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老师
中国有大量中小企业的利润率仅有个位数，对它们而言，延长假期就是沉重的负担。
在恐惧挟持下，很多人主张格外严厉的管控，却忽略了代价。
一旦出现倒闭潮，最终倒霉的还是普通民众。疫情越是严峻，越要避免其他无谓的损失。
正在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以下称新冠肺炎）对经济影响有多大？论者常以2003年的非典疫情作参考。
非典肆虐的2003年二季度，中国GDP增 速比上一季度放慢1.5个百分点，仍高达9.1%，全年经济增速10%。因此很多人以为，今年疫情再厉害，对经济的影响也有限。不过考察具体情况，会发现两次疫情有很大不同。
『新冠肺炎疫情伤害经济甚于非典』
新冠肺炎来势汹汹，幸好在致死率方面，不像非典那样可怕。
截至1月30日24时，新冠肺炎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692例，累计死亡病例213例，死亡率是2.19%，2003年非典的死亡率将近10%。治疗非典需使用大量激素，患者痊愈之后，身体机能也受到很大损害。
就目前来看，治疗新冠肺炎使用的激素量小（有些使用常规治疗），后遗症也要小得多。这些都值得庆幸。
但是新冠肺炎的传染性似乎更强。据广东省疾控中心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病毒的R值为2.90和2.92，意思是平均每个新冠病毒患者（携带者）传染近3个人；非典的R值只有1.77和1.85。因为极强的传染性，使得今年疫情防控力度极大，很多防控措施堪称史无前例。
最重大的决策，是疫情严重的武汉“封城”——对上千万人口的城市，进不来也出不去，交通几乎完全阻断，这在战争时期都没出现过。
“封城”期间，在武汉生活的九百万市民，还需要吃饭和必要的出门办事。家中物资用完，需要出门购买；商家物资卖完，需要从外往里运送资源，都需要政府协调。
▲武汉市上市公司名单（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
除了武汉，湖北周边还有多个城市也“封城”了。全国大量航班和列车取消，全国很多省市甚至县城乡镇都在封关设卡。这种反应程度是非典时期所没有的。当时没有哪个城市的公共交通停摆，最重大的应对是消毒和检查体温。当时除了大型活动和公众性集会取消，大部分生产生活都没有受影响。
2003年非典时期，五一黄金周取消，除了零售、旅游、餐饮、电影等行业受影响，绝大多数生产行业（尤其制造业）都正常进行。劳动者不是在百无聊赖中度日，而是以实实在在的财富创造，抵消经济的损失。
今年疫情发生在春节，假期经济受影响更大。大量企业无法在春节之后正常复工。对上下游环节高度依赖的企业，可能蒙受重大损失。最近就有家禽企业告急，由于交通阻滞、假期延长，农场饲料即将告急。一旦“断粮”，损失重大。
各省陆续颁发通知延长假期，并禁止加班，而企业工资和社保支出却没有变。中国有大量中小企业的利润率仅有个位数，对它们而言，延长假期就是沉重的负担。
『要防疫，也要重视生产』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防疫体系一旦动员起来，远比疫情跑得快。对防疫来说是好事，但在恐惧挟持下，很多人主张格外严厉的管控，却忽略了代价——或者说，对于他人承受的代价不以为然。
很多人主张对正常市场现象采取管制措施。比如说，口罩抢购一空，防护物资奇缺，价格上涨。很多人就把涨价归咎于商人，全然不顾商人是生产性力量的事实。
当前非常时期，防控疫情是重中之重。全面“封城”、禁绝交通，诚然利于防疫，但也会造成巨大损失。这种损失不只是经济上，也包括生命威胁。冬春是疾病的高发季节，困在城市孤岛里的市民，尤其是老人，他们面临的威胁最大。一旦物资供应不足，遇到疾病和危险，就会有现实的危险。
最近两天，湖北黄冈就发生17岁脑瘫儿因在家隔离6天被饿死的惨事。一旦大面积“封城”，类似人道悲剧难免不再上演。
防控疫情的同时，也要重视经济。经济就是生产，是人们自保互助最主要的力量来源。口罩防护服需要生产，日常生活的粮食肉类和蔬菜，也需要供给充足。
就连看似无关紧要的电视娱乐节目，也是生活资源的一部分——减少外出的日子里，人们对电视娱乐有更大需求。前段时间，广电总局下令减少娱乐性节目播出，看似在关注疫情，其实也是破坏生产性活动。
『防控疫情，经济举措要慎重』
病毒代际传播中，毒性会降低；大规模隔断措施会起效果，疫情大规模爆发的可能性在降低。恐慌流布以后，真正值得恐惧的事情，已经不会发生。
对于经济生活里的管制之害，人们需要有清楚的认识，才会主动调整。当前疫情形势下，有几个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
“封城”应当格外慎重
对武汉以外的城市，再有“封城”这样极端建议，应当格外慎重。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四十多年，事关民生的资源调配，都由无数人员和商业机构在负责。
他们是遍布街巷的超市、小卖铺、维修工、送货员、快递员。一旦城市管制，这些毛细血管般的流通阻塞，取而代之的是粗枝大叶的管理。资源调配由政府统筹，就很难兼顾个体需求。
武汉一个城市封城，全国各地还能驰援，勉强保证供应充足；一旦“封城”被视为防疫法宝，其他城市效仿，生产纷纷停顿，安心“宅”在家里就没那么容易了。
不要以“哄抬物价”的名义打击商家
疫情恐慌下，许多商品价格上涨——其实这不是商家在“哄抬”物价，而是购买者的抢购，把价格“哄抬”了起来。
疫情发生之后，价格上涨不是坏事，它可以甄别真正急需者，并向外界传达商品匮乏的信息。价格上涨意味着生产者能赚钱，商家受到激励，加紧生产，他们敢于投入大量资源，以数倍工资引导工人返工。
任何道德的呼吁，其激励作用，都比不过实实在在的金钱奖赏。疫情当前，商家和工人冒着风险返工工作，他们获得消费者奖赏，难道不应该吗？
前段时间，有人在网上呼吁：在网上购买口罩时，遇到敢涨价的商家，就点“举报”。此举赢得了许多网友响应——这就是典型的“愚蠢的正义感”，损人而不利己。
买完口罩再举报，无非是想促成两种后果：商家被封店，其他人再也买不到口罩；商家不敢再涨价，由于无法获利，也就没有进货的激励。
厂家收不到价格信号和利益刺激，就不会加班赶工，努力生产。举报不能使口罩增加，只能使口罩更加匮乏。这样愚蠢的举动，还是少一些才好。
减轻企业负担
最后，要重视减轻企业负担，防止经济震荡。疫情发生之后，大量企业停工，员工享受着假期延长的福利。福利的背后，是企业在承受在刚性支出。
工资、社保和税收照交不误，对大量中小企业来说，可能就是生死一线。这个时候应当体谅企业，给企业减负。
前两天，上海人社局表示：延长的春节假期属于休息日，企业提前复工要给双倍工资，在家办公也不例外。这就是“政府请客，企业买单”，慨他人之慷。
疫情当前，政府要多考虑减少税收，减轻税费，避免大量企业在这次危机中倒闭。一旦出现倒闭潮，最终倒霉的还是普通民众。疫情越是严峻，越要避免其他无谓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