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演唱会制作人周佑洋：一场演唱会如何打造？｜着调专访|演唱会|新写的旧歌|五月天

　　漆黑的舞台中央，一束简单的光打在李宗盛的身上，他唱起描写父子关系的《新写的旧歌》，身后的屏幕切换着他父亲年轻时的旧照。台下这场演唱会的制作人周佑洋，想起了自己去世的父亲。即使已经主导过数百场大型演唱会的制作，他还是轻易地被这一幕触动泛泪。“演唱会的魅力就是会把你带入到歌者的情境中去。”

　　周佑洋是必应创造的执行长，同时也是李宗盛、五月天、林俊杰、刘若英、薛之谦等知名艺人演唱会的制作人，从事

　　演唱会制作超过20年，因被五月天称作“洋公”而有了为人熟知的“江湖名号”。

　　必应创造原本是五月天所属相信音乐旗下的演唱会制作部门，2014年在周佑洋的带领下自立门户，还与演唱会制作链条上不同环节的4家公司做垂直整合，最终成为了台湾规模最大的演唱会制作公司，并在2018年挂牌上市，成为演唱会制作业界少有的上市公司。成立近十年，必应创造已承接上万场大大小小的活动，全世界平均每一天都有必应创造参与的演出。

　　接受着调独家专访的前一天，周佑洋和他的团队顺利完成林俊杰“JJ20”演唱会，两场演出都幸运地躲过了广州密集的暴雨天气。不久前，他们还凭借薛之谦、刘若英、周汤豪等艺人的演唱会，接连获得缪斯设计奖等国际性设计大奖。带着愉悦的心情，周佑洋开始了与着调的对话，详解演唱会幕后制作，和他自己的故事。

　　必应创造执行长周佑洋，从事演唱会制作超过20年。

　　演唱会制作人：

　　是“翻译机”，也是“指挥官”

　　周佑洋介绍，每个国家或地区对演唱会的运作不完全相同，以必应创造和台湾地区对演唱会运作的系统来说，演唱会制作人即为总导演，制作人下面设有若干位分管演唱会不同区块的执行制作人及技术总监，相当于制作人的“延伸”。

　　执行制作人负责的区块当中，最多可以包含了音乐、灯光、舞蹈、舞台、镭射、道具等等各类设计；技术总监则包含了所有硬件如何实现、现场操作以及工程搭建人员。如果加上乐手、舞蹈员等表演团队、拍摄团队及行政部门，每场演唱会仅制作团队就可以达到上百人。“只要是跟观众看得到、听得到、感受得到有关的，都属于制作人需要考虑到的部分。”

　　在周佑洋看来，演唱会制作人最重要的特质就是组织与沟通，“你不一定要有专业的技术知识，但你一定是最理解演唱会概念和每段节目要呈现什么的人，你还要能够理解现场每个人存在的价值和运转的原理，然后你要变成一台‘翻译机’，把这个概念翻译成各个工种都能理解的语言，确保所有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而在演唱会进行的过程中，制作人就是发号施令的“指挥官”，对整个团队“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发出指令，确保流程的准确性与安全性。

　　概念构思：

　　“骨头”首先要长对

　　概念构思通常是最耗费时间的环节。

　　周佑洋经手的演唱会制作流程，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环节：

　　概念构思，制作团队和艺人、经纪公司共同讨论出这场演唱会想要传达的核心是什么；概念延伸，根据概念编排曲目、舞台及各段节目可能的形态；制作执行，每段节目都涉及到音乐总监编曲、视觉人员制作内容，可能还会有机关道具的定制等等；虚拟彩排，在电脑上模拟机械、灯光、视觉等设计的运作效果，这一环节会达到实际舞台效果的六至七成，有助于发现问题及时进行调整；最后是实际的搭台彩排及正式演出。

　　其中，概念构思通常是最耗费时间的环节，周佑洋将它比喻为一个人的骨头。“这根骨头长对了，肉身长出来就不会差太多，接下来在制作执行上虽然也花时间，但构思的时间就节省了。”

