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不羽
这次疫情再次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版图的地区差异是如此之大。
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的“贫富差距”，不只是公共医疗，而是全方位的。
“钱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在未来的中国会实现，但是现在要解决的是没钱的问题。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揭示了很多真相，对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真实的国情有很多启示。
1、欠发达地区 差的不只是经济
马云名言“钱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流行了很久，因为中国人觉得自己有钱了。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比过去更为富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和任何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一样，地区的经济差异巨大，也是必须面对的。
今年1月中下旬，疫情方兴未艾，对各省市经济状况的“确诊结论”已经出来了。第四次经济普查（以下简称四普）结果出炉，多个省份、直辖市2018年度的GDP数据修订幅度较大，升降幅度按照百分比计算达到了两位数，令人瞩目。
结论很简单：“南北”差距比过去的统计结果更大。
北方15个省市中12个省市的2018年GDP被下调，而南方16个省市中14个省市的2018年GDP被上调。经“四普”修订后，南北GDP相差26.14万亿元，较此前多出了5.06万亿元，相当于两个辽宁省的GDP。
北方经济主力的山东省成了下调的大户，实际下调近1万亿。按下调比例计算，天津的28.96%、吉林的25.35%、黑龙江的21.48%，更为惊悚。
其实，南北差距只是中国经济版图的一种解读方式，更准确的应该说是东西部差距。中国真正谈得上经济底子厚的区域都在东部。人均GDP更凸显了东强西弱、南强北弱。人均GDP前十名榜单在未经“四普”调整前，是京、沪、津、苏、浙、闽、粤、鲁、蒙、鄂。调整后，内蒙和山东出局，递补上升的是重庆和湖南，因此北方在前十中就剩下两个直辖市了。
这次疫情爆发和钱的关系不大，因为新冠病毒并不是霍乱、鼠疫那种和卫生环境高度相关的流行病，但是，和治疗、防控、应急状态下的文明执法关系很大。
居家隔离那么多天，各地的疫情、防控都看得很多了。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医疗“天团”来自经济发达的三大直辖市、经济强省，而粗暴执法、践踏民众多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农村、乡镇。
这次疫情再次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版图的地区差异是如此之大。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医疗保障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差距如此之大。
经济发达地区当然不是尽善尽美，但是社会发展水平整体较高是不争的事实。这不是偶然的。
『02、医疗服务，“嫌贫爱富”』
和疫情最直接相关的是医疗。量化比较地区之间的医疗服务水平是挺困难的，比如说医生的数量。每万人（或千人）的医生数量是个国际通用的指标。如果以这个指标衡量，全球医疗服务水平最高的是西班牙，每万人50个医生。
但是，公认医疗科技水平最高的美国，每万人仅25人。显然，不能说美国的医疗服务水平只有西班牙一半。同样的医生，业务能力、保障体系的支持，直接影响到他的服务能力和效率。
那么，从财政在医疗方面的支出衡量呢？也不准确，西藏肯定不是中国内地医疗水平最高的省份，但是人均医疗的财政支出冠绝各省市。因为西藏是“开挂”的，成本起步就高，受到特殊保障。
那么我们先看看国内顶级医院的配置情况，毕竟这些“医界豪门”可以代表地区医疗服务水平的综合表现。
先看一下2019年中国内地顶级100家医院的分布情况：北京16、上海13、广东12、江苏6、浙江5、福建4、湖北4、湖南4、山东4、辽宁4、吉林3、天津3、四川2、重庆2、安徽2、黑龙江2、陕西2、新疆2、河北2、河南2、江西1、广西1、山西1、甘肃1、宁夏1、云南1。
很明显，百强医院不是按照人口数量分布，而是和区域经济水平同步。这也不难理解，越是富裕的地区对医疗服务的要求就越高、政府和民众的支付能力就越强。
但是，医疗机构数量多少却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程度的背离。截至2019年2月底，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达99.9万个。河北省医疗卫生数为8.53万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山东省排名第二，总计8.21万个。河南省以7.13万个排名第三位。
排名前十中，人均GDP一万美元以上的经济强省只有湖南、湖北和广东。京、津、沪都在榜单靠后。广东不愧为经济第一大省，医疗机构是又强又多，其他富裕省市的医疗机构更倾向于少而精。经济落后地区的特点是医疗机构小而弱。
这也很容易理解，越是经济不发达，城市化水平越低，医疗服务的集中度低。大量小型基层医疗机构消耗大量资源，大型医疗机构的投入相对下降了。大体上讲，经济落后省份的医疗资源利用效率肯定比经济发达地区要低。即便通过中央大规模转移支付的方式提高了经济落后地区的医疗资源投入，效率问题仍然没有办法解决。
不客气地说，一大堆分散、小弱的乡村医疗点基本无用。他们能有ICU吗？能提供大规模临时隔离的医疗力量支援吗？平时发点感冒药、降压药，未必及得上城里药店导购员的水平，指望不上。湖北有3.6万多医疗机构，就算平均每个机构有3个医生，也得10万大军。还要各省份驰援？
