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19日，在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敌军激战4个昼夜，伤亡惨重，却仍旧夺取不了上甘岭西侧的597.9高地。关键时刻，第十五军第135团2营6连通信员黄继光挺身而出，消灭了敌人的中心火力点。
在这个过程中，21岁的黄继光用胸膛挡住敌人的枪口，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而在打这场仗之前，黄继光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临出发之前，他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三件贴身物全部留了下来。
第一件物品是黄继光母亲从老家为他寄来的信，信上提到：“继光，你在朝鲜最前线立功了没有？立的是大功还是小功？”
第二件物品是黄继光的入党通知书。由于黄继光识字不多，这封申请书是连文化教员小刘帮他写的，内容不长，却字字铿锵：“连长、指导员，相信我，我要保卫祖国消灭更多的敌人，我申请要在战斗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申请人黄继光。”
第三件物品是一个小红布袋和一条小手绢，这是当时祖国赴朝慰问团给志愿军战士们送去的纪念品。
黄继光将这些东西全部装进了小红布袋交给指导员保管，临行前他还特意留下话：“如果牺牲了，就写封信告诉我妈，她的儿子是在什么地方牺牲的，让她知道她儿子没有辜负她的希望和祖国的希望！”
这句临行前的“遗言”最终让黄继光在上甘岭战役中以最悲壮的方式画上了一个惊叹号。这一瞬间也将黄继光定格为课本中永垂不朽的英烈，但是关于他义无反顾牺牲背后的动人细节却鲜为人知。
01
1931年1月8日，黄继光出生在四川省中江县一个叫做发财垭的小山村。此地名为“发财垭”，但是这里的村民们却一个个破落穷困，常年吃不饱饭。
黄家世代务农，一家人平日里就指着祖上的几亩薄田度日。由于黄继光的大哥体弱，常年患病，二哥先天又是个哑巴，两个不健康的孩子早已耗尽了家里的积蓄。黄继光的出生，无疑让本就困顿的家庭雪上加霜。
这样的苦日子熬了一年，黄继光的四弟又出生了。这一年四川大旱，到处都在闹饥荒，自家的土地根本养活不起六口人，父亲黄德仲只好到地主家里做长工。
可是，无论黄德仲如何吃苦耐劳，地主总要想方设法克扣他的劳动成果。一年辛苦到头，交完税租，已经剩不下几斗粮食，一家人照样吃了上顿没下顿。
无奈之下，黄德仲向地主李积成借了一担油和一担面粉，想通过炸米糕卖点钱维持一家人生计。可李积成是个专门放高利贷的，狮子大开口，要求借一担油还四担。
次年春天，由于生意做砸，黄德仲不仅还不上四担油，还积劳成疾病倒了。李积成便趁机夺了黄家的几亩地，还派一伙人上门吃喝抢砸，本就病重的黄德仲一气之下撒手人寰。大儿子也在不久后因病夭折。
这一年，黄继光只有12岁，还没有家里的灶台高，但他已能娴熟地帮助母亲下地干活、分担家务。为了替父还债，他去地主家当了年纪最小的长工。期间，黄继光洗衣做饭、放牛打杂，不仅饱受压榨，还常常要挨打受饿。
17岁那年，黄继光失手打死了甲长家的恶犬，甲长强逼他背死狗游乡示众，并为狗守灵。悲苦而荒唐的童年遭际给黄继光的人格造成了莫大的侮辱，也更添了他对旧社会的痛恨。
也正因如此，1951年3月，当中江县征集志愿军新兵的消息传来后，黄继光第一个前往报名。他深爱着现在这个没有压迫，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祖国，时刻渴望为国效力。
