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亿中国人,再次迎来改变命运的契机!

9亿中国人,再次迎来改变命运的契机!
2019年10月10日 15:33 新浪网 作者 功夫财经

9亿中国人,再次迎来改变命运的契机!

农村曾经是改革开放起步的热土,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包围城市”。

八十年代“万元户”最初出现就是在农村,而且很长时间里是农民的专利。

今天回顾中国农村数十年兴衰变迁,想要说的是:“农村穷”“农村保守落后”或许是事实,但不是不可扭转的命运。

农村贫困、农村保守、农村观念落后……市民对农村的印象已经根深蒂固——城市象征着未来,农村是落后于时代的倒影。但,这并不是全部真相,农村曾经是改革开放起步的热土,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包围城市”。

农民能人的时代

“小岗村的故事”已经听得耳朵磨出了茧子,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十八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着极大的风险搞联产承包制,开启了农村改革的大门。其实,远在千里之外的天津滨海盐碱地,一群穷得打光棍的农民,胆子更大——他们要开钢厂。

1977年,大邱庄的禹作敏再次当选大队支书,他承诺要让全村250个光棍取到媳妇。这个村庄大片的盐碱地是荒芜到了饥渴的程度,地上的人也是。

禹作敏把这座村庄的出路定在了钢铁产业上,在外人看来纯属异想天开。钢铁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最为重视的时代。

就算这穷乡僻壤没人管,设备、技术怎么来呢?禹作敏用了村里的一位“能人”刘万全,此人是天津一冶炼厂设备科副科长,因“历史问题”被下放到大邱庄。用这样的人,需要一点勇气,禹作敏最不缺的就是胆大。

1978年,大邱庄冷轧带钢厂正式投产。投资15万,10万是集资,5万是禹作敏借来的。当年即全部收回投资,并盈利30多万元。

好日子没过几天,麻烦来了。冷轧厂的原料来源“灰色”,惹了麻烦。1981年,天津市委派调查组来大邱庄追究轧钢厂与国营企业争原料问题。

今天企业之间的竞争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当年可不是那么简单。区区村企和国企争夺原料,有严重的政治风险。面对官方压力,禹作敏居然正面硬杠,组织村民与之抗争,令清查工作不了了之,这才保住了钢厂。

七八十年代的社队制农村是政府管制的隙地,禹作敏这样的人物身兼两种角色——既是政权的基层干部,又是民间的乡村精英。后来被称之为乡镇企业的社队企业为农村带来了财富,也让这些“能人”有了用武之地,游离于计划之外的经济活动在农村蓬勃生长。

禹作敏正在和市委调查组周旋时,另一位农民的事业登上了《人民日报》二版头条——这是普通中国人可以获得的“最高待遇”,但这不是为了表彰,而是掀起了一场大争论。

走在悬崖凌空的钢丝绳上

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的调查报告,并以“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为总标题,开辟了一个专栏,进行了为时三个月的讨论。

今天回顾这一事件,看起来多少有些荒唐。陈志雄是广东肇庆的普通农民,1979年,他与妻子开始承包集体鱼塘养鱼。鱼塘收益不错,他家就把临近几个生产队的鱼塘也承包下来了,最终把规模扩大到将近500亩。

单靠自家人显然是干不下来了,雇了五个固定工和若干临时工,这就踩到了雷线。私人雇工在建国后多次被严厉打击,销声匿迹多年。随着城市个体户兴起,1980年中央75号文件再次强调:“不准雇工”。《人民日报》对陈志雄的报道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局面:一个广东农民VS国家最高政策。

9亿中国人,再次迎来改变命运的契机!

陈志雄恐怕不会想到,他接待的记者和高校调查者时,恐怕想不到最终会是这样的“高规格”。现在,他的命运已经不由他掌握。

八十年代之所以被很多人怀念,就是这种讨论的风气。放在此前任何时期,陈志雄的结局都是悄无声息的悲剧。从来都是,有人能干事、有人敢干事,还有人不让别人干——这个品种向来丰富。而1981年最珍贵的是,有人保护干事的人。

历时三个月,二三十篇文章的评议,至少没有整齐划一地高喊打倒,留出了讨论的空间。

关键性的支持意想不到,经济学家林子力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了一条注释和一个算例,得出了雇佣八人以不算剥削的结论。这一“理论依据”最终形成了一条著名的政策“七上八下”,即雇佣八人以下不算剥削,被写进了1981年7月1日国务院的一项政策规定中,其意义在于五十年代后政府第一次承认了私人雇佣的合法性。当时人们没有意识到,这是打开了私营企业重返经济活动的门缝。

1982年底,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在一次专业户座谈会上表示,鼓励承包鱼塘获得高产量、高收入的做法,指出“万元户不算富,富了还要富”。这次讲话是陈志雄事件的最后定论,致富的原罪被彻底洗净了。

今天很多人依稀记得“万元户”这个称谓,这是八十年代初富裕的代称。但是,大部分人已经忘记了,“万元户”的最初出现就是在农村,而且很长时间里是农民的专利——当时工人月收入三十元左右,家庭年收入万元遥遥无期。但是,禹作敏的社队企业、陈志雄的鱼塘,源源不断地创造着财富,滋润着这个饱受贫穷折磨的国家。

