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开篇，吴京独立船头，离家远去，身后是一片黎明中的湖光盛景。
导演陈凯歌很喜欢吴京的这段戏，“他在表演上也没使什么劲，但是你怎么那么伤感，觉得此一去没准就再回不来了，这就很厉害。”
陈凯歌说，《长津湖》拥有一组很强的演员，你会随机地发现在一个镜头里，演员的表现打动了你。
博纳老板于冬则评价，每位演员都在《长津湖》里贡献了自己最好的表演。
《长津湖》的拍摄难度很大，战争戏充满了技术挑战，大场面戏对调度要求颇高，演员们必须具备专业素养，和幕后团队一起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而在短短半年的拍摄期里，演员们还要分别在三个导演的组里，完成繁重的拍摄任务。
历史上，志愿军战士们用钢铁般的意志战胜困难，完成了抗美援朝的使命；
如今，《长津湖》剧组在面对拍摄期的种种困难时，也像战友一般相互扶持着、鼓励着，终于在国庆档交出了最终答卷。
演员们都表示，拍摄时的辛苦在历史面前不值一提，参与《长津湖》就是一种光荣，他们希望用自己专业的表演、用影像记录下这段历史。
拍好人物
在《长津湖》剧组，易烊千玺遇到了拍电影以来NG最多的一场戏。
电影开篇处，易烊千玺饰演的伍万里在江边，助跑、转圈、丢石子打水漂，那也是他在《长津湖》的第一场戏，足足拍了16条。
这场戏的难点不仅是船的运动与演员动作的调度配合，对易烊千玺而言，更是找到伍万里初登场时野孩子般的感觉的第一次考验。
《长津湖》，易烊千玺
导演陈凯歌说，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镜头，这场戏也是推动演员和观众对角色加深理解。
“伍万里在江边上没什么事干，就扔石子，有过往的船只就把人灯给打碎了、把人风帆打漏了等等，他是没事干的这么一个少年，但是日后这又成了他在战场上的技能之一。他为什么投弹准确？这是做了一个铺垫。”
刚开机时，陈凯歌给易烊千玺描述了一个他在旅行中看到的孩子——可能也就10岁出头，一个女孩站中间打头，两个男孩站后面，浑身脏兮兮，进到餐馆里之后，谁也不怕、看谁眼睛也不躲闪、说话声也很大——这个眼神火辣辣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帮助易烊千玺找到了伍万里最初的野性力量。
易烊千玺很感谢在陈凯歌组拍摄的这段经历，“因为陈导很会讲人物，一开始我们开机是在陈导的组里，事先把江边万里那些野性的底子给打住了，有了那些底子之后，根长好了，我后面进到战场的部分才会慢慢地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来。”
《长津湖》，易烊千玺
在《长津湖》中饰演七连指导员梅生的朱亚文，同样惊叹于陈凯歌对角色人性的挖掘。
在筹备阶段，朱亚文已经对梅生这个角色做了大量想象，他不断想象梅生和妻子女儿在一起的温存画面、想象梅生看到调令和报纸的感受、想象他一个人穿着军装走在上海的街道上收到别人的微笑致敬，他把这些画面往自己的脑袋中装，通过这种方式更加接近人物。
进组后，每次陈凯歌给朱亚文讲戏，都让他对这个人物有了新的理解和认知。“听凯歌导演讲一段戏，我可以把这个连队和这些人物的情感关系重新梳理得更加完整，这些人物的出身是剧本上没有的，导演会给你表述这段历史，你第一天参军入伍的样子、你打过某某战役，导演在跟你说的时候，就好像影片一样一帧帧在你眼前放映。”
《长津湖》，朱亚文
陈凯歌说，如果“电影是导演的艺术”这句话能够成立，就在于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情节都应该在开拍之前，已经生长在导演的脑中，导演已经看到了这个人物的样子，导演的思路越清晰，对演员的帮助也越大。
