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回《脱口秀大会》第五季总冠军，呼兰当晚的饭局持续了很久。
许久未见的演员们聚在一起聊得停不下来。娱理工作室间接目睹了这番景象——第二天下午敲开呼兰房门，映入眼帘的是满地的烧烤签子和满桌的瓶瓶罐罐，客厅一片狼藉。
提起昨晚的一切、包括夺冠瞬间，呼兰都显得十分平静。唯一有所触动的是庆功宴上王十七的一句话，“他说，呼兰你知道吗，中年人的念想不多，你夺冠算是我的念想之一。”
一个细节是，在总决赛尾声，念完所有串词的李诞卸下主持任务，转过身紧紧抱住了这位新晋总冠军。两个人没有多言，但分开时镜头捕捉到了若隐若现的泪光。
呼兰没有问李诞当时在想什么，他清楚自己的感受是“不容易”，“走到这里真的不容易。”
表达
一觉醒来，呼兰感觉“冠军好像也没啥”，心里充斥着工作结束即将回家的喜悦。
置身青岛大半年终于看到“比赛”的终点，总决赛他比得格外放松。正式录制前，他临时调换了两篇稿子的顺序，先聊“赶大集”，再谈“海边的齐桓公”。
李诞听完“赶大集”笑称他逐渐“志胜化”，就行文风格而言被点评者自己也承认。这篇稿子唯一的目的就是让观众听得开心，别把气氛“沉下去”，“这是我这一季讲得最舒服、最酣畅淋漓的一次。”
第二轮则是不讲会遗憾的内容。海边的种种畅想是对过去这些年、特别是今年生活的一个总结，本质上是四个大字：人生无常。
回看整季比赛，呼兰的表现有起有伏。
之前网友总结过一个特征，当呼兰端起右手开始无意识地“盘核桃”，这段八成有了。今年明显感觉到“有了”的含义从炸场退后到稳定。
对呼兰而言，当《怎么办！脱口秀专场》和《脱口秀大会5》无缝衔接、困在青岛的酒店生活了7个月后，稿子的稳定性先不提，心态能保持稳定都变得异常艰难。
这半年他兜里天天揣着酒店房卡，一直漂泊。搬到青岛后，呼兰的生活只剩下无尽的工作，很多脱口秀演员都是如此。
前一阵他在岛上另外一家酒店长住，中间有几天出差去外地工作，等回到酒店时居然有一种“回家了”的错觉。这种恍惚让他不寒而栗。“最可怕的就是你已经习惯住在这里，想不起正常生活该是什么样。”
呼兰的冠军感言一篇稿子如果以10天为期，最痛苦的是中间那几天。“确定了想写的素材和话题，但想表达的实在太多，都混在一起，而稿子只有5分钟、1200字，到底怎么捋出思路、放进哪些舍弃哪些。”
到了后面还会有一个阶段，发现稿子里很多内容不够好笑，又要继续平衡表达和喜剧之间的关系，反反复复不断磨合。
比如第二期“天花板直通赛”，呼兰讲了养孩子内卷，直到现在他都觉得那篇稿子没处理好，问题就在于“想讲的很多又想讲得深”，结果就是“没把内容讲明白”。
那场表演留下了“10万百姓流离失所”的历史梗，和不像呼兰风格的“煲仔饭”。如今单独提起这两个梗，很少有人能想起它们其实在探讨养娃内卷。
“今年就是演一场舒坦的，演一场变冷的，就这么憋憋屈屈走下来了。
我和鸟鸟两个人都是这样，因为我们其实属于同一种风格，经常是观众如果不接我们这样的，那一场俩人就一起冷掉，接了就都能成。昨晚第一轮我在后台看她讲得那么好，开心得直拍手。”
努力
何广智说，很少有人像呼兰一样孜孜不倦地改稿，改到那么多遍。
去年在上海录制“脱4”，呼兰大多数时间都待在离线下剧场不远的咖啡店里，埋头创作。如果当晚演出效果不够理想，结束后就再回到咖啡店，找个角落继续改。
有一次他对着屏幕改到午夜，背后是享受着啤酒和夜生活的食客们。老板看了看，主动走过来请这位喜剧创作者喝了瓶啤酒。
来到“青岛”，围绕“脱5”的自我内卷只增不减。呼兰依然是改得最勤、死磕最久的那个人，可以一直改到录制当天。
