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正式开幕。以“共圆百年梦·启航新征程”为主题的中国电影产业高峰论坛作为开幕论坛，吸引了业界众多目光。
腾讯集团副总裁、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兼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中影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傅若清，光线传媒董事长兼总经理王长田，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健儿，博纳影业创始人、董事长于冬，万达文化集团总裁、万达影视集团总裁曾茂军论坛亮剑，围绕创作、市场和出海三个关键词，对中国电影产业当下的热点问题发表了独到观点。
针对“网络购票服务费该收多少”“票房分成比例该如何优化”“出海如何出，往哪出”等具体难点问题，六位嘉宾也各抒己见，进行了深入且火花四溅的讨论。
新主流大片深入人心的创作门道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一大波献礼影片正在路上，它们如何才能让观众感兴趣呢？
程武以腾讯影业出品的电影《1921》为例，认为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要遵循三点原则：
首先，讲求严谨，反映真实。比如，《1921》在人物真实和场景真实上下了一番苦功，力求将观众带回100年前的上海。
其次，从人物的角度出发，既要表现他们日常接地气的一面，也要展现他们思想的形成过程。
第三，坚持集体创作，并达到规定动作和艺术之间的平衡，才有可能成就一部优秀的新主流大片。
程武
同为《1921》的出品方，王健儿也强调了场景、氛围和表演的真实。他认为，主旋律电影之所以在近几年成绩优异，关键在于这些影片具有时代性和真实性。除此之外，创作上还要贴近当代年轻人的思想和价值观。
王健儿
曾茂军提到的关键词中也有“真实”，他表示，拍摄真实的事件，就需要大量有关历史事件的采访，尽可能地还原出当时的事件和场景。除此之外，创作者还应该在情感共鸣上下功夫，不但让观众愿意看，还要感动观众。
曾茂军
王长田认为，创作者应当首先认清楚，主旋律电影首先是电影，必须遵循电影的创作规律。其次，要找到最合适的主创人员，他们最好有调动资源的能力和极强的专业素质。最后必须在影片上加以创新。
他表示，光线传媒出品的电影《革命者》的结构和《狙击手》的节奏打破了传统套路，有一定程度的创新。
王长田
傅若清认为，主旋律电影要做到艺术性和商业性的统一，因为只有商业属性凸显了，观众才会愿意走进影院。除此之外，在制作中，应当更注重影片的技术和科技属性，老老实实地做好每一步。
傅若清
于冬认为，主旋律电影除了主题之外，更要注重艺术形象的塑造。同时，可以尝试在集体创作上持续加码，网罗一大批充满创作激情的优秀电影人，在全球电影工业的支持下，拍出高水准的新主流大片。他透露，为迎接建党100周年，博纳影业将推出“中国胜利三部曲”——《中国医生》《长津湖》《无名》。“《长津湖》是中国迄今为止投资规模之最、制作规模之最。”
于冬
电影市场机制需向内容端倾斜
截止到6月12日，今年的全国电影票房已达到263亿人民币。总体看来，2021年的电影票房趋势向好，全年票房有望恢复至2019年水准，甚至可能会超过641亿这一中国影史最好成绩。
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下的电影市场没有问题。
当谈及当下市场机制，王长田坦言，目前行业内“三角债”的问题较为普遍。行业内只有少数公司能不欠账，多数公司是互相欠债的。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是行业效益的问题。在他看来，针对这个问题，市场机制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调节。
第一，建立一个向内容倾斜的内容体系，改变内容公司的收入结构。目前中国电影内容公司的主要还是依赖票房，网络发行版权价格低，版权收入占比少。与好莱坞70%收入来自票房之外的版权交易的比例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其二，改变票房收入的比率。目前国内电影制作和发行只能分成38.5%的票房，对照国际惯例处于较低水平。如果去掉发行代理费、结算佣金，纯制作方分成比例甚至不到1/3。内容公司作为电影行业最重要的投入者，承担的风险最大。
其三，内容公司拥有更多自主权。尤其是在发行上，将院线和网络电影强行区分开，并不利于电视内容公司的发展。
最后，希望在税收和补贴政策上，向内容公司倾斜。内容是电影行业的源头，只有内容公司运转流畅，整个行业的效益才能提升。
于冬也从宏观和微观层面，阐述了他对电影产业发展的担忧与呼吁。
在他看来，疫情虽然已经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但电影市场还处在非常艰难的时刻。“2020年整个行业失去了440亿的现金流，这就像一个人体被抽干了1/3的血液一样。”
他用6月11日也就是端午档前一天票房数据算了一笔账：如果今年的票房要达到600亿的规模，意味着每天的票房要达到1.68亿，如果我们周末的票房还达不到1个亿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而6月11日的全国票房成绩只有7553.8万。
针对行业发展的困难，他提出了两个倡议。第一，是5%的电影专资应缓征三年，给行业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其二，是售票电商平台的服务费比例，不得超过专资，也就是5%。在整个行业发展艰难的时刻，平台还提高服务费是不合理的。
关于电影市场的宏观发展态势，曾茂军也提出了和于冬类似的观点。
在他看来，今年以来国产电影的大档期，如春节档、五一档，票房表现是不错的。但小档期和日常的周末票房往往不够理想。
档期越来越集中，也造成了大片上映的扎堆。这不仅不利于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也暗中提高了营销成本。
比如，放在平时可能只需要3000-5000万人民币营销成本的电影，放到春节档，成本可能会达到1.5-2亿。由于目前的营销资源主要集中在几家互联网平台手中，如果能针对特定档期的营销成本，进行一定程度限价，分担一下营销费用压力，将更有利于行业整体的发展。
呼吁“精准”出海
在“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时间表中，影视产业是主力军。在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要求下，中国电影“出海”也势在必行。
论坛上，针对中国电影走出去的问题，各位影坛领军人物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在程武看来，中国的文化和影视作品要走出去，一方面要提升工业化水准，赶上国际水平；另一方面，要摸准年轻用户的脉搏。
世界青年观众在文化消费的取向上，往往拥有共通性。比如，腾讯出品的动漫《一人之下》《红妖小红娘》，不仅在国内广受年轻观众喜爱，在日本、韩国等传统动漫文化强国得到了普遍认可。如果基于动漫的成功，再进行电影的开发和国际传播，这样成功率、传播效果都会更好。
王长田则认为电影出海要讲求策略，要有针对性。在他看来，中国电影要走向国际，也是要跟着中国制造、中国产品走向国际。电影本质上是一个文化附着物，可以营造氛围、制造好感，但很难孤立前行。
所以，在中国制造、产品已经打开市场的地区，电影的海外发行也不妨多下功夫。反之，则要慎重前行，过于急躁推动反而可能引发反感。
于冬则针对“春节档”看电影过大年的新年俗，提出了自己对电影“出海”的建议。在他看来，中国的春节档已经连续五年单月票房成绩超过美国。因此，出海不仅要考虑到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还要面向全球的华人市场。
全球7000多万的华人也要过春节、看电影。中国的电影公司不妨以此调整海外发行的结构，让更多买家参与到中国电影的生意上来。让每个有唐人街的地方，都能看着中国电影过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