《长津湖》的编剧是著名编剧兰晓龙，曾创作过《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等军旅题材作品。陈凯歌认为，兰晓龙提供的剧本里，已经创造出了很清晰的人物形象，而作为导演，就是要把人物给拍好。
“过去战争电影不太重视这方面，觉得场面好看、炸点精彩就行了，但这次要有高标准，要让人物在线，把人物弄好，然后才能够进入战争”，三位导演达成了共识，《长津湖》的关键就是写好人物、拍好人物。
比如对于梅生这个人物，剧本在大量战争戏和动作戏之外，给他设计了家庭线，给这个人物更多情感的支点，也赋予角色一种文学性的凄凉。
《长津湖》，朱亚文
《长津湖》片场，陈凯歌
伍万里这个角色，更是有完整的成长线，电影开篇的几场戏，就给人物打下了多处伏笔。
“我们的一场戏是为下一场戏做准备，是有清晰的轨迹的”，陈凯歌介绍了江边段落的设计，“九兵团司令部夜里来叫万里他哥走的时候，你看他那表情反应，那时候观众已经能清楚地知道，他想跟他哥一起，他叫了他哥两次，他哥没理他，到第二天早上要走了的时候，他才说我要跟你打仗，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他出现在九兵团集结地合理不合理。”
易烊千玺说，饰演伍万里比较轻松之处就在于，编剧和导演已经给人物构建了一条清晰的成长线，演员只要顺着剧本走，就可以完成好角色。
《长津湖》，吴京、易烊千玺
二度创作
《长津湖》在2019年10月25日正式立项，因为疫情影响，推迟到2020年末才正式开机。
易烊千玺记得，2020年春节后，剧组已经准备去东北开工，当时那版剧本里的伍万里性格没有现在这么调皮，而是偏内向。胡军饰演的雷公在最初的剧本里，则是一个很沉默寡言、很有战斗经验的勇猛形象。
停拍期间，主创们不断完善剧本，角色的背景、性格都发生了不少改变，演员们也一直在丰富自己的角色，甚至还有一些片场的即兴创作。
比如胡军给自己设计了子弹壳做的烟袋、朱亚文要求自己的风纪扣始终牢牢扣好、易烊千玺给伍万里增加了抠脚的小细节。
《长津湖》，胡军
如今的《长津湖》，在文戏部分加重了战友间幽默逗趣的部分，残酷战争中间片刻的轻松欢愉，更显沉重。
总监制黄建新透露，易烊千玺写检查的那场戏，其实就是后来新写的。在拍摄过程中，主创们都觉得在真正的牺牲前，需要有这样一场戏，才能让观众更加为他们的牺牲感到惋惜。这段戏里，雷公和吴京构想了战争后回乡盖房子、娶媳妇，雷公还有和其他战友的互动，比如踢了李晨一脚，笑他当年尿裤子。战友情、对回家的渴望，在这场戏中得到丰富和强化。
胡军觉得，原版剧本里雷公的勇猛特点，其实和吴京饰演的连长、朱亚文饰演的指导员、韩东君饰演的神枪手，都有一些重复。后来他抓住了雷公是个炮排老兵的背景，放大了雷公一只耳朵听力受损的特点，改变了人物走向，也让角色之间多了很多有趣的互动。
《长津湖》，胡军
雷公是一个七连的老兵，经历了很多战争，胡军想到，这个老兵的耳朵一定不会好使，他让化妆师把自己的半边脸画黑，模拟出一种炮弹擦脸而过、留在半边脸上的斑点质感。一只耳朵则需要助听器，胡军和道具师一起寻找当时老式助听器的样子，长的短的，大的小的，尝试了很多种，最后确定了这个有特点、但又不会过于夸张过于喜剧化的助听器样式。
“希望观众能通过这样一个小东西，感受到雷公是一名老战士，经历过风雨，不是通过嘴讲出来的，而是通过一个细节让观众感觉到为什么他是炮兵排长”，胡军说。
因为一只耳听力不好的设定，延伸出了伍万里在雷公耳朵边骂他，结果反被骂的精彩桥段。胡军透露，这场戏也是在现场即兴改编的，原剧本中这个段落很长，而他觉得没必要那么长，可以精简一些，点到为止。