然而，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已经20岁的黄继光还是因为身材矮小，被征兵干部拒之门外，但这并不能打击他想要当兵报国的热情。在几次三番的软磨硬泡之下，营长也被这个小个子的执着打动，将其破格录取。
02
1951年7月1日夜，黄继光告别母亲和家人，跟随部队跨过鸭绿江，到达朝鲜前线。在这里，他被安排进入第15军135团2营6连，正式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
在新兵训练营里，黄继光虽然个子小，年纪不大，但是脑子灵活，身体素质出众，什么东西都是一学就会。部队分派下来任务后，黄继光表现积极，不仅总是提前完成规定任务，还时时帮助其他战友。
连长万福来十分器重这个优秀的新兵，安排他担任了自己的通讯员。通讯员的工作往往是在枪林弹雨里传递命令，九死一生，但是黄继光依旧多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还立下了三等功，他兴奋地将这个消息写进家书，第一个告诉母亲。
1952年8月，师电影队到基层连队慰问演出，播放了苏联电影《普通一兵》。电影讲述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红军战士马特洛索夫为了部队取得胜利，用身体堵住敌人从碉堡里射出的子弹，悲壮献身的故事。
战友李继德后来回忆，在当天看完电影回营部的路上，黄继光就曾对他说：“一个人死能救那么多人，能打胜仗，要是搁着我，我也这么干！”
而就在两个月以后，在上甘岭战役中，黄继光一语成谶——他成了中国的马特洛索夫。
1952年10月14日清晨，在“联合国军”300余门大炮、27辆坦克和40余架飞机的狂轰猛炸之下，上甘岭战役打响，此役被“联合国军”称之为“摊牌作战”。敌军意在夺取铁原、平康、金化之间的铁三角地带。
当时，铁原、金化已被敌军控制，只有金化北面的五圣山还控制在志愿军手里。山上一东一西的两个高地，是我军向南楔入"联合国军"阵地的两颗钉子。敌军想要攻取五圣山，就必先攻取 597.9 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
志愿军为了守住这两个山头，和敌人展开了惨烈的斗争。19日晚，黄继光所在的135团6连在597.9高地上与敌人展开厮杀。他们打算从山梁末端发起进攻，却进入了敌人的弹雨覆盖范围。
6连只进不退，死战了几个小时，先后拿下了6号、4号阵地，但却损失惨重。等到要打“硬茬子”0号阵地的时候，整个6连，算上营参谋长张广生，总共仅剩16个人。而师部那边已经下达了死命令：
“八连已经攻上主峰阵地，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掉0号阵地。否则，天一亮敌人就会以此为依托向我反扑，你们将腹背受敌。要坚决打掉它！”
03
当时，敌人在山上用沙包修了三个简易的地堡，里头藏着机枪，两边是沟，形成了一道封锁线。如果要想夺回这个阵地，必须走这条封锁线，炸掉这个暗堡。
连长和参谋长最后一致决定将剩下的9名战士分成了三组、每组三人前去爆破暗堡。但是随着9名同志全部牺牲，暗堡还是没能炸掉，连长万福来急眼了。他和指导员冯玉庆一起向参谋长张广生请战。
还没等张广生答应，隐蔽在他们身后的黄继光爬了起来说：“参谋长，让我上吧！”同时，6连的通信员肖登良和发报员吴三羊也主动请战。
这三个战士是同一批的四川兵，军事素质出众，是执行爆破任务最合适的人选——其实也没得选了，六连只剩这三名战士。随后，连长当即任命黄继光为六连六班班长，由他带着肖登良和吴三羊去执行最后的爆破任务。
在一片枪林弹雨中，三人相互配合，交替掩护着前行。“轰轰”两声，黄继光和肖登良分别炸掉了敌人在东西两侧的地堡，负责掩护的吴三羊却不幸中弹牺牲。紧接着，肖登良为了掩护黄继光也在弹雨中倒下了。