周佑洋说五月天每次的制作会议基本都长达12至16个小时。

　　周佑洋合作过的艺人，基本上都会从概念构思开始，参与到所有的制作环节。他笑说每个艺人都“难搞”，“只要能够开演唱会的艺人，就没有一个是好搞的。”五月天每次的制作会议基本都长达12至16个小时；刘若英正在进行的“飞行日”巡演，当初光是“飞行日”这个主题概念，就花了快两个月的时间才讨论出来。

　　周佑洋与五月天的合作基本形成了固定的工作方式——新专辑和新巡演同步开始构思主题概念，两边的想法相互影响，最后形成同一个概念，五月天再据此创作新歌，“这样写出来的歌，既符合专辑，也很符合这个演唱会。”

　　刘若英的“飞行日”巡演单是主题就花了快两个月的时间才讨论出来。

　　而刘若英“飞行日”巡演则属于另一种情况。演唱会构思于2019年下半年，彼时刘若英没有发新专辑的计划，于是周佑洋和团队花费大量的时间，从她想要表达的事情，以及身兼歌手、演员、母亲等多元身份当中，慢慢找到可以聚焦的主题概念。

毛不易的 “幼鸟指南”演唱会，则是在新专辑概念的基础上构思。

　　还有一种情况则像毛不易“幼鸟指南”演唱会，先有成型的同名新专辑，再在新专辑概念的基础上构思演唱会。“新专辑概念一定已经在前面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构思，所以当我们再去构思演唱会的时候，有了这个基础就不会跑掉。”

　　在那些漫长而脑力密集的制作会议当中，每个新提出的想法都会不断被辩论、被打击，极少有一提出就被采纳的创意，因为“大家都很贪心”。“这个创意不错，大家就会再来想有没有更厉害的，直到想到外太空去，发现都无法实现了，我们才会回过头来捡最初的想法。”

　　薛之谦在“天外来物”演唱会上走钢丝的设计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才可以实现。

　　有的想法，即使在一开始看上去不太可能实现，但在歌手强烈愿望的驱动之下，周佑洋和团队还是想方设法，最终让“天马行空”完美落地。薛之谦“天外来物”演唱会有一幕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穿一袭火红，一边唱歌一边走在高空钢丝上，身后是在密雨和雷暴笼罩之中，上下颠倒的清冷城市。周佑洋说，这个创意起源于一个有趣的误会，在概念延伸阶段，同事找到一张城市上下颠倒的参考图，原本只是希望向薛之谦示意背景屏幕的感觉。但恰巧在那张图上，有个人撑着伞走在一条细线上，让薛之谦误以为制作团队想让他走钢丝，他倍感兴奋地问：“可以吗？我可以真的就像这样子走在那个钢丝上吗？”于是周佑洋和团队想了各种办法，才实现了现在观众看到的这一幕。

　　要实现这个创意，搭建就要多花一天的时间，用于专门加固走钢丝的设备，更重要的是艺人的安全存在风险，周佑洋开玩笑说，所以在巡演过程中，一直在考虑删去这个创意。“但艺人自己觉得效果很好，大家也一起在克服各种问题，所以这个创意得以保留到现在。”

　　制作执行：

　　跟安全有关的状况都会“冒冷汗”

　　除了前期的概念构思，有时演唱会到了制作执行的环节，依然还要在构思上花费大量时间。周佑洋以薛之谦“天外来物”巡演为例，演唱会讲述的是外星人来到地球的故事，在歌与歌之间，薛之谦要跟“星际总部”进行对话，对话内容经过精心的设计，不仅要跟观众互动或介绍歌曲，还包含了服务于主题概念的故事情节，并且需要根据每一站城市替换部分的讲话内容。为了实现这个构思，薛之谦每站都参与了台词的设计，“曾经跟制作团队对台词，花费好几天的时间直至天亮。”

　　演唱会进行的过程中，制作人是发号施令的“指挥官”，当突发事件发生时，他还要决定接下来应该如何应对。周佑洋过往的演唱会经历中，所有跟安全有关的意外状况都会让他“冒冷汗”，升降台故障、雨天带来的漏电隐患，包括五月天、S.H.E在内的很多艺人都曾在演唱会遇到过类似的突发状况。