《长津湖》，胡军
最后雷公牺牲的一场戏，是很多观众的泪点所在。
《长津湖》大体上是按照时间顺序顺拍的，这也是胡军快杀青时的表演，情感浓度累积到了顶点。在原剧本里，雷公牺牲要说很长一段台词，胡军和导演徐克商量，让这个角色最后说出最简单又真实的话。
当一辆车砸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英雄，应该是怎样的反应？胡军的答案是：疼死我了。他在结尾处加上了这句台词，反映出人物当时最真实的状态。
另一句台词是“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胡军希望这句话不仅是代表雷公，也表达一种更广的意义，就是所有志愿军战士都想回家。
不仅台词有变化，最后雷公开着车带走标识弹向敌军冲去的这场大戏，在场面调度上也进行了很多即兴的改变。光是开车冲入敌军的那一个镜头，就拍了快三天，一趟就有上百个炸点，需要摸索炸点的位置、绑在车上的摄影机的位置， 一边拍一边调试，一边拍一边变。
胡军说，徐克就是一个变化很多的导演，“有时候不按剧本拍，可能我知道明天要拍这场戏，开始准备开始想象，但到了现场变了，你就得跟上他的节奏。你如果没有想法或者跟不上他的节奏，那导演说什么你就演什么，只是完成任务。你在跟上他的节奏时，你还能演出让导演觉得挺有意思的、甚至精彩的东西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开心了，那就是演员最幸福的时候。”
《长津湖》片场，徐克
互相扶持
从2020年深秋拍到2021年初夏，《长津湖》的拍摄长达六个多月。朱亚文说，从创作规律来讲，这相当于要经历两个疲劳期。
对朱亚文而言，拍摄《长津湖》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心理负担，“就是希望自己从创作上不要松懈，希望大家能够彼此搀扶着、互相警惕着，从创作意识上不要掉下来，这个其实挺难，因为时间太漫长了，6个月的时间。我们真的没有革命战士那种铁打的意志和身躯，我们还是在这个时代被保护得很好的，所以会出现一些不可预知的情况。”
《长津湖》，吴京、朱亚文、胡军
总监制黄建新透露，《长津湖》是陈凯歌、徐克、林超贤带领的三个导演组同时在工作，且每个导演都有AB组一起开工。在这样重叠拍的情况下，剧组拍了半年多，黄建新算了算，如果三组不同时拍，那《长津湖》的拍摄要长达460多天。
在这个过程中，演员统筹是件相当困难的工作，“要抢演员的档期，天天算，所以我跟演员们说，你们不能外头有任何活，不然我们就没办法了”，黄建新说。
易烊千玺同样也感受到了疲劳期，“而且因为很多人在工作，要互相配合，不仅是工作量大，还要保持一个高效的工作状态，维持那么久，其实到两三个月的时候，大家都有点倦了，然后你还是要在那个状态下保持高强度、高水准的工作状态，那个时候可能会比较难熬。”
《长津湖》花絮，易烊千玺
如何对抗心理和生理的双重疲劳？
易烊千玺的方式是“工作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全部放进去，工作外就尽量休息”，而更重要的是，几位主要演员之间会相互加油打气，戏里戏外都是团结的钢铁七连。
朱亚文形容，大家是带着一点戏里的嬉笑怒骂，以男人的方式互相鼓舞着完成了这次的创作。
有一天，吴京和朱亚文分别在两个导演不同的组进行拍摄，吴京拍完了自己的戏份，并没有回去休息，而是去朱亚文的片场陪他。当时演员们相互约定，谁有时间就去其他兄弟的片场待一会儿、聊聊天，不要给任何人单兵作战的孤单感，要互相鼓励。
