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护士与湖北人，不得入内”|疫情|拍卖|社区

　　■文|关不羽

　　当我们纵容一种正当权利被践踏时，后果总是不正义的。

　　只有“处理”，没有“治理”，最终的结果就是混乱。

　　中国社区治理的混乱局面，要从制度层面找原因，而不是奢谈道德、国民性之类的“大词”。

　　一场疫情，是对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考验，疫情期间，出现了很多争议现象，最近发生在河南南阳的禁止租住在该小区的护士回去，将争议推向了高潮。

　　『谁有权禁止护士回家？』

　　中国很多现实问题有一个共性：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

　　河南南阳某社区在对抗疫情时期，居然以多数业主决定的理由禁止租住在该小区内的护士回家，让人大跌眼镜。

　　这样的小区，我觉得应该在大门上挂个匾“瘟神之家”了，但是，仅仅是官媒到民间一片批评声，强调医护人员在抗议中的贡献，是不够的。侵犯了租客的正当权利才是问题的根本，遗憾的是，我们还是习惯性地把权利纠纷套上道德话语去解决，却从不正视：侵犯他人合法权利本身就是不道德、不合法的。

　　社区阻拦返乡回城的租客进入，性质又有什么不同呢？却是一片点赞。

　　更不可思议的，是社区人员带人把人家房门钉上板子、贴上封条，竟然成了“社区防疫”的成绩。

　　防疫不是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借口，作为租户的正当权利对“湖北佬”和护士妹妹都是一样的。当我们纵容一种正当权利被践踏时，后果总是不正义的。从禁止湖北佬回小区始，到禁止护士妹妹回家终，其实是一个逻辑。对前者的点赞，就是鼓励了后者的乱作为。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纵容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最终都是助纣为虐。

　　以防疫为名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特事特办”，被某些人吹捧为中国特色的管制效率，是很可笑的，他们自己也会为此付出代价。

　　以封门式“隔离”为例，集中收治隔离本来是政府应为的防疫义务。由政府提供专门的设施和场地，使疫区来人远离社区居民，才是安全之策。

　　社区一干帮闲，屁颠屁颠跑过去封人家门，拿着锤子榔头叮叮当当，好不威风，却不知道自己是越俎代庖，白白冒着气溶胶传播、接触传播的风险作恶，这种不顾自身安危也要作恶的精神只能说是智商感人。

　　你在侵犯他人合法权利时，总要准备付出自己的代价，权利意识于人于己都是一种自我保护。

　　河南南阳小区的业主也是一样，他们担心医护人员传染疾病，可以理解。如果他们按照正当途径去解决，比如请街道、派出所出来协调和解释，疑虑很容易打消，何至于闹出贻笑天下的结果？

　　我们社区治理的根本问题就是漠视规则，无视合法权利，只有“处理”，没有“治理”。

　　『社区治理怎样才能更高效？』

　　现实中，太多人热衷于零和思维，习惯性地认为别人的权利多一些，自己的权利就会少。其实，以尊重他人合法权利为前提建章立制，才能让社区治理的效率更高、更有权威性。

　　美国社会强大高效的根本就在社区自治，社区自治组织的权力大到可以强制拍卖社区业主的物业。这是号称管制有力的中国社区管理者根本不敢想的，实际上我们连征收物业费的强制性都很差，遑论其他？但是，人家不是漫无章法、逮着机会就乱来的，而是契约为基础的制度化操作。

　　为什么美国社区自治机构可以强制拍卖业主的物业？人家是以社区公约为基础的。在中国，业主公约是格式化文本大同小异的行礼如仪，但是在美国则是真正意义的社区生活准则。

　　从社区开发阶段，业主公约就会根据社区特点制定。哪些行为违规要被禁止居住，哪些标准要主动执行否则会被罚款，哪些重大违约会导致强制拍卖，都在物业公约明确。是不是允许养宠物，门口草坪不高于多少英寸，保护社区安全的义务，业主公约中都有细致的规定。

　　违规有对应的罚则，逐级上升，直至强制拍卖严重违规者的物业，施行实质上的驱逐。这在我们规则不清、权利义务均不明确的社区治理体系中，是不可想象的。

　　这种权利义务清晰的社区治理一开始会让人很不习惯。

　　我的一位朋友在美国某地中产社区置业，和国内买房一样，他没留意物业公约和社区其他规定，以致“麻烦事”不断，物业先是要求他修剪草坪的电子邮件，继而又催缴社区安排人代剪草坪的账单，他都没当回事。

　　直至后来，物业发出严的警告，“再不缴清剪草费用，将拍卖你的房产”，这才吓了一跳，飞到美国去处理了。所幸处理及时，避免了一场尴尬。

　　但是前几年社区周边一场林火改变了他嫌麻烦的心理，无需他多费心，社区自治机构把该处理的都处理好了，从整修到保险理赔都解决了。一切都是按照规则有序开展的，业主在不在美国都没有影响。这显然是极大的便利。

　　所谓规则，就是尊重他人的合法权利，同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如此才能在社区的“群”和个体的“己”之间形成和谐的关系。托克维尔在评论美国的社区治理时说“专注私利时只有自己，热心公益时忘了自己”，习惯于行政管制思维的国人很难理解这句赞扬的深意——如果个人的正当权益得不到制度的强有力保障，哪里会有忘我的热心公益？

　　遗憾的是，习惯了自上而下安排的我们，社区治理模式中只有命令、禁止，却没有权利和责任的自觉。我们的常态是规则制定时不考虑他人的正当权利，规则执行时就是各显神通地逃避义务。

　　平时规则缺位、失效，突发事件依赖行政干预的临时处置。这些处置又只是权宜之计、道德高调，不具备长效管理的意义。于是，我们的社区治理始终在不作为和乱作为之间快速“变脸”。

　　『粗暴举措，于防疫无益』

　　中国社区治理的混乱局面，要从制度层面找原因，而不是奢谈道德、国民性之类的“大词”。

　　中国城市的社区自治有两个系统。

　　一个系统是行政色彩浓厚的“街道—居委会”。街道办事处是城市基层管理中最后一个正式行政机构，是一级政府机构组织。而居民委员会根据法律规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两者的关系理论上是街道对居委会“指导、支持和帮助”，实质上居委会在资金和办公用地上高度依赖街道办事处，这种“自治”仅仅是名义上的。

　　另一个系统是“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的物业系统。这套系统被设定为管理区域内物业相关的公共事务，和物权有着紧密的关系，经费源于业主的直接支付。这个体系是商业化的。

　　表面上看，居委会管人，物业系统管“物”，分工明确。可是，现实中，两者的关系却很微妙。比如，调解居民纠纷是居委会的基本职能，但是居民纠纷往往涉及到公共区域和公共设施的使用，又和物业关系密切。

　　又如，管理社区公共卫生也是居委会的职责范围，但是实际维护小区环境卫生维护的是物业公司。也就是说，很多情况下，居委会和物业系统都会产生职责交叉重叠的情况。具体事务靠协调——街道办事处经常是协调人，又进一步加重了社区治理的行政色彩。

　　两套系统看上去都在发挥作用，却又不能实现社区自治的统一管理，更不要说明确统一的规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