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9日，印尼苏门答腊的巴耶公务小镇上，细雨霏霏。是夜，蛰居在此的著名中国作家郁达夫正和几个华侨朋友相聚共商投资兴办的农场结束一事。末了，朋友们纷纷劝告他藏身暂避或者直接回国。
虽说此时日本已经正式宣告投降，但是由于同盟军尚未抵达，郁达夫所在的苏门答腊岛尚由日军负责维持治安，郁达夫依旧身处险地。但当时郁达夫正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不免放松了警惕；加之妻子何丽友分娩在即，他并未第一时间自我隐蔽。
而就在当晚8时几许，一位印尼青年敲开了郁达夫的家门，说是有事与之商谈。郁达夫和该青年在门口交涉了几句后便回到客厅，对他的朋友们说：“有点事情，要出去一趟。请诸位稍候，我就回来。”
当晚，郁达夫连睡衣和拖鞋也未来得及换，就随那位青年走了。在此之后，三位华侨友人在郁达夫家里等了很久，却迟迟不见郁达夫归来，最后各自回了家。次日，郁达夫的妻子刚好诞下女儿郁美兰，急需丈夫照护。她找人多方打听，竟全然没有郁达夫的下落。
自此，郁达夫便永久地失踪了……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这位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就这样彻底消失在了南洋，消失在了他毕生的反法西斯之路上。
1946年，周恩来在获悉郁达夫于苏门答腊殉难后，派遣夏衍前去新加坡了解情况。华侨领袖陈嘉庚在见到夏衍后，无不动情地告诉他：“郁达夫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日本人逮捕的侨领。”
郁达夫这份铁血丹心、以身殉国的壮烈行为很快引起了国际文学界对“郁达夫流亡疑案”的一系列广泛关注。郁达夫究竟为何人所害？为何偏巧于抗战胜利后被害？一切前因始末还要追溯到郁达夫的另一个身份——赵廉。
1938年，郁达夫应《星洲日报》之邀前往新加坡，参与协助抗日工作。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郁达夫已经是星洲华侨中的抗日领袖之一，担任许多要职，如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等。
随着日军将炮火对准新加坡，一大批文化界的名人不得不暂时撤离以保存实力。1942年2月4日凌晨，郁达夫与胡愈之、王任叔、沈兹九、邵宗汉、张楚琨等二十八人乘着一艘破旧的小电船悄悄渡过了马六甲海峡，从新加坡撤离到了苏门答腊。
几个人原本商定从爪哇取道回国，但是不久后却得来爪哇陷落的消息。计划落空后，郁达夫和同伴们决定先进入苏门答腊内地，做长期隐蔽的打算。于是几人隐姓埋名，分批乘小船至帕干巴鲁，再乘汽车前往西部的巴耶公务小镇。
为了隐蔽身份并维持这批流亡文化人的生活，郁达夫化名赵廉，胡愈之化名金子仙，几人在巴耶公务小镇上集资开办了“赵豫记”纸厂和肥皂厂。其中，郁达夫任酒厂老板，胡愈之任管账先生，王任叔任伙计。为了更好地隐蔽身份，郁达夫不仅戒了酒，还蓄起了大胡子，但是日本人还是注意到了他。
早在郁达夫从帕干巴鲁辗转到巴耶公务的路上，郁达夫就已和当地日本宪兵“照面”了。当时，郁达夫乘坐的公共汽车恰好在半路上遇到了一辆日本军车。日本军官做手势拦下了公共汽车，车上的司机和乘客害怕日本人会有暴行，纷纷惊慌欲走，只有精通日语的郁达夫听懂了日军的话，发现对方其实是在问路，于是从容地用日语指点了方向。
在陌生的土地上，日军遇到这么一位能用流利日语和他们沟通的人，显得很是高兴，走的时候甚至向郁达夫敬礼致谢。这个小插曲让小镇上的居民一度误以为郁达夫是伪装成难民的日本间谍。
郁达夫第二次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是在巴耶公务的侨长蔡承达家里。有一天，郁达夫上门拜访印尼有名的侨领蔡成达，意欲请求他帮忙找房子，却赶上了蔡成达与一个日本宪兵因言语不通激烈争执。蔡承达一见郁达夫到来，临时请他为自己翻译救了急，日本宪兵最后才满意地离开，而巴耶公务的华侨赵廉精通日语的消息也因此不胫而走。
不久后，日本宪兵部就派人来到了这位精通日语的酒厂老板的家，也不管郁达夫再三推辞，强行将其征为了“通译”。
被迫进入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部后，郁达夫在这里亲眼目睹了日军镇压华侨和印尼人的暴行，也了解了关于日本的一些内幕和机密，却始终不肯和日本人同流合污。由于同情那些惨遭日本人蹂躏的人们，身在敌营的郁达夫开始以翻译为手段，不断暗中帮助文化进步人士、华侨和印尼人。
郁达夫当了通译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派来追缉陈嘉庚的几个人给撵走了。当时，苏东的日本州长官派了一个汉奸与两个筹赈会委员前来追捕陈嘉庚，请求宪兵队的协助。汉奸不懂日语，郁达夫就翻译给日本人：“陈嘉庚已经乘船回国了，这帮家伙却来讨人!”宪兵队长听完不由得破口大骂，吓得三人抱头鼠窜。末了郁达夫还用中国话回了一句：“中国人要像个中国人的样子!”