可是，基层农村连个卫生院也没有，是严重的功能缺失，结果政府还得以大量资源去维持这类机构的存在——分散的状态本身就会产生大量靡费和冗员。
所以，同样的钱，花在十家大医院上，和花在一千个农村卫生院上，效果不可能一样。前者在满足医疗服务需求的同时，还能提升医疗科研、设备升级。后者只能起个底线服务的维持作用，每个卫生院配个ICU，别说配不起，配了又能用几次？这种分散、低端的结构性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医疗如此，其他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项目情况也类似。原理也是一样，各级行政机构在功能设置上要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基层的摊子铺的很开，结果既做不大也，做不强。
『03、文明程度，先富后教』
因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的“贫富差距”，不只是公共医疗，而是全方位的。很多地方出现了所谓的“防疫过激”——更直白的说，就是打着防控名义的暴力“执法”、任性“执法”。这遭到了舆论的一致批评。
批评集中在这些基层政府法治观念不强、文明程度低下，这些当然都是对的。但是，首先还是要先谈钱的问题。
农村地区防疫隔离更不近人情，并非没道理。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在这种疫情下也得依赖城市的公共卫生系统，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又能指望谁呢？黄冈乡下的农民得了新冠，卫生院不管用，能指望送到武汉去治？指望不上。各地的“老村长硬核喊话”，城里人当喜剧看，却无法体会其中真实的紧张。他们是没有足够医疗资源可用的，只能硬抗。
但是，硬抗的资源也不够。乡镇政府的级别在一个直辖市未必能及得上一个街道办事处，可是乡镇管大的地方，街道能比？而直辖市街道一级能掌握的资源，可以轻松碾压欠发达地区的大部分乡镇。你要那些乡官们管出一样直辖市的水平，那不是开玩笑吗？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基层政府掌握的资源和事责是不对等的。
入室砸人家东西、打人家耳光的迷彩服红袖章显然不是什么够格的执法人员，可是这些穷乡僻壤能有多少资源去维持足够的执法队伍呢？临时征用的人力资源又有多少？
大城市的治安力量是训练有素的，基层治理体系是现成的。你把乡镇一级的人力物力都派上，也没法比。资源就那点资源，素质就那点素质。平时也就那样，遇事更乱来，一点不奇怪。再下沉到村级，情况就更复杂，越穷越横是必然的。
文明程度从来都是先富而后教，穷极无赖不是教育得好的，民众的权利意识也是薄弱的。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平时治理体系就不健全，既没有公平的司法解决途径，又没有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机制，机制不存又何来权利意识？弱者逆来顺受，直到忍受不了爆发。其中本没有多少落实法治的空间，也没有文明培育的土壤。
在文明程度的提升上，还是那句话“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可是他们没有钱。
因此，不要妄想从贫困中求文明。个体的安贫乐道是一种境界，但是普遍的贫困不会“乐道”，只会滋生罪恶。这也是富裕地区居民很难理解的，或者说是不愿意去面对的真相。
『04、逃离还是拯救，是个问题』
“钱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说的没错，但是不要忘记马云还有个下半句“钱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没有钱，什么都是问题，没有钱本身就是问题。我们真的有钱了吗？很遗憾，还没有。
中国内地各省市中，人均GDP超2万美元的京、沪，刚刚达标发达国家水平，全国人均GDP刚到1万美元，远远谈不上发达。而且，中国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刚过40%，低于国际正常的50%。所以，国不算富民更不富，我们不算有钱，连北京、上海也不算有钱。
因此，靠中央政府大规模转移支付的“劫富济贫”以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空间其实不大。而且，如上文所述，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率低导致医疗资源利用效率低，大规模转移支付等于医疗资源利用率下降。再怎么堆钱，卫生院还是卫生院，不会变成三甲医院。这是必须正视的现实。
其他公共服务和治理的情况也类似，甚至更糟——钱投入医疗系统中多少总是起点作用，但是投多少才能让“红袖章”变成好警察呢？
因此，面对明显的区域经济差，是拆东墙补西墙的“拯救”，还是务实的“逃离”呢？个体选择很清楚，年轻人外出打工总是倾向选择经济发达地区。经过这场疫情体现出的区域差异，人往高处走的个体选择更为清晰。硬拦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限制发达地区发展，欠发达地区就能发展起来吗？这次疫情暴露出很多真相，是值得深思的。
当然，这不等于说欠发达地区就被放弃了，而是要“自救”为先。很多自身结构性的问题不改变，靠外部输血是没有前途的。其中，政府职能的改变是最根本的。功能庞杂、不堪重负。这些地区政府的治理水平不高是现实，那么政府样样要管就是不现实的。
机构和职能要大刀阔斧地精简，能管该管的一定要集中资源管好，不能管不该管的要放手让市场管、让社会管。这才是打开经济发展空间的必由之路。路径一开、有了发展空间，人才、资本、技术才会自然导入，才有资源利用的效率，才会有繁荣和富裕。
“钱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在未来的中国会实现，但是现在要解决的是没钱的问题，于国于民都是如此——诚如邓公所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