中国农村并不是注定要贫困的,中国农民也不是天生就是贫穷的,八十年代的农村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代,遗憾的是,这个时代没有持续下去。

走进困境

1985年,农村完成了“撤社建乡”,乡镇政府的“六套班子”和代表上级政府部门的“七所八站”应运而生。

刚刚进入经济快车道的中国农村,就面对了一轮政府机构膨胀。撤社建乡之初,建制乡数量达到8.3万之巨,已经臃肿不堪。不得不在建的同时开始撤,几经撤并至1988年减少到4.5万左右。

即便如此,“吃财政饭”的人员数量增长还是难以遏制,最终达到了1280万人(不含编外),增加了大约500多万人。

养人的钱大部分是由农民负担的,“四十个农民养一个公务员”的说法就是当时流行起来的。

撤社建乡时的基层财政安排是“三提五统”由乡镇政府直接向农民征收(原来由生产队集体征收缴纳),作为乡镇政府的行政费用的重要来源。

政府规模扩大的同时,职能也大为加强。原来游离于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社队企业转为乡镇企业,呈现了国企化的趋势,大部分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开始下降。

乡镇一级政府主导以类国企的方式发展较好的是苏南模式,与以私营家庭工厂为主的温州模式歧路并行。

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各级政府出现了财权与事责分离,基层的县乡政府的事责重而财权轻。

农村的教育、基建等支出主要是县乡一级政府负担,但是优质的税源如工业税、商业类税收都归上级政府征收,农业税成为基层政府直接掌握的为数不多的财政收入来源。

税制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基层政府的作为模式,乡镇企业不再担当财政的主要收入,也就失去了基层政府的青睐。几轮强化土地管理和财税整顿中,乡镇企业受到重创。

在稍后的“国企改革”大潮中,少量乡镇企业成功实现私有化,但是也走出了农村,追随着新的资源增长去了城市。这就是苏南模式的结局。

温州模式倒是没有什么影响,奠定了后来浙江经济的基本形态。绝大部分边缘化的乡镇企业彻底消亡,中国农村的初级工业化再一次胎死腹中。

9亿中国人,再次迎来改变命运的契机!

农业本身的状态也并不理想。九十年代中国城市加速了市场化的步伐,同时代的农村却重新被计划了。

土地政策收紧不只是冲击了乡镇企业,对农业本身的影响也很大。种植品种、种植规模、农业设施统统被管得死死的。被管死的生产要素配置、价格限制再加补贴政策,只能维持农业经济低水平的运作。

富裕起来的城市对农副产品的需求增加,并没有给农村带来商机。工业消亡,农业停滞,农村的财富增长就此止步,而沉重的农业税负又把人口挤出了农村。

中国改革开放的后半段,中国农村做出的贡献不再是政策突破、财富增长,而是劳动力输出。

1992年的第一季度,仅从深圳汇往全国各地的汇款单,就有近140万张,共计7.03亿元人民币,人头攒动的汇款者中大部分都是打工仔。农民工微薄的工资背后,是数倍、十数倍城市财富的增长。

这一时期,“农村人穷”取代了“村里都是万元户”的印象,这是一次财富增长的逆转。1993年,“天下第一庄”大邱庄倾覆,禹作敏锒铛入狱。这是一个时代的落幕。

结语:新的希望

2006年中国正式宣布废除农业税,数千年来农民承担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仅从财政角度看,这一举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

全国农业税总额只有区区六百亿,只占财政收入的0.05%,而且征收成本极高。但是,此举象征了反哺农村的时代到来,这一点意义重大。

接下去的十年是社会各界重振乡村的尝试,政府提供了上万亿的补贴,下了血本。从电器下乡到电商下乡,从董明珠到马云,中国几代企业和企业家都把目光投向了城市。中国农村的面貌也开始发生了改变,环境改善、基建升级、公共服务能力提升,成就有目共睹。这应该是中国农村新的起点。

9亿中国人,再次迎来改变命运的契机!

令人欣慰的是,变化正在发生。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政策壁垒正在变“薄”,2018年以来各地降低户籍门槛明显加速,大有竞争的趋势。包括青岛、宁波等二线发达城市也出现在放宽落户限制的名单上。

这不是对农村的利空,相反,这是对城乡一体化的促进。中国的农村发展不能寄希望于户籍壁垒强行留人,不能指望城市和农村的楚河汉界。城乡之间解消界限,彼此融入,实现市场的无缝对接、人口和资本的流通,这才是农村未来的出路。

实现这一前景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土地产权、推动农村土地要素释放出资产价值。因此,农村宅基地政策的变化备受瞩目。土地确权到进入市场,这一领域的试水方向已经很明显。

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大量宅基地事实上已经进入抛荒闲置的状态,这是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农村宅基地作为中国最大的建设用地潜在资源,如何有序、合理地发挥其作用,将是未来中国农村吸引投资、引入产业的关键因素。这一政策领域的稳步推进,让人看到了一片充满希望的天地。

今天回顾中国农村数十年兴衰变迁,想要说的是:“农村穷”“农村保守落后”或许是事实,但不是不可扭转的命运。

我们要牢记:中国农村曾经是改革开放的热土,中国农民曾经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自己赢得过财富和尊严。今天的重振乡村,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要给农村发展一片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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