此时黄继光抓住最后的间隙，向前猛冲，却连中数弹，在血泊中晕了过去。就在指导员冯玉庆以为爆破失败，打算孤注一掷之际，他在敌人的照明弹之下，看到了地上浑身是血的黄继光正艰难地向地堡挪动身体。
直到爬到距地堡四五米的地方，黄继光再一次挺身站立，投出了他最后一个手雷，敌机枪不响了。随着手雷炸起的硝烟，连长和指导员带着战士们跃出工事，呐喊着发起冲锋。可是冲至山梁中途，地堡里的机枪又再次狂叫起来，连队被压制在空旷无凭的山坡上，处境险恶。
千钧一发之际，指导员冯义庆竟看到拖着一条断腿的黄继光一手撑着地面，猛地站起身来扑向了敌人的枪口。机枪沉闷地响了两声过后，彻底哑了。后面的战士们借着这个当口一举冲上阵地，杀敌1200 余名，有力地配合了8连夺取主峰的战斗。
黄继光用自己的身体为战友赢得了宝贵的冲锋时间和空间。
04
上甘岭战役一直从10月14日打到了11月25日结束，历时43天。黄继光是在10月19 日晚上牺牲的，由于战斗双方一直处于激烈的拉锯战，黄继光的遗体一直送不下来。一直到他牺牲四天之后，他的遗体才在战友的掩护之下被几个卫生员舍命夺回，送到了后方的师卫生所。
当时，卫生所的女卫生员王清珍、官义芝、何成君、张向珍四人接受了收殓英雄遗体的任务。由于朝鲜的冬天很冷，最低气温达到零下40℃，黄继光的遗体被送下来的时候完全像从冷库里搬出来似的。
据这几个卫生员回忆，黄继光当时两手高高举起，还保持着趴在地堡上堵抢眼的姿势。他左肩挎着黄挎包，右肩挎着弹孔斑斑的水壶和手电筒，胸腔已经被子弹打烂，弹洞像蜂窝似的。肌肉也被子弹打得翻了出来，形成一个很大的血洞，后背脊骨和大腿全部断了。
由于血液凝固的时间过长，黄继光衣服上的鲜血早已干了，血衣紧紧黏在身上根本无法脱掉。在场的卫生员们见此泣不成声，她们先将烈士脸上的血迹洗净，再用温水把血衣浸软，使衣服离开皮肤。
之后，王清珍再用剪刀将衣服一块块地剪开，用热水浸湿后才慢慢撕下来。当时，最难的要数给黄继光的遗体穿上新军服。由于他高举的手臂完全僵硬，怎么都放不下来，卫生员们急得不知所措。
几个男同志见此情形，找来了四五个小汽油桶，用铁丝吊着烧水，然后再用烫热的毛巾昼夜不断地敷了三天，遗体终于软和下来，四肢也能动了，它们才给黄继光穿上崭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
1953年3月，黄继光遗体运回国内，安葬在沈阳市志愿军烈士陵园，并于同年被追记特等功一次，授予“特级英雄”称号。
远在家乡的母亲邓芝芳在得知儿子牺牲前线的消息后，一下子坐在了地上。就在这不久前，她还收到了儿子请战友代笔的家书：“儿子有决心在战斗中为人民服务，不立功不下战场。”
邓芳芝没有想到，儿子真的就没能走下战场。
1953年4月，邓芳芝作为代表出席全国妇女大会，毛主席亲自接见了她，握着她的手说：“黄妈妈你好哦，多亏你把黄继光教育得好，教育他为人民服务。”
邓芳芝激动地说：“是主席教育得好，培养得好！”
在这次见面之后，毛主席又分别在1955年，1960年分两次再次邀请了邓芳芝到中南海的家里做客。据说，邓芳芝是唯一一个受到如此待遇的母亲。
在这三次会面中，邓芳芝的脸上总是带着谦逊、感谢的笑容，即使提到在战场上牺牲的儿子，她也并不露出伤心的样子。对此，邓芳芝说：
后来，邓芳芝还写信给毛主席说：“光儿光荣牺牲之后……大家亲切地喊我'黄妈妈'。大家都说愿做我的儿女，请我到他们工厂、机关、学校、乡村去耍……”
直到1965年，邓芳芝参加中国人民赴朝访问团，第一次去到了儿子生前英勇战斗的地方。13年过去了，这一次，这个已经两鬓斑白的七旬母亲，终于抑制不住对儿子的思念，大哭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