　　周佑洋想起自己第一次参与的体育场级别演唱会，那是在2001年，五月天举办“你要去哪里”暂别乐坛演唱会。那天一直在下雨，“东西就一直坏掉”，周佑洋一直在处理“所有下雨带来的问题”，“很多先前设计的东西，到了现场不一定会照着你的想象去发生。”可是在那个当下，初出茅庐的周佑洋还是觉得做演唱会“的确是一个很棒的工作”，台上的乐团将要暂别，现场观众和工作人员都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再回来，台上和台下共同拥有的感动，那种饱满的情绪，周佑洋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多年以后，周佑洋和他带领的必应创造，跟五月天一起，缔造了一场又一场足以令乐迷长久铭记的经典演唱会。今年5月底至6月初，五月天第七次登上鸟巢开唱，不仅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鸟巢开唱纪录，更首开先例地接连带来“好好好想见到你”与“诺亚方舟10周年进化复刻版”双主题演唱会。

　　周佑洋透露，连开双主题演唱会的想法首先由经纪公司提出，希望将五月天在疫情期间没能带来大陆的两个主题演唱会，一起带到鸟巢。“双主题演唱会在舞台配置上只有部分的调整，视觉、灯光、曲目上有不一样的东西，但整体执行的过程并不算太复杂。”相比起2012年第一次踏足鸟巢的兴奋和紧张，今年同样第七次去到鸟巢的周佑洋显然已能够从容应对。

　　入行机缘：

　　从休学的工程“小弟”到上市公司执行长

　　时间倒退回上世纪80年代，因为女朋友喜欢迈克尔·杰克逊，正在念专科的周佑洋用努力存了很久的钱，抢到了两张迈克尔·杰克逊第一次到台湾开演唱会的门票。“原来这么多人在一个场地里看演出，是这么特别的体验。”那是周佑洋第一次对“演唱会”有了概念。

　　后来，他开始积极参与举办学校的校庆演唱会、舞会等活动，从无到有的筹办过程在他看来十分有趣，便逐渐萌生了往演唱会行业靠近的念头。

　　但那个年代的台湾，不存在真正的演唱会行业，彼时还是学生的周佑洋，先从灯光音响公司的工程“小弟”开始做起，一天跑多场活动，设备搬运、搭建、操控什么都要做，最累的时候曾试过凌晨开着车，在等红灯时睡着。

　　然而慢慢地，周佑洋发现，“做工程都是处于行业的后端，人家已经设计完了，你才能够接触到。”那个年代，属于演唱会前端的策划和设计，大多归属于唱片公司企划人员的工作内容，于是他开始留意唱片公司的工作机会。

　　待过几家不同的唱片公司，接触到小场子演出的制作之后，周佑洋等到了进入滚石唱片工作的机会。彼时滚石已经不缺乏做演出、办活动的人，他们要招聘的是电台宣传。尽管跟自己的志向不太相符，“但那毕竟是滚石，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去！”1999年，周佑洋进入滚石工作。也是在这一年，他认识了五月天，并成为他们第一张专辑的宣传人员。

　　几年后，滚石的同事自己出去创办制作公司，邀请周佑洋加入，他才真正开始了演唱会制作的专职工作。“因为我做过后端的灯光音响，也待过前端的唱片公司，所以当我开始从事演唱会制作的时候，我能够很好地理解两端的情况，就能做出同时符合前端想象和后端执行的状态。”

　　周佑洋刚开始做演唱会的那十年，身为公务员的父母不理解他，一直希望他可以找份稳定的工作。直到十年之后，他邀请父母到电影院，看他制作的五月天演唱会的幕后纪录片，父母才第一次明白了他的工作。周佑洋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演唱会制作行业，他希望将来必应创造能够成为一家，年轻人说出名字就能让家人放心的公司。

