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理朔尔茨顺利结束第二次访华之旅。作为今年首位访华的西方大国领导人，朔尔茨此行备受关注。综合来看，至少有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对此次访华之重视。与第一次不足24小时的旋风式行程相比，朔尔茨的此次中国之行为期三天，法德媒体均称朔尔茨“从未对一国进行如此长时间的访问”。此外，此访有三位部长随行，这也是德国政治中不多见的。以上安排无疑释放了强烈信号：此次中国之行对德国有重要意义。

　　二是深化合作决心之坚定。虽然面临来自一些西方国家及德国国内不同政见党派的压力，但朔尔茨在上任之初就公开声明，将在任期内延续默克尔的对华政策。2022年，朔尔茨成为新冠疫情发生后首位访华的欧盟国家领导人，并在访问期间明确反对和中国经济脱钩断链。时隔两年，国际社会与德国国内形势愈加复杂，但德国“经贸先行”的务实风格一以贯之。

　　这在访问城市的选择上就可见一斑：朔尔茨此行访问首站为重庆，而重庆不仅是汽车、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等领域的知名德企在中国的落户地，更是联通中欧的铁路大动脉“渝新欧铁路”的起点，终点正是德国第一大港杜伊斯堡港。有德国媒体形容此次访华的合作气氛甚浓，“几乎回到了默克尔时期”。

　　三是大国政治对党派政治之超越。从代表团成员看，与朔尔茨同行的部长级政府官员分别是环境部长莱姆克（绿党）、交通部长维辛（自民党）和农业部长厄兹德米尔（绿党）。

　　在德国本届“红绿灯”联盟政府中，三位部长所处党派与朔尔茨（社民党）不同，但都是对华合作的积极支持派：2023年环境部长莱姆克在多个场合明确赞扬中国对气候变化做出的贡献，并希望加强与中国的相关合作；交通部长维辛主张反对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同时在数字通信议题上反对拆除华为5G产品；农业部长厄兹德米尔近年来致力于推动重启对中国的生猪出口合作，以缓解德国国内农业市场的压力。

　　须知，自2017年联邦议院大选以来，德国国内政党格局碎片化严重影响了德国政府的行政效率与对内对外政策的连贯性。本届联邦政府组阁之初，与朔尔茨所在的社民党相比，绿党、自民党在对华议题上持强硬态度，各党派在诸多议题上立场不一。但随着近年来地缘冲突、市场波动等不稳定因素使德国国内经济政治发展频频受阻，大国政治超越党派政治的趋势开始显现。

　　有趣的是，虽然经贸合作是此行的重要议题，亦有包括梅赛德斯、拜尔等德国重要企业组成的商业代表团随行，但对华一向持强硬态度的联邦经济部长（绿党）与外交部长（绿党）并未出现在代表团名单中。

　　在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的国际背景下，朔尔茨政府明确释放合作信号，中德两国坚定深化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多领域的相向而行，体现了两国合作的韧性与巨大发展潜力——

　　一方面，经贸合作仍是中德关系的压舱石。尽管美西方国家大力鼓吹所谓“去风险”，但从数据上看，2023年，中德贸易额达2531亿欧元，中国已连续八年成为德国在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德国经济研究所一项调查显示，2023年德国对华直接投资总额高达119亿欧元，对华投资占德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例扩大至10.3%，同比增长超过4%，达到了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德国国内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2024年经济增长预计仅为0.2%。国内外发展趋势的鲜明对比，进一步凸显了中德经贸合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另一方面，与一些西方国家不同，2023年德国出台的“中国战略”虽以“去风险”为焦点，但明确表示“接受与中国的竞争”，并强调公平竞争规则的重要性——无论拒绝追随美国禁售华为的决定，还是朔尔茨此次访华中“德国市场欢迎中国汽车”的表态，都印证了这一点。

　　从国家层面，中德两国打破零和博弈的竞争叙事，无疑将为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相处探索出一条具有启示意义的互动之路。从企业层面，德国业界虽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较为审慎，但向来看好中国市场，尤其是近年来中国数字化变革持续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迅速发展，最大的风险已经成为“因不在中国发展而失去全球竞争力”。

　　同样需要关注的是，朔尔茨在行前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视频通话，发出了“重新平衡”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的共同呼吁，并认为这将“刺激欧洲的竞争力”；而在更大范围而言，行程安排在2024年G7峰会召开前，这意味着朔尔茨此次访华之行可能为中国带来新的国际合作机遇，拓宽合作面，激发新潜能。

　　撰文：周冰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