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民们涌入赫达亚特书店——柏林繁忙的康德大街上的一处伊朗文化中心——品尝藏红花柠檬水和粘稠的开心果蛋糕，阅读波斯诗歌，批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但以色列对该政权及其核计划的打击，在德国30万之众的伊朗社群中制造了裂痕，暴露出他们对伊朗未来的种种希望与恐惧。

　　一位六年前来到柏林的年轻女性表示，袭击让她对政权垮台充满乐观。但在赫达亚特咖啡馆与她讨论袭击事件的一位朋友却不认同。

　　“我当然不是政权的朋友，但我对以色列的侵略能带来任何好处几乎不抱希望。”29岁的建筑学研究生萨哈尔·穆罕默迪说道。

　　德国的伊朗社群是欧洲规模最大的，其成员中许多人希望伊斯兰政权最终崩塌，但也有人担忧平民伤亡加剧、政权幸存后的镇压性反弹，以及政权倒台后可能爆发的内战。

　　这种矛盾心理与2022年形成鲜明对比。当时，8万人在德国首都集会，抗议22岁的玛莎·阿米尼在伊朗警方拘留期间死亡——这是当时伊朗境外最大规模的同类抗议活动。如今，流散群体中已无此般统一的焦点。

　　“你大致要设想存在三个群体，”哥本哈根大学法学教授埃布拉希姆·阿夫萨解释道，“少数派支持政权……有人敌视政权但不愿看到祖国遭袭……还有第三类群体，他们视自己或多或少与以色列立场一致，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拥有德国母亲和伊朗父亲的阿夫萨补充道：“如果你问我，第三种立场在逻辑上最具说服力。”

　　当以色列袭击导致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及伊斯兰革命卫队领导人丧生时，许多流亡的伊朗人欢呼雀跃。政权对以色列连番袭击的疲软反应也令人欣喜。

　　另一些人则害怕家人可能成为附带受害者。有人表示难以想象空袭会落到德黑兰。赫达亚特书店的一位女士说，以色列轰炸20个月后加沙地带的残破景象一直烙印在她的脑海中，这让她质疑以色列对其出生地的计划。

　　另一位柏林伊朗侨民法蒂玛·莫赫塔里，6月13日凌晨5点被德黑兰姐姐的短信吵醒，说一家人都没事。这位37岁的建筑师兼室内设计师找不到关于以色列轰炸程度的新闻，并开始恐慌。

　　整个周末她都在给父母和兄弟姐妹发短信，同时强迫症般地刷新一个提供袭击消息的Telegram频道。她时而哭泣，时而靠暴食冰淇淋缓解压力。

　　6月15日晚上，她和十几位情绪疲惫的朋友聚集在一家汉堡餐厅的大桌旁，战争是唯一的话题。

　　“只要这个政权掌权，这样的事迟早会发生，”已举家离开德黑兰迁往乡下的莫赫塔里说，“袭击开始时人们既兴奋又恐惧。但随时间推移，我越发感到害怕。”

　　出生于伊朗父母、现任汉堡州议会议员的丹尼尔·伊尔哈尼普尔指出，矛盾情感可在同一个人身上共存。“有时你会在一分钟内经历所有情绪循环——忧虑、恐惧、愤怒、希望。”

　　伊尔哈尼普尔认为，这个几乎丧失公众支持且暴露虚弱的政权可能会垮台。他表示西方可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通过向领导人提供外交退路来稳固伊斯兰共和国。

　　“要么政权垮台，要么它将对其国内敌人——所有渴望自由民主的伊朗人——实施可怕报复，”他说，“而无论如何终将走向战争。”

　　在赫达亚特书店，三位朋友表示花了些时间才习惯在公共场所讨论政治，因为在伊朗这样做可能是致命的。伊朗作家阿巴斯·马鲁菲于1996年被捕、被禁止出版后逃离伊朗，随后创办了该书店。他的女儿迈赫根·马鲁菲在父亲2022年去世后接管书店。这里是新抵达侨民和流亡者的首要落脚点之一。

　　有迹象表明，流散群体正围绕这场正在进行的战争进行动员。穆罕默迪将其中一派描述为左翼人士：反对政权，批评以色列袭击，且不信任伊朗最后一位君主之子礼萨·巴列维的支持者。

　　穆罕默迪称，6月15日她曾与约二三十名这类政权反对者在舍内贝格区的波斯餐厅小豆蔻咖啡馆集会。周二晚在赫达亚特书店聚会时，她和与会者正计划参加一场以"对战争说不，从巴勒斯坦到伊朗"为口号的抗议活动。

　　离开赫达亚特前，她展示了项链上的黄金吊坠：一枚微缩伊朗地图。

　　“每个伊朗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但民族主义对我们意义迥异，”穆罕默迪说，“它不是侵略性的，它只是意味着我们在受到攻击时誓死捍卫我们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