是补齐景浩和妹妹景彤(陈哈琳饰)的家庭。
整体破碎,但为了“留下”身边唯一的至亲,从而走上“逆袭”道路,是贯穿文牧野两部长片的特质。
这份作者性表达,来自导演对“家人”这个概念的理解。
在他看来,人生在行进过程中,同行者必不可少。亲情概念上,家人可能陪你走很远,但有时也不尽然,反而是社会关系中碰到的异姓家人,可能会同行更久。
因此,《奇迹》除了是创业故事,也是一对孤儿找到异姓家人的故事。
为了把这份特殊的亲情做好,写人物时,文牧野特意给“电子厂七人组”安排了不同的家庭定位。比如老钟头儿是家里的爷爷,张龙豪是舅舅,汪春梅是小姨,网吧大神是两个不靠谱的堂哥等等……
《奇迹》剧照 / 图自受访者
在不同身份的加持下,《奇迹》的主角和群像,既是活在社会的小人物,也是底色温暖的普通人。
由他们谱写的逆袭故事,观众的感受自然更强烈。
聊完“电子厂七人组”的正面作用,文牧野又提到了他们的“反面”使命。
剧情前期,因为各自的问题和缺陷,几人给景浩的创业增加了阻力,起到类似“反派”的作用。
但纵观全片,《奇迹》因为献礼电影的属性,不能有一以贯之的反面人物,为此,文牧野想了个新概念——生活是最大的“反派”。
片中,从家庭破碎的前史,到患病的妹妹,到大环境的崩坏,到甲方的压力,到偷手机的违法分子,再到恶劣的天气……
导演将生活的种种不利,掰开揉碎了之后,逐一砸在景浩身上,组成了非常规意义的“反派”。
《奇迹》剧照 / 图自受访者
类型片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主角和“反派”的对抗,一直是推进主线的支柱。类型上接近盗匪电影的《药神》,周一围饰演的警察曹斌,便站在“罪犯”程勇的对立面,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但文牧野在《奇迹》中,用一种自然、细水长流的设计,将传统的“对立人物”碎片化,效果还不错。所谓类型片创新,也暗藏其中。
然而,没有贯穿始终的对立人物,不仅需要填充大量细节,才能撑起故事。对叙事的影响也不小。
这就涉及到文牧野的第二个创新——在A故事被迫持续下滑时,增强B故事的比重,互相支撑剧情向前。
所谓A、B故事,是三幕式电影的剧本创作方法。A故事是主线故事;B故事是主角的情感故事,作用通常是为主角的思想转变做铺垫。
按常理,B故事是A故事的辅助,类型片的叙事结构是前半段A故事“上升”,后半段A故事“下滑”,并走向结局。
但文牧野面对的问题是,没有持续性“反派”,电影后半段A故事的下滑,不是主角和“反派”的对决,而是以间歇性或者点状存在,矛盾冲突力度不够。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文牧野放大了B故事兄妹亲情的比重:片中刘恒志的婚礼,是电影的中段。从那之后,兄妹的情感戏增加了,B故事开始支撑观众对A故事下滑的注意力。所以其实是在电影框架上想出的策略,否则后半段很容易空。”
《奇迹》剧照 / 图自受访者
这套打破类型片“黄金定律”的创作方法,收效甚佳。尤其是片中景浩和景彤深夜在厂房互动,探讨生死的那场戏,不仅把A故事的下滑守住了,还打动了全片情感的另一个高潮,让亲情成了电影的另一母题。
但这场戏的作用,远非表现兄妹间的情感而已。
文牧野回忆:“在一个破败,满天飞蚊子的集装箱里,哥哥给妹妹上花露水,两人正玩的很开心,妹妹突然趴在哥哥胸前喘了几口气,问他我会不会死?
当一个六岁半的孩子开始探讨死亡时,带来的感受早已超脱纯粹的兄妹情感。”
诚然,这份带动灵魂震动,或人性思考的桥段,让《奇迹》在现实表达上延续了《药神》的深度。
成功“借力打力”,也证明了导演对类型创作的把控力与熟练度。
所以哪怕仅从类型创作的变与不变出发,文牧野已经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
《奇迹》结尾,“电子厂七人组”的每个人都获得了世俗的成功,颇具理想主义色彩。
但文牧野却说,相比成功,他们的结局,其实是指向幸福:“成功是一个高大上的事情,离生活更远。但是幸福很近,我们在追逐幸福的过程中,如果能达到成功,那也是幸福的附加值,而幸福则不一定是成功的附加值。”
如此看来,更贴近现实、更有现实价值的“幸福”,似乎是《奇迹》想表达的核心。
文牧野为此付出的努力,也算一场“奇迹”。
注:全文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