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兴杰，经济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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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是适宜植树的季节。最近一则关于砍树的案件新闻，却让我颇不平静——虽说这样的案件，实在算不上大案，但对这件案件的处置，很影响人们植树的积极性。

　　今年4月6日，山东枣庄公安机关通报了一起案件：去年当地一农民砍伐了700棵自种杨树，被认定犯滥伐林木罪，判刑二年，缓刑二年。4名参与采伐的被告人，都被判6个月到1年不等有期徒刑，缓刑1年。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规定采伐（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

　　这样的判决符合法律规定，本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余地。但是，对于立法的合理性，我持质疑的态度。

　　砍伐自家树木的本质，是处置私有财产；这种处置并没有伤害他人权益，说社会危害性都勉强，以犯罪论处实在太荒唐了。

　　我的理由就是这样简单，也许很多人会嗤之以鼻。我逐一回应反对者的理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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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理由一：林木资源和自然环境息息相关，事关每个人的利益，当然不能随便砍伐。即便是自家的林木，砍掉了卖钱，也是破坏自然环境。损人肥己的事情，当然要处罚。

　　我理解这项立法的初衷：鼓励民众植树养林。实现美好的立法愿望倘若以侵害私人产权为手段，就不见得是好事了。

　　正如我们不赞成强迫民众植树，禁止民众砍伐自家林木，性质其实与此无异。农民不能植树赚钱，就没有经济激励，这根本不利于造林事业。

　　每年植树节期间，媒体总会宣传默默付出的“造林英雄”。他们不图回报，几十年如一日，种植大量树木，改善了当地生态。

　　宣传的结尾，往往是“造林英雄”的贫困无着。每当我看这样的新闻，都会觉得残酷。

　　他们做出巨大贡献，却没有得到应有回报，这到底是在鼓励造林，还是在劝退？要知道，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经济人，道德荣誉的激励其实很有限。

　　谈到这里，我讲一个故事。从这个故事能看出，产权完整将对植树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

　　2016年，媒体报道了河北两位残疾老人贾文其和贾海霞，他们一人双目失明，一人失去双臂，花了14年时间，居然种出上万棵树，将昔日的荒滩变为密林。

　　这件事情感动了无数人，无数的赞美涌来。简直不可思议，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面对媒体采访，两位老人坦承：十多年来他们想植树，是看中了河边一片50多亩荒滩。他们想赚钱，又心有疑虑：“要是植好成别人的了，我们这干了个啥？”于是他们找到树委，于是签下了一纸协议。

　　为了发展林业，支援国家建设，要想富栽林木。为了照顾残疾人，愿将座落在大河中间余留的夹河岸二片，批给贾文其、贾海霞两人经营植树管理。

　　村委不收任何费用，自己处理树木，收入归自己所有。如果被洪水刮了，村委不赔偿任何损失。以上协议共同遵守。

　　正是这一纸协议，让两位残疾老人吃了定心丸，于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矢志植树，坚持不懈。

　　没有什么高尚目的，就是为了赚养老钱。

　　其他村民其实可以做得更好，但只有两位老人因其特殊身世际遇，获得“自己处理树木，收入归自己所有”的承诺，才成为一项长期事业。

　　讲这故事的目的，是想从经济学角度谈问题：完整而稳定的产权，是所有经济事业成功的保障。

　　没有产权保障，就没有经济激励，只能靠道德说教，效率很低下。那些看不见的，真正渴望植树、善于植树的人，被拦在这项事业的门外，让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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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理由二：法律并没有规定禁止砍伐自家林木，只是需要审批。只要符合审批条件，村民照样可以砍树赚钱。

　　审批条件很多：树龄不能太小，一次不能采伐过多，严格控制“皆伐”，等等。从蓄养树林的角度讲，确实站得住脚。

　　因此民众想要采伐自家树木，得向本地林业机关提交申请，写明伐木的地点、面积、树种、株树、蓄积量、作业时间，等等。林业部门要实地调查，再给予审批。听起来很合理，没什么问题。

　　审批制的一大问题是：民众财产利益和官员利益不一致。产权人想伐木获益，林业机关的职责却是保护森林资源。他们工作的核心指标是，森林覆盖率、林木存量、砍伐指标。

　　中国林木采伐采取计划方式分配，各省各县乃至各乡镇，可伐指标都是有限的。采伐自家树林也占用指标，林业部门倾向于拒绝。地方各项行政审批中，采伐证是比较难办的。

　　采伐证难办的结果是：民众难以植树获益，这抵消他们的积极性；一些农民没有办采伐证，触犯法律（很大部分是对法律无知）。

　　后者正是文章一开始所举的情况。“砍伐自家林木被判刑”的案件有多少呢？我没有查到，通过一则新闻可以略窥一二。

　　2016年，湖南安化县一位名叫陈术全的村民，因修建房屋需要木材，砍自家树木200多株，构成滥伐林木罪，被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5万元。当地媒体报道，这种案件在当地非常普遍。