在郁达夫担任日本传译员期间，由于日军不懂马来话，他们审问印尼人时，也是郁达夫做翻译。郁达夫利用这一点，总是在翻译时故意减轻罪证，为不少印尼人开脱；同时，每当郁达夫探悉宪兵队接到关于华侨的暗探报告，他就会暗中通知当事人，设法消弭。
在宪兵队的日子虽然不久，但是郁达夫很快摸清了宪兵部从队长到宪兵的每个人的性格和嗜好，逐渐和这班好喝酒的刽子手们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共处”关系。
也正是有了郁达夫的这种掩护，与郁达夫一同南下的另有八名同志在日本人的鼻子底下建立了秘密组织“同仁社”，用以交换消息、分析敌人动态，宣传抗日工作。
而在郁达夫为日本人担任通译的几个月内，武吉丁宜宪兵部竟没有杀害过一个中国人，偶尔有被拘禁的，也皆因郁达夫暗中相助，最后都释放了出来。在当地人和华侨圈内，“赵廉”的名气很快传了开来，人们都称“赵胡子”是一个大好人。
由于郁达夫的完美隐蔽，日本人都以为他不过是个不懂政治的普通商人，对他很少有防范，平时连一些秘密的事情也拿来与他商量。日本人的倚重让郁达夫越发忐忑不安，他深知自己掌握的秘密越多，随之而来的祸患也就越多。一日不离开宪兵队，他的处境就又危险一分。
为此，郁达夫不惜故意折磨自己，成功拿到医院开出的一张肺结核证明才巧妙脱身。为了更好地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1943年9月15日，郁达夫在当地与一名目不识丁的华侨女子何丽友结婚。婚后，郁达夫才过上了一段相对安定的生活。
直到1944年，日本的宪兵队来了一个叫做洪根培的翻译。此人是在昭南岛受过训练的特务，曾在新加坡曾听过郁达夫的抗日演讲，他随即向日本人报告了“赵廉”的真实身份。郁达夫作为著名爱国作家的身份就此暴露。
郁达夫在得知告密的消息后，立即向胡愈之报告。胡愈之劝郁达夫躲到别处，郁达夫却表示：
“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宪兵每天到酒厂来喝酒、闲谈，显然已经被监视了。我是逃不了的，索性不动声色，等事情爆发了再做打算。但你们应当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得太大。”
为了让其他同仁们能够安全撤离，郁达夫选择了留下。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写下了遗嘱，随时准备牺牲。日本人那头一面监视郁达夫，一面到北京、上海暗地核实，最终弄清了赵廉就是郁达夫。
日本人害怕郁达夫在国际军事法庭上拿出强有力的证据来指证他们的丑恶暴行，决然不肯放过郁达夫。但是由于郁达夫在日本名声很大，这件案子办不好极易出纰漏，日本人迟迟没有动手。郁达夫又平安度过了一年，直到日本投降后，兴高采烈的他本以为有机会回到祖国的怀抱，却在黎明前的夜里遭到了日本人的毒手。
1945年8月29日晚，日本人派人将郁达夫骗出家门，而郁达夫却再也没能回家……这一年，郁达夫年仅49岁。胡愈之、王任叔等人在获悉郁达夫失踪后，特地赶到巴耶公务调查郁达夫的失踪始末，种种细节最终导向郁达夫乃日军杀害。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烈士。但是至于郁达夫具体如何牺牲，在哪里牺牲，却成了一个不解的谜团。而谁也没想到，最后成功揭开郁达夫死因之谜的却是一个日本人——铃木正夫。
铃木正夫是一位研究现代文学的日本学者，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对中国文学感兴趣，因此十分尊敬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不过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铃木正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知之甚少，始终对日本人杀害郁达夫的罪行持怀疑态度。
为了求证郁达夫的被害之谜，铃木正夫前后花了二十年时间调查和研究，他与伊藤虎丸教授共同编印、出版了三大册《郁达夫资料》，多次前往新加坡、印尼等地去实地调查，访问了当地与郁达夫有过接触的以原宪兵为主的日本人，直至最后发现那个下令杀害郁达夫的宪兵班长尚在人世，终于弄清了郁达夫被害的详细情况。
但是出乎铃木意料的是，当年那个宪兵班长始终不肯承认是自己下令杀害了郁达夫。最后铃木找到了他的妹妹，间接做了工作，这个已经头发花白的宪兵班长才答应说出真相，寻求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宽慰，但是他同时也一再要求：自己已经年老，来日无多，请不要公布他的名字。
1985年9月，在郁达夫殉难的40周年纪念日上，铃木正夫发表了《郁达夫被害真相》调查报告的最后结论：
“意外地并且非常遗憾地发现，赵廉（郁达夫当时的化名）的确是被日本宪兵所杀害。”
“死亡的时间就是在1945年8月29日失踪的当晚，在苏门答腊巴爷公务荒郊的黑夜。不是用凶器，而是用日本宪兵的手，紧紧扼死…….”
铃木正夫在富阳的讲台上宣布这个消息后，全场震动。会上的几百名作家、学者无不悲欣交集，郁达夫的子女们更是为之动容。大抵是冥冥之中的因果轮回，这桩日本人难以启齿的公案，最终由另一个“知耻”的日本人揭开了遮羞布。
“青山处处埋忠骨，马革何须裹尸还”，如今郁达夫的遗骨已无处可寻，只愿从真相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刻起，他的灵魂能在宽厚的神舟大地上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