他从不觉得自己是天赋型选手。有没有天赋？有，但和绝对天赋者比起来不算什么。他见过才华横溢的人，“我明显不是那样的”，走到最后纯靠“跟自己死磕”。
“死磕”能够战胜天赋，这个念想是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留给少年呼兰的。
比起耀眼的新秀和华丽的天才明星，这支来自美国西部的NBA球队让许多名不见经传的球员打出一片天地，尤以吉诺比利、邓肯、帕克三人的“GDP组合”最为突出。在邓肯职业生涯的19年里，这位“大基本功先生”稳扎稳打，为马刺捧回了五座总冠军奖杯。
“才华横溢的人是好看，但总觉得这事跟你没什么关系，只能纯欣赏了。那个时候（马刺）好多（球员）都是别人不要的，拼拼凑凑也能凑成一盘菜，在球场上发光发热，我觉得这个是给普通人留了个念想，你觉得自己也能够得着、摸得着。”
在美国的时候，呼兰第一次去看球队打比赛激动得一塌糊涂，作为中学就追随马刺的死忠球迷，当双脚踩在场馆的地板上，只觉得脑袋充血，站都站不稳，他终于理解了那些走到《蒙娜丽莎》面前突然晕倒的人。
呼兰穿着马刺球衣在《怎么办！脱口秀专场》“上班”那些年马刺带着球迷的念想驰骋赛季，某种程度上，呼兰也是带着很多观众的念想一次次站上《脱口秀大会》的舞台。
比了四季，其实很多人都想看到一个结果，那就是努力如呼兰，能否捧回属于自己的奖杯。
呼兰心里很清楚这份期待，但期待归期待，“能不能拿冠军还是得比比看。”
冠军是悬在比赛终点的一个嘉奖，具体到每一轮创作，推动他前行的是表达的欲望，想要多留几轮只因为有话想说。“如果每年就为了争这么一个东西，好像也有点不对劲。”
而今年无疑是表达最充分的一季。结合前几季总冠军多有缺席下一季比赛的举动，很难不好奇呼兰会作何选择。
客观来讲，在总决赛第二天讨论明年的事很像开空头支票，不确定性太多，没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至少在此刻，这位总冠军心里有自己的倾向。
“昨天我们总导演这么形容我，呼兰是赢了钱不能下牌桌的，输了反而可以走。这个确实符合我的性格。”
鲜为人知的是，这场比赛如果不是演员们聚在一起相互扶持，呼兰恐怕早就撑不住了，“人真的会疯”。
《脱口秀大会5》录制期间，演员们把青岛的酒店住出了一种大学宿舍的感觉，每天在楼层里窜来窜去，时不时就串门拜访，一起吃喝，一起闲聊，一起创作，一起去开放麦。
以呼兰、徐志胜、Kid为首还成立了一个“study group”。志胜住在呼兰对面，Kid是跟着呼兰写《吐槽大会》的“小兄弟”。
原先他们没给自己取名，有一次读稿会上几个演员的稿子都不行，轮到志胜的时候，导演组忍不住先调侃起来：“听说你们还有一个study group，前面几个人刚才都不行，你们天天在一起学啥了？甚至都不如之前了。”志胜听完，原封不动地把这段点评带回了学习小组。
其实小组里还有很多人，比如小北、孟川、鸟鸟。比到最后，几乎谁都想来小组写一会儿。呼兰的房间变成了所有演员的公共空间。
他指着靠近阳台的小沙发，“过去10天，毛豆天天在这里擦汗，他怕热，有时候实在不行就直接去阳台走一走。虽然毛豆比我小，但我们想出点什么就喊：‘豆哥～’他马上在阳台上：‘到！’”
酒店窗外就是湛蓝辽阔的黄海，写着写着大家还会去海边讨灵感。总决赛的段子不是编的。
原先在上海录制《吐槽大会5》时，呼兰习惯去襄阳公园找一棵熟悉的梧桐树，那棵树下有一条长椅，他喜欢坐在那里闷头创作，一坐就是一天。
如今呼兰身边人来人往，在房间里，在开放麦后台，在青岛西海岸的沙滩上。一篇脱口秀是演员们集体共创的成果，稿件的主体、方向源于自己，困难的部分大家会相互帮忙，甚至站在对方出梗的方式上想一个适合的梗。
