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襟带江河、地貌多样，是中华文明生长的沃土。层层叠叠的地下遗存，串联起从远古人类生息、聚落成型，到早期文明破土、王朝礼乐赓续的漫长历程。

　　10月21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种建荣做客广东省博物馆，带来“中国的陕西时空刻度——陕西考古实证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主题讲座，以陕西的考古实证，串联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展现中华文明的壮丽图景与连续发展的独特魅力。

　　百万年人类史：古人类遗存刷新认知边界

　　讲座伊始，种建荣先从地理位置出发，让观众对陕西的文化遗产禀赋有着清晰全面的初步认识。

　　“陝西纵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河流众多，孕育生命万物，也天然利于四方交流。”种建荣将陕西的文化遗产资源特点总结为“完整性、丰富性、至高性”，“陕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最重要的古文明中心和古人心目中最具控制力的天下中心，中国古代的高光时刻有不少都在这里发生。”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对考古人来说，便是用旧石器时代考古来回应这些疑问，而陕西正是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的核心地带。截至目前，陕西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共计700余处，占全国六分之一。遗址主要分布在秦岭地区，南流黄河西岸及支流区域，年代从115万年到1.5万年。

　　种建荣分别列举了几处刷新人类对古文明认知边界的代表性遗址。1963至1964年间，蓝田陈家窝、公王岭相继出土古人类下颌骨与头骨化石，即“陈家窝蓝田人”“公王岭蓝田人”。古地磁测年表明，二者分别生活在65万年前、115万年前，公王岭头骨更是东北亚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古人类头骨化石。

　　一万年文化史：从老官台到仰韶，聚落逐步兴盛

　　距今约一万年至八千年前，陕西大地曾是一片文化空白，既无出土器物，也不见先民遗存。

　　“我们正在努力填补这段空白”，种建荣说。直到八千年前左右，渭南老官台文化兴起。这一早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史前文化遗存，以三足器和圜底陶器为基本特征，其陶器构成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颇为相似，因而被视为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重要线索。

　　随着气候转暖变湿，农业迎来大发展，陕西进入文明大步跃进的仰韶时代。在地图上已发掘出的密集遗址点中，杨官寨遗址尤为重要。

　　杨官寨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是关中地区仰韶中晚期中心性聚落之一。遗址内功能分区清晰，防卫设施完备，已呈现早期城邑的雏形，代表了仰韶文化鼎盛时期聚落规划管理的最高水平，标志着早期文明发展的高度。

　　五千年文明史：从石峁到周秦汉唐，见证文明高光

　　而在关中河套地区，距今4800-3800年的龙山时代，礼制初现、国家诞生。龙山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当属石峁遗址。

　　种建荣表示：“石峁遗址是国内外公认的早期国家，它以气势恢宏的石砌城垣为突出特征，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文物，是距今4000年前后东亚地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的都邑性城址。”

　　在文明起源阶段，陕西至少有石峁、芦山峁、客省庄三大文化圈，发展至晚期均进入夏代范畴。

　　及至商代，陕西的文化呈现出“三秦大地决然分明”的格局：西安及周边地区的老牛坡文化属庄重典雅的商文化；陕南的宝山文化则与重庆的巴蜀文化有交流；陕北地区则发现有晚商王朝北部方国代表的李家崖文化。

　　在种建荣看来，商文明尚属中国文明的胚胎阶段，周代则不仅是“关中”这一文化概念的形成时期，更是中国文明核心的形成时代。数十年考古求索，周原与丰镐王都风貌日渐清晰，富平长春遗址等贵族采邑或封国遗址的揭示，让今人得以管窥周代国家治理体系。

　　秦汉考古也蔚为大观。魏家崖、栎阳城、咸阳城等遗址为明晰都城功能布局提供实证；下站遗址展示古代祭祀制度与传统礼制；秦东陵、小堡子墓地、郑国渠首、杜城等遗址分属陵寝、陵邑、水利与手工业考古，为认识秦汉时期的丧葬礼制、陵邑制度、水利与手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汉长安城是第一个成建制的都城，唐代长安则“汇通世界”。种建荣介绍，“隋唐长安城考古，这几年取得了大突破。”布政坊、通义坊、安乐坊等区域发掘与高等级唐墓相继出土，汇聚唐代政治、历史、文化、葬俗考古新证。

　　宋代则是陕西命运的分水岭，它告别了帝都身份，成为边疆重镇。但宋元明清时期，陕西仍有磁州窑遗址、秦王墓等重要考古发现。

　　种建荣总结：“周人实现文化认同，秦人实现制度认同，汉人实现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唐代汇通世界。周秦汉唐，就是我们中国的高光时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陕西考古实证了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壮丽图景与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