戏里戏外，吴京都是七连的带头人，他牵头搞了一个“小厨房”，收工后，最少也有两三个人聚在一起，谁收工早就负责去镇上买肉，晚上大家一起吃涮羊肉，边吃边聊戏，或者唠唠家常。这个聚餐的520房间，成为演员们的充电站。
朱亚文说，吴京是主演里最话痨的那个人，每天都有聊不完的戏，有时候别人都睡了，他还陪着吴京聊天。“京哥在戏上比我们所有人都要经验丰富，但是他也在努力放下很多，他想让自己突破过往，他为角色做了更多，所以说他整个表现出来的就是特别像一个连长的状态。”
《长津湖》，吴京
易烊千玺在影片中饰演吴京的亲弟弟，最初进组时，对于吴京的话痨和热情，他还有点不适应。后来千玺发现，吴京有时候会把对待儿子的小的习惯用来对他，两人建立了很好的互动。
易烊千玺意识到，三个导演组完成同一个故事，故事和人物状态怎么衔接，是一大挑战。而演员是穿插在三个组之间唯一的群体，他们有责任去互相鼓劲和互相提醒。“真的是幸亏有七连的这几个哥哥们，我们吃完饭对剧本的时候，我们才能真的互相串起来，把每个人物都很鲜明的样子呈现给大家。”
《长津湖》，吴京、易烊千玺
《长津湖》是一部群像戏，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亮点，但除了伍千里伍万里两兄弟，其他角色的篇幅相对有限。
如何演好一部群像戏？
朱亚文时时提醒自己，在这部戏中，一定不能让特别个人色彩的表演抢到角色前面去。他觉得，七连的战士们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大家不是分别在诠释某一个角色，而是所有人要捆绑在一起演，所有人演的都是一个角色：中国人民志愿军。
《长津湖》军装：中国人民解放军
因为戏份和档期安排原因，朱亚文正式开工比大部队晚了十几天，但他发现，落下的这十几天时间，他并不需要用技术来补足。只要心态对了，就能很快合上剧组的氛围。
“我觉得大家进入到创作的时候，心都很静，都知道自己是为什么出现在这个演员的序列里，知道为什么以前不拍《长津湖》而是今年拍。
因为在这两年的大环境里，在疫情面前，中国人这三个字太有自豪感了。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大家是放下了很多的个人感受，而是把那种群体的表现放在最前面。”
电影前半段，当七连战士在万里的入连仪式上，轮番报出自己的编号时，演员们也感受到了那股捆在一起的战友情。
在《长津湖》里，演员们有很多跑炸点、滚山坡的动作戏。易烊千玺在拍摄中脚部受了伤，但他并不愿意提及自己的伤；朱亚文有一场戏是从山坡上滚下来N次，他说是在最近看到花絮时，才发现自己原来还撞到了，但在当时，他完全没有意识到疼痛；胡军被炸点崩着了，手流了血，就贴上创口贴，往上撒点土遮盖好，然后继续拍。演员们和导演们都表示，《长津湖》基本不用替身，大家都会亲自上。
拍摄《长津湖》的六个月，对每个演员而言都是一段难忘的旅程。
朱亚文说，在疫情后，演员会有强烈的表达，也希望能留下一些有意义的好作品。在第一个疲劳期，他觉得累是因为先要把自己的东西往外倒，但后来，他发现拍摄《长津湖》，他不仅倒空了自己，也装满了自己。他在拍摄中感受历史、经历历史、阅读历史，这个过程不断填满自己。
《长津湖》，吴京、朱亚文、李晨
近两年上映了不少主旋律大片，除了有献礼的任务，这些影片本身体现的也是一种集体创作意识。我们正在经历的疫情，需要靠集体力量去战胜，在当下，体现集体创作意识的作品有其独特的意义——
不仅是电影界的团结，给观众带来好作品；也是演员的团结，放下对戏份的执着，奉献出拧成一股绳的默契表演，捆扎破浪。
《长津湖》，吴京、段奕宏、易烊千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