“还是那句话，昨晚庆功宴上我和公司领导聊了很多，大家至少达成了一个共识：脱口秀大集的确不能在我们手里赶没。这个事情我们尽量做到。”
一颗红球
在呼兰的人生规划里，投入脱口秀行业绝对是偶然事件。
接触到线下脱口秀是一次出差结束，回到上海的时间太早，为了打发时间搜起“演出”，碰巧看到有一场有《今晚80后脱口秀》的演员们，近距离看到“电视上的明星”只需要100块出头，呼兰喜出望外。
拿起麦克风是一次开放麦结束，他发现免费的确实和花钱的没法比，秉着“你行你上”的行业原则加了主持人的微信，报名了下一场开放麦。结果第一场就讲炸了，讲到现场生生响起音乐，呼兰才意犹未尽地放下麦。
后来，即便登上《吐槽大会》被更多观众认识，脱口秀也不是他人生的全部。从泡在图书馆里的大学生，到海外留学生，再到归国创业的青年CTO，往前的每一步都不是为了成为全职脱口秀演员。
那时呼兰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互联网教育事业，等待着公司上市敲钟的那一刻。
转折点发生在去年。呼兰发现自己变了，变得只想好好讲脱口秀，无比坚定。
“以前问我想做哪些事我还能说出来一些，IT、金融什么的，就像我在《圆桌派》里也说过，自己现在特别想做这个事儿（脱口秀），一个人的决心从他的表达是能看出来的。”
说起去《圆桌派》第六季当嘉宾，那是他的圆梦之旅，为此还“破例”多发了一条宣传微博。“能让你从头到尾开心好几天的事不是很多了。”
截至目前，呼兰一共作客两期，一期跟着周奇墨、史航聊脱口秀，一期跟着赵林教授、刘子超探讨哲学的意义。
这几年，让他最振聋发聩的一句话来自尼采——“要在自己的身上去克服时代。”处于洪流中的我们想要活得没有时代感、跳脱出时代赋予的压力和痛苦，着实很难。而如今人们所遭遇的各种心境，先前的哲学家们早就讨论了几千年，没有答案。呼兰转念一想，那就“快快乐乐地过好每一天”。
这倒也不是寻求某种“阿Q精神”。一切都在变，抓不住时代的潮起潮落，能抓住的只有自己。就像面对曾经的互联网教育事业。
脱口秀在这之中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避风港，那些没能理清、没能解决的问题，甚至愤怒的情绪，可以说破无毒，一笑置之。“疯了”的呼兰始终没有人看到。
他甚至觉得，拿起麦克风是一种挺自私的举动，躲在段子和包袱背后宣泄自己的情绪和想法。而眼下，正是这种宣泄对准了更多观众的心境，趋同的感受又让他从“金融女魔头”之子，变成了“互联网嘴替”、“打工人嘴替”。
“嘴替”也好，“高级脱口秀”也罢，呼兰不怕外界以怎样的角度传播他、理解他、定义他，最怕的只有自己将一切“当了真”。
“这些是大家听完后戏谑的一句话。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所以会有共鸣。身为脱口秀演员，你不能自己绕进去出不来，陷入这些声音里就麻烦了。”
脚步放慢的时代，有人开始诉诸哲学，讨论现实中的困境是否皆为命数。在《圆桌派》的茶桌上，呼兰把“命”比喻为打台球，每个人都是球桌上等待被撞击的红球，不知道要去哪里，只能跟着乱撞。
窦文涛听完不解：“那为什么我们只能当球呢？为什么我们不是那个杆呢？”
呼兰又笑笑，“因为我们跳不出来。我们就在这个三维空间里，我们跳不出来。”
“你都不知道自己下一秒会在哪里、在干些什么。所以我说无常啊朋友们，能快乐一会儿是一会儿。”呼兰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