　　采访的尾声，周佑洋回想起小时候，成天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被父母骂。再长大一些，他无心听课，每天上学先去图书馆借两本书，“什么书都可以”，上课的时候就把两本书看完，就这样看了快三年。后来，他因为在学校“不务正业”地办活动太过频繁，加上对本专业不感兴趣，被老师约谈后决定休学，全身心地追求他的“演唱会梦”。

　　当被问到是否曾对当年休学的决定后悔过，周佑洋说，“我比较不会回头看，人生是一条单行道，你没有办法后悔什么事情，就是一直往前。”

　　着调 × 周佑洋

　　演唱会制作是自己跟自己“卷”

周佑洋在办公室接受着调的独家专访。

　　着调：今年五月天的“好好好想见到你”巡演深圳站在大陆首开“大船”，这是如何实现的？有“五迷”提出质疑，“大船”应该属于“诺亚方舟”主题演唱会，并不符合“好好好想见到你”的主题概念，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佑洋：这艘“大船”是去年在台湾做“诺亚方舟”复刻版演唱会的时候做的，之后巡演再运到演出城市拼装。其实我们每站都会送批“大船”，但要看当地的审批结果，应该还有一些城市能实现，但我不能保证。

　　去年我们在台湾完成“好好好想见到你”演唱会之后，又复刻了10年前的“诺亚方舟”演唱会。后者出现的这艘船代表希望，可以让五月天去抚慰人心、给予力量，这个同时也是前者当初构思的原意，所以两者概念的基底是一脉相承的。

　　好像是周杰伦讲过，他说现在不管他写的新歌再好听，都没有办法取代听众的生命里，曾经陪伴他度过某一时刻的那首歌。我可以理解“五迷”对“诺亚方舟”的情怀，“诺亚方舟”在他人生的那个阶段陪伴过他，所以这艘船出现在新主题里，他可能不再是那个时候的心情。但我们的想法是，这艘船是全新的，在一脉相承的新主题里，我们应该再出发，迎接更美好的世界。

　　这艘大船在巡演时会运到演出城市拼装。

　　着调：今年大陆演唱会市场全面爆发，与疫情之前到大陆办演唱会相比，你有观察或感受到哪些不同？观众的口味有变得更“刁钻”吗？

　　周佑洋：观众其实还是一样，演唱会对他们来说就是enjoy一个晚上。但因为自媒体比前几年要发达很多，所以观众对自身权益的保护，会比以前更加容易被看见。以前你觉得演唱会不好，可能没什么管道可以讲，现在观众的投诉会比较容易被看见。

　　行业来讲，七八月之前大家可能还是处于“报复性消费”的状态，基本上只要有做演唱会，票房应该都没有太差。但我觉得到了八九月之后，这个状况就会恢复正常，尤其是一线歌手都开始巡演，一定会有所谓的“排挤效应”，我的钱只有这么多，我一定是挑一个最想看的。

　　着调：从你自己的观察或者与同行的交流来看，跟国际上的演唱会相比，你认为华语演唱会现在处于什么水平？

　　周佑洋：创意设计的部分差距比较小，实际的执行制作差距比较大。创意的发想比较快能够接轨，很多国内艺人也会找好莱坞或者欧洲的人员来做他们的演出。但在执行制作的层面，演唱会在有的国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运作体系，华语演唱会起步没有多少年，例如你可以买跟国外一样的设备，可是如何运输、如何培训技术人员这些都需要过程，很多know-how还需要时间以及形成市场之后的逐渐演化。

　　着调：你认为演唱会制作将来还会在哪些方面“卷起来”？

　　周佑洋：我老实讲，演唱会制作很难直接因为观众而“内卷”。观众买票通常都是因为艺人，而不会因为演唱会的制作有多好而去买票。艺人想要给，我们才会被重视；如果艺人不觉得演唱会重要，那我们可能就没这么重要。所以你讲的“卷”其实不会“卷”到我，那个是艺人之间（的事），他自己觉得我要呈现什么给观众。

　　我觉得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讲，不管有没有竞争者，你一直要跟自己的上一个作品竞争，你自己要跟自己“卷”。因为你上一次都做成那样子了，然后艺人说我现在要做新巡演，你能不给他更好更新更棒的东西吗？（笑）