　　法律规定自留地和房前屋零星林木可以采伐，到林地采伐却需要审批。绝大多数农民没有这样的法律意识（我想，多数读者也不知道），他们很多人见邻居伐木，习以为常，也在自家林地采伐，却误触法律。

　　2013年至2016年，安化县涉环境资源类案件147件，滥伐自家林木达36件，盗伐林木1件。“滥伐自家林木”成为很多农民误犯法律的陷阱。

　　这些犯法的农民，很可能平日里老实巴交，多年以前种了些树，好不容易等到树大成材，想盖房子或者卖钱，就把树砍了，却身陷囹圄。平心而论，我非常同情他们。

　　这种事情在农村非常普遍，他们没有损害任何人利益，也谈不上社会危害性。稀里糊涂，就犯了罪。基层法官大多也抱着同情理解。因此这一类犯罪，大多是以定实罪、判缓刑、交罚金而告终。

　　“判一缓一”“判二缓二”的定罪判刑，能看出社会危害性不大，法官都认为不必恫吓严惩。不过，判罚轻不意味着没有影响。犯罪的烙印将携带一生，家人子女也受影响。

　　此类犯罪的侦破，通常源于村民举报。村民之间的嫌隙扩大为大矛盾，非常不利于农村和谐稳定。不偷不抢，砍自家几棵树而已，多大点事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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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理由三：如果村民随意砍伐自家树木，没有规划，没有长远目光，我们该如何保护森林？

　　管制主义者观念里，只要不严加管控，居民一定会将自家林地伐个精光。他们目光短浅，唯利是图，手段粗暴，只能鼓励他们植树，却不能放任他们伐木。

　　这种认识有没有道理呢？幸好有一个对照组，那就是竹林采伐审批制度。

　　长期以来，竹林采伐（包括自家竹林采伐）也实行和林木采伐同样的制度。2009年起，四川省开启林木采伐审批改革，采伐自家竹林不再需要采伐证、运输证。

　　十年过去，四川省竹林面积从不足1453万亩增加到2020年的1812万亩，增加的竹林全是竹产业基地。竹林面积大幅增加，农民增收获益，四川竹产业超过600亿元。

　　改革被证明成功，因此新修订的《森林法》，也将“自家竹林采伐审批”制在全国范围内废止。

　　竹林和树木有什么区别？老实说，我看不出什么区别。种竹子需三到五年才能成林，桉树成材时间也差不多；北方的杨树、柳树成材时间略长，十多年时间也就够了。

　　谁说农民伐木，就一定伐得精光，不考虑长远呢？即便偶有发生，危害也很有限——他所伐的只是自家的树木。完善的林木产权制度，激励了更多树林出现。

　　中国北方的植树造林，往往有政府补贴背景。农民领完补贴种树，成材后砍伐卖钱，确有不妥——这是一个违约问题。

　　政府补贴种树，可以约定采伐条件，让农民从中获益，也要约束不得滥伐。一旦违约，追究责任要求赔偿。这就和犯罪无关。

　　特别说一句：中国森林保护的其他问题，比如原始森林，国家大规模种植的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防波固堤林等，不是“居民自家树木”，就不在本文讨论范畴。

　　本文讨论的，是农村周边田地和山头树林。它是如此广泛和普遍，我们只要一走到乡村，就都能看见；它们也和村民息息相关。我最关注的，始终是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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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说说中国的森林覆盖率话题。最近四十年，中国森林覆盖率触底反弹，从最低时的12.5%（1970年代）反弹到目前的近23%，是全球森林增长最多的国家。这个过程和改革开放的历程契合，并不让人意外。

　　2019年公布的最新全国森林覆盖率是22.96%，比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的森林覆盖率21.63%提高了1.33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使产权制度普及，无度的滥砍滥伐被遏制，森林作为财富资源被管理起来，植树造林大规模展开；人们更多依靠分工合作和科技进步提高生活水平，城市化减少了自然环境承受的压力。

　　经济发展之后，退耕还林才有了经济基础，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成为可能，农村人也更加重视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的保护，不是像很多人想象，非要靠严刑峻罚才能实现；事实上，产权和市场也可以发挥神奇作用。前者导向激烈的对抗和矛盾，后者真正引导人们合作和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