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当下，人们有很多疑问：人还需要和人在一起吗？人们是更疏远了还是更亲近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界限在哪里？37集电视剧《热爱》，用人民调解员的工作和爱情，画出了一张热气腾腾的北京风情画，并且认真探讨了这一系列问题。
《热爱》由宋方金编剧、王小列导演，杨玏、啜妮主演，范伟、刘敏涛、张晨光、牛莉、梁冠华、王博文、淮文、马丽、郝蕾、喻恩泰、柯蓝、李勤勤、巩汉林、谢园等著名演员出演。讲述了山东青年尚晋大学毕业留在北京之后，在女友李貌所在的幸福里九号担任调解员后遇到的一系列人和事。
幸福里九号是大北京的一个小世界，和北京的任何一个小区、一条街、一个胡同没有什么两样，这里有新老北京人，有着百样性格，做着不同的工作，有着不同的愿望和诉求，人们热情善良，知根知底，虽然住在现代的楼宇中，却还是保持着从前的人际关系网络，以老北京的邻里关系相处。
要想把这样一些人捏合在一起，让“幸福里”真正幸福起来，看起来很容易，但也很难。更何况，幸福里正面临一场拆迁，旧日的社区即将消失，友邻即将散去，人们的矛盾也最大限度地被激发出来，调解工作的难度因此更大。
看到这个题材，观众一定会想，之所以把主角的身份设定为调解员，或许是更方便推进故事，让众多人物汇聚在一起，让他们的故事串接成一个中国故事，让他们的喜怒哀乐，拼接出北京风情。但看过全剧之后，不难发现，编剧导演之所以用调解员的故事作为主线，是为了聚焦现实生活，找到现实生活的良药。
遇到问题，为什么要调解，而不是寻求法律支持？因为，中国人有一个中国式的，融合了法律和人情的观念“善律者不讼”。这个观念，曾是孔子的社会理想之一，在《论语•颜渊》，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而在《易经》中，关于诉讼的段落里，也主张“化讼”，就是说，遇到事情尽量不要打官司，实在要打官司，也以调解为要，不要把问题推向极端，不要撕裂人伦。
这都是中国人深藏在基因里的观念，中国社会长期处在农业社会，高度依赖人际关系，很愿意把社会、人际关系都看做一个生态系统，主张系统内部的均衡和融合，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下猛药。在这个生态系统里，人们都要克制、礼让、周旋，都要给日后相见留下一点空间。这种生态观念一旦成为社会基本观念，很多事就围绕着这个观念波动。
调解工作，正是这个生态系统里重要的润滑剂。《热爱》对此有极为精到细腻的表现，并且用不同人物的性格、阅历的对照展现了出来。其中一集，一对夫妻闹矛盾要离婚，原因是妻子个子高，丈夫个子很矮，丈夫希望妻子不要穿高跟鞋，还把她的高跟鞋都丢掉了，不料妻子却还藏着一双高跟鞋。
闹到调解员这里，范伟扮演的梅先生大手一挥：“你这不行就去派出所，实在不行去妇联”，但尚晋却表示“到我这就到头了”，并且提出忠告：“辨法析理，胜败皆服，有时候这调解工作啊，不以双方暂时的和解为圆满，而是要从根本上，帮他们找到问题，找到事件的危机，才能够解决。”和这个观念类似的，还有“家庭生活无外交”，就是说，在大的法理背景下，家庭生活还要有自己特有的处理方式。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善律者不讼”的观念了，在矛盾萌芽的阶段，就设法解决，均衡双方的利益，不制造人伦亲缘的撕裂。剧中的矛盾，都是在这个标准下获得解决的，例如万山红被狗咬，例如常有丽一家参与拼婚，“表面上是双方的事，其实牵扯到四个家庭”，都需要在明确双方利益诉求、情感尊严的前提下，从根本上找到问题所在，得体地进行解决。总之，就是要温柔对待世界，也被世界温柔相待。
要想做到这一点，对当事人要求很高，既要有学识、阅历，也要知人情、通伦理，就是说，自己也得是个丰富厚实的人。所以，《热爱》也给了尚晋的个人感情生活以较大篇幅。尚晋一家，和李貌父母李双全和万山红的相处、博弈，他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温柔、焦虑和纠结，都成为尚晋的智慧来源。
为了点题，《热爱》中还设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副线，那就是以李貌和李双全为代表的“太极推手”传承人的生活，他们生活在现代，却保留了一些江湖的线索，既习武、修身，也较量、踢馆，但不管何时何处，他们都贯彻着“推手”所代表的一种人际智慧，在人和人之间，要推、让、缠斗，而不是一味地好勇斗狠。“推手”恰好可以作为《热爱》所倡导的人际关系的象征，既有传统，也有现代，以柔克刚，化解矛盾于无形。
《热爱》的出品人周亚平曾经讲述过这个故事落地的过程： “一开始的创意讲的是‘新围城’，虽然如今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大地丰富了，但精神层面也出现了焦虑、纠结、烦恼。而《热爱》则是从个体婚姻家庭的构建讲起，围绕多个家庭，讲述着日常中的苦乐点滴和生活智慧。”而“生活智慧”，正是一种“推手智慧”。
惟其如此，整个社会才能和谐宁静，幸福里才能真正幸福。在故事里，李貌的奶奶不想出院，孙子劝她“您一出院，雾霾我都让它散了，您看这乌泱泱的人，又热闹又喜庆。”而这乌泱泱的人，之所以能够热闹和喜庆，都要依靠观念上的水乳交融，人际关系里的深层博弈